2002年11月：中国布阵反恐

　　恐怖袭击在世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发生。中国虽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但同样深受恐怖主义之害。面对现实和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中国开始布下应对恐怖主义的阵型

　　中国布阵反恐

　　本刊记者/唐建光

　　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大楼五楼一间办公室里，桌上玻璃板下压着两篇剪报：《中国深受恐怖主义之害》和《 中吉联手打击“东突”》。

　　由刑侦总队、治安总队、巡逻防暴总队、指挥中心调来的几名警官正在忙碌着收集整理全市各区县局、直属单位、专业公安机关及驻企业公安分局上报的反恐行动预案。

　　门上没有牌子，只是在五楼楼梯口贴着一张纸：“重庆市反恐怖协调小组办公室”。警官们清楚地记得它开始运作的时间：3月11日上午10点。然而即便在公安局内部，一些人也从未听说这个部门。

　　事实上，直到9月21日，公安部反恐怖局局长何挺在中央电视台露面，介绍“东突”活动和中国反恐情况时，绝大多数国人才第一次知道了这个机构的存在。据了解，该局至少在今年年初前已经成立，在公安部内部的序列为27局。何挺在出任反恐局局长之前，职务是刑侦局副局长，而反恐局副局长是著名国际刑法专家赵永琛。

　　在它的上面，是由高层人物领衔的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按照中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各中心城市随后也相继成立了反恐协调小组及其办公室。

　　中国正在悄然构建具有自己特色的全国性反恐体系。除了以行政区域为依托的反恐网络外，解放军、武警和公安也成立了反恐部队和专业机构，构成反恐的主力军。最近半年以来，各种规模的反恐演练和演习在各地纷纷举行。

　　“9·11”一周年前后，随着何挺及反恐局的公开亮相， 中国应对恐怖主义的天罗地网始得撩开面纱。

　　王新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副教授。他在北京工业大学读本科、硕士和博士时，专业都是爆破。

　　2001年3月16日凌晨4时16分，河北省石家庄市育才街国棉三厂宿舍15 号楼、16号楼相继发出巨响，15号楼西侧厚重的外墙被炸开一个大洞，16号楼顷刻间夷为平地；随后的45分钟之内，该市三个地点的三幢宿舍楼相继发生爆炸——108名群众在沉睡中无端丧命。

　　作为爆破专家，惨烈的场景让王新建重新认识了一个词：恐怖。此后，他成了反恐怖主义研究专家。

　　中国已不是恐怖犯罪的“免疫区”。今年年初，山东省政法工作会议传出消息，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犯罪被列为首要任务。这一战略调整显然不仅限于山东一地。可以证实的消息说，去年年底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反恐首次被列为2002年政法工作的重要任务。它传递出的信息是一个重大的政策动向：面对来自国内外的恐怖主义威胁，中国已严阵以待。

　　“东突”：头号公敌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吕其昌研究员说，中国同一小撮新疆民族分裂势力的斗争，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近十多年来，“东突”势力有明显的抬头倾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突”制造的恐怖事件是此前40年的数倍。根据国务院新闻办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

　　“9·11”之后，“东突”的活动有所收敛，但王新建博士提醒说，“东突”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显露出向世界其他地区和中国内地蔓延的苗头。

　　王新建说，在新疆的活动遭到沉重打击后，有消息表明，“东突”势力在境外举行了一系列会议，提出了发展计划和策略，扬言要组织较大规模的正规军，并将活动范围向新疆境外扩展，企图在周边诸省区建立培训基地，并在沿海和内地大城市展开恐怖游击战，制造恐怖事件，目标直指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目标。

　　“从实际情况来看，他们描绘的并不是一张白纸，一些计划正在付诸实施。”

　　今年以来已七次前往新疆的王新建称，“东突”分子得到西方、中东和中亚一些国家、组织和个人的支持，在拉登的基地组织营地接受了游击战术和恐怖战术训练，一部分人进入车臣参加了对俄军的作战或在阿富汗对美军的作战。他们拥有良好的武器装备以及一定的战术素养，潜回中国境内大肆进行破坏活动。

　　作为爆破专家，王新建从一个细节即可看出对手的危险性。“东突”分子采用的恐怖手段90%都是爆炸。他们使用的炸弹除了定时之外，还有光控和声控，而且有的“水平比较高，确实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有的手段还考住了我们公安的侦破能力。”

　　“而最难的是他们没有规律性，你不知道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谁。”虽然使用的炸药量并不大，但他们通常将攻击目标选择党政、执法部门及官员、宗教进步人士以及录像厅、集市、公共汽车等人群集中的场所，从而造成社会恐慌。这正是恐怖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

　　专家们表示，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东突”都将是中国面临的头号恐怖主义威胁。

　　“藏独”：暴力倾向值得警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主任熊一新和王新建观察到，近年来，以分裂西藏为目的“藏独”势力中，一部分人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暴力倾向，“藏青会”、“藏妇会”等达赖集团中的激进组织，极力主张开展暴力恐怖活动。他们秘密发展分裂势力，隐匿枪支弹药，试图在藏区策动骚乱，并且制造了袭击党政机关和公安机关等恐怖事件。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特约研究员胡联合博士分析说，虽然目前西藏社会稳定，但这一小撮恐怖倾向明显的“藏独”分子的影响有加强的趋势，值得警惕。

　　专家们指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里，这种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与恐怖势力相联系的趋势，将使中国边疆地区安全形势和社会治安形势面临严峻挑战。

　　国际恐怖组织：瞄准安防漏洞

　　王新建指出，90年代以来，日本的“赤军”、秘鲁的“光辉道路”、斯里兰卡分离主义组织以及拉登的“基地”组织对我国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渗透。

　　在印尼巴厘岛和菲律宾三宝颜爆炸事件后，熊一新教授等反恐专家更加担心国际恐怖主义的新趋势对中国的影响。熊一新说，过去几十年中，全球范围内的恐怖活动的主要目标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其中三分之二是针对美国。但“9·11”之后，这些国家的防恐反恐戒备大大加强，因此恐怖分子改变了策略：一是将攻击地点选择到防范较为薄弱的第三国，二是将攻击对象从政治、军事、外交等硬目标转向经济、文化、旅游等软目标，针对西方公民较为集中的区域，迂回对西方国家进行攻击。他相信，这一转移的趋势将会进一步发展。

　　最近发生的多起恐怖事件都在中国的周边。话题转到国内来，熊一新的担忧是，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五大旅游国，按世界旅游组织的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随着国际交往增加，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将涌进中国，如果防范不严，中国也可能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袭击目标。

　　邪教组织：威胁暗藏

　　李伟个人认为，“法轮功”分子最近的一些活动，如攻击因特网、通信卫星及电视转播设备等，“按国际一般的界定标准，已经属于恐怖主义范围”。但他指出，他们的行为与传统的暴力恐怖主义不同，“我称之为非暴力恐怖主义”。而通过这种非暴力行为，制造的混乱引起的恐慌效果并不逊于其他恐怖活动。

　　王新建指出，有关信息透露，“法轮功”组织中也有人提出要用爆炸等恐怖手段在内地制造混乱，因此在一些方面也出现了暴力倾向。而胡联合则认为，在现阶段，特别要警惕一些对社会不满的人被纳入法轮功的框架中，对社会构成威胁。

　　个体恐怖犯罪：危险更加逼近

　　学者们指出，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在这一特殊的过渡时期，可能会引发一些人的不满情绪，因此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分子活动的借口。 而一些个人利益引发的矛盾，也可能触发对社会的报复行为。去年石家庄“3·16”特大爆炸案、今年南京“9·14”特大投毒案，已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学者们分析，这类案件通常不具有政治目的和组织性，更多的是个体行为，因此与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他们达到的效果是“恐怖”的。熊一新教授认为，不能把这类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等量齐观，因为它是以无辜的平民作为袭击对象的，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及社会恐慌不亚于恐怖组织，具有明显的反社会性和反人类性，他称之为“个体恐怖主义”。

　　郑州市公安局局长李民庆和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委王云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在现阶段，内地城市遭遇的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更多来自于此，必须严加防范。

　　此外，一些犯罪组织，包括境内外黑社会组织和涉黑团伙，在使用其他暴力手段的同时，也会使用包括恐怖形式在内的极端手段。但王新建博士指出，与恐怖主义不同的是，这类犯罪往往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并且力求隐秘，而不是像恐怖组织那样尽可能杀伤人员、扩大影响，因此其影响相对有限。

　　李伟表示，我国面临的恐怖威胁是现实存在的，但是，我国治安形势总体是好的，不能因为中国加强反恐，就夸大我们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相对于美国等国家，我们面临的恐怖威胁程度相对较小。当然，我们不能等到恐怖活动达到严重程度时再动手。应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高楼倒塌、商场爆炸、生化袭击、劫持使馆——这些原本只能在电影大片中才能看到的镜头不断在中国各大城市上演。“如果遭遇‘9·11'” 中国已经开始非常严肃地对待这种可能性

　　反恐中国严阵以待

　　本刊记者/唐建光

　　几声巨响后，北京一座超高层建筑遭受恐怖爆炸袭击，副楼坍塌，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大批人群拥向窗口，挥舞白手帕，呼喊救命，有人耐不住烟熏火燎，纵身跳楼……

　　几乎与此同时，川流不息的地铁站内，突然飘出阵阵“毒烟”，乘客们挣扎着跑上地面，晕倒在地……

　　一辆公交车内突然发出一声爆炸声，随即车内弥漫起黄色的有毒气体，有的乘客跳下车后很快倒在地上……

　　五名恐怖分子驱车直奔某国驻华大使馆门口，打死打伤警卫人员，闯入使馆劫持了十余名外交官和使馆工作人员，威胁政府释放被关押的恐怖组织头目，并要求提供飞机出逃……

　　这是“9·11”一周年前后，北京市举行的一系列大型反恐演练的镜头。演练是为了检验北京市反恐怖组织指挥系统的运作机制、各反恐专业队伍的技战术水平及各部门处置各类突发恐怖事件的协调作战能力。

　　演习：做好最坏打算

　　在过去的一年中，特别是最近数月以来，各类公开的反恐演习、演练在国内各大城市此起彼伏，在天津、上海、广州、成都、重庆、福州、长沙等大城市，都模拟了各种原本只能在美国大片中才能看到的恐怖镜头——除了常规的劫持人质、抢劫银行、持枪袭击之外，更引人注目的是还模拟了生化袭击、攻击省政府、大楼倒塌、爆炸购物中心、袭击大型运动会、抢夺生物菌种等明显具有恐怖袭击特征的状况。所有已经出现甚而能够想象的恐怖袭击都出现在了反恐预案或演练场上。

　　有消息说，民航除花费数十亿元提升安检设备、飞机防撞系统、具有防弹防冲撞功能的特制机舱门等反恐设施外，一支由3000人组成的空中警察部队也已获准组建，以替代各航空公司的安保员。值得注意的是，在多起反劫机演习中，均出现了机组人员、安保人员在地面指挥下迷惑劫机者，制服罪犯的情节。自1990年白云机场反劫机行动失败，致使3架飞机报废、100多人死伤的事件发生后，我国在反劫机中确立的第一原则即保证乘客和飞机的安全。但在“9·11”之后，这一原则在全球都受到了挑战。人质生命第一，还是决不向恐怖分子低头，在这次莫斯科人质危机中，俄罗斯做出的选择再度向我们严肃地提出这一问题。

　　公开的消息还显示，甘肃、新疆、成都、福建驻军的特种部队也进行了反恐作战演习。

　　专家们表示，上述迹象表明，以公安、安全、武警和人民解放军为骨干力量，各个部门和各地政府紧密配合的反恐体系和反恐工作机制已然基本成形，而演练的目的，是为了检验反恐工作机制的运转和各反恐力量之间的协同，证明反恐力量已完全可以进入实战。

　　“9·11”：第一反应

　　2001年9月17日，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朱明国给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刑侦总队总队长和政委写了一封信：

　　“根据美国‘9·11’事件的教训，我市应尽快拿出反恐怖组织及目前活动的具体措施、组织结构、指挥体系、工作预案等，形成书面材料报市局党组审定。”

　　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委、反恐办主任王云生说：“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还沉浸在震惊之中，肩负着一个特大城市安危的公安局长，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如果重庆遭遇‘9·11’，我们该怎么办？”

　　曾参与国家反恐怖工作机制研究的胡联合博士表示：“9·11”之前，我国早已注意国际上恐怖主义活动的情况，并且在同“东突”恐怖势力和劫机恐怖分子的斗争中积累了相当的反恐斗争经验。“9·11”发生后，我国又根据反恐斗争的新形势，健全机制，完善法律，初步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反恐机制。

　　“9·11”两周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熊一新和王新建通过相关渠道提出了包括建立反恐机构、加强反恐国际合作、加强防范措施和加强反恐立法等在内的建议，并且提出建立中国的反恐指挥中心、反恐情报网和反恐特种部队等具体措施。同时，各职能部门和专家学者也纷纷建言。

　　中国高层决策迅速。“9·11”之后不到两个月，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和公安部反恐局相继成立。按照中央部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成立了反恐工作协调小组，并在各地公安机关成立了反恐办，组建了专业队伍，拿出了处置恐怖袭击的工作预案。

　　反恐预案未雨绸缪

　　重庆市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于今年年初成立，反恐办主任王云生称，这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应该是较早的。协调小组由市委、市政府、公安、武警和驻军领导任组长、副组长，成员包括40多个单位。

　　在此之前，重庆市公安局已经拿出了《重庆市处置恐怖及特别严重暴力犯罪活动的总体预案》。王云生说，草拟预案时最大的问题是国内各大城市均无前例可循，显示我国对处置此类事件经验极为缺乏。

　　重庆市采取的另一个对策是组建了重庆市公安局反暴力恐怖事件突击队，主要由武警总队、刑警总队、消防总队、交警总队和防暴巡逻总队及装备器材处组成。王云生透露，该突击队虽然并非常设队伍，但调集了各警种的精英，将是处置暴力恐怖事件的核心力量。

　　突击队分为现场警戒组、现场突击组、消防救援组、现场交通秩序维护组、现场取证组、现场搜索组、救护组、后勤保障组和机动组。并且列出了心理、谈判、法律专家及射击、排爆等专业人员名单，以供紧急调用。

　　事件一旦发生，市局及主城区各分局民警及武警设置的104个武装检查站将封锁各个路口，警方还将通过在各大路口、人口密集区及其他重要场所设置的监控录像进行监控。

　　另据透露，重庆还是《公安消防部队处置恐怖袭击和特大灾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确定的七个重点城市之一。这份在“9·11”事件两周后发布的预案规定，按照“确保重点、区域救援”的原则，以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为中心，将全国划分为七个救援区域。一旦出现恐怖袭击和特大灾害事故，救援区域内的各城市的消防力量将统一调度，互相驰援。

　　重庆公安部门透露，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重庆市拥有7000多幢高层建筑，数量居全国第四，而渝中半岛的高楼密度更是全国第一。在这寸土寸金之地，许多高楼的间距并未达到1：1的规定，不仅给消防带来难题，而且一旦出现倒塌，不排除出现“骨牌”效应，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重庆在反恐对策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超前动作

　　10月15日上午11时，郑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一辆车牌号为豫AA2610的浅灰色本田轿车在商业大厦附近被4名“歹徒”劫持。

　　几分钟后，两架涂有蓝色“郑州公安”标识的直升飞机从郑州市公安局防暴支队院内升空，不久后即发现被劫车辆逃跑的行踪，当即通知地面警力驾驶警用装甲车前往堵卡，同时直升机“空巡2号”已在被劫持车辆上方跟踪。

　　4名“歹徒”劫持司机弃车而逃。其中两名被防暴队员击中，另外两人逃至加油站，劫持了一名女工，并威胁引爆加油站。

　　空巡1号直升机悬停在半空中，从制高点监视着“歹徒”的动静。空巡2号直升机飞来，两名狙击手从直升机上下滑至高层建筑物楼顶，向两名“歹徒”扣动了扳机。

　　两架直升飞机的驾驶员樊辉和张继伟和盛利都曾是空军歼击机飞行员，他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7月30日飞机抵达郑州，已多次参加此类的地空配合反恐演习。警用直升机被赋予的任务包括：对犯罪分子进行跟踪、搜索和抓捕；对大规模非法集会进行掌握控制；在重大事故中掌握动态并进行现场指挥和急救；以及在空中进行动态交通指挥等。

　　配备警用直升机，郑州公安并不是第一家。此前，武汉、大连、东莞等地均开始使用“空警”，广州、深圳等地也准备加入这个行列。但郑州警方认为，拥有从飞机、飞行员到机务保障全套系统，他们是第一家。

　　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黄保卫特别强调了这两架价值千万的飞机的实战功能和威慑力：在1000米高度进行搜索跟踪时，一架直升机的威力相当于150名警力和26辆汽车。在作战时，它不仅可以机降警员，狙击手还可以在空中对目标进行攻击。因此飞机上配有狙击步枪和催泪弹等武器。郑州警方还将引进一套价值200多万元的空中电台，使直升机成为可高速移动的空中指挥中枢。目前，按照计划，只要气候条件允许，直升机每天将在郑州市区上空500米以下巡逻。

　　而警官们乐意把购买直升机归因于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局长李民庆的超前思维。据称，在今年轰动全国的郑州“1·29”银行劫案侦破中，警方进入平顶山进行搜索时，遭遇了两大困难：一是山路难行，二是通讯中断。而在另一起绑架案侦破中，警方获得了线索，却无法跟上目标汽车。装备的制约使得郑州市下了购买飞机的决心。

　　在全国警界和河南省颇具传奇色彩的李民庆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郑州市早在三四年前就开始酝酿购买警用飞机，“9·11”事件显然加速了这一进程，在那一时刻，这位公安局长的第一反应是：“‘9·11’给美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我们也必须超前准备，提前防范。”

　　与警用直升机几乎同步诞生的是郑州市公安局防暴支队，几年前，这支队伍分分合合，几起几落，于今年5月再出江湖。李民庆称，这支180人的队伍均由公安队伍中挑选的精英组成，队员更强调合作，训练的重点也强调了战术配合、城市街道搜索、基本排爆技能和心理素质等，指向明确。

　　黄保卫称，防暴支队成立以来，针对党政机关、油库油罐、水库大坝及大型商场等重点目标，都进行了专门的演练，并且制定了预案。

　　李民庆和王云生均表示，当前我国治安形势总体是好的，公安机关有能力对付任何严重暴力犯罪和恐怖犯罪。但用李民庆的话来说，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警方必须要有“超前思维”，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有消息表明，一年以来，各地公安机关和武警部队纷纷添兵买马，组建反恐队伍，有的称为防暴支队，有的由特警承担，有的直接叫反恐部队。包括直升机、警用装甲车、排爆机器人、防爆罐、防爆服、网枪和防生化装备在内的高端反恐装备陆续进入警方武器库，用王新建的话说，“要以高科技反恐”。

　　但是，王新建等一些专家也指出，一些高精尖设备动辄数百上千万，地方财力有强有弱，不少地方财政难以负担，而举行大型反恐演练也所耗不菲。

　　他还指出，反恐不是警察拿枪就能解决的。目前中国警方普遍缺乏反恐人才和经验，尤其在对付大型爆炸、生化袭击、网络攻击等方面更缺乏专业人才和装备，搜爆排爆、防生化、防毒、情报、谈判、心理等方面的专家更为缺乏。在遭遇大型突发事件时，各种反恐力量的应急反应能力和协同配合能力也有待考验。

　　专家建言反恐大略

　　虽然反恐体系已然基本成形，但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教授李健和指出，中国在应对包括恐怖事件在内的重大突发事件方面还存在四大“软肋”：一是法律上没有对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后政府各部门如何协调的全局性规定；二是缺乏政府各部门间在应急应变方面的协调机制；三是现有的医疗、救灾部门的专业人员缺乏应急应变方面的训练；四是社会的警觉性较差，民众缺乏自救、救护的意识和能力。

　　专家们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出了中国反恐的应对之策。

　　磨合反恐机制

　　胡联合博士建议说，中国必须建立适应现代条件、反应敏捷的立体作战反恐工作机制。一个良好运转的机制可以弥补不足，发挥社会主义的体制和资源优势。

　　王新建博士说，反恐涉及到人员、器材、培训、技术及法律等诸多问题，在遭到投毒、生化、劫机、劫持人质、放射等各种情况时，都需要专业知识和技术。在技术上我们应对重点要害部门和部位、重要建筑，包括标志性、历史性、文化性、宗教性建筑进行安全评估，包括遭受袭击的可能性、形式以及袭击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危险等级评估，并做好防范措施和处置预案。

　　切断恐怖分子的粮草

　　当前我国恐怖犯罪的主要方式是爆炸、枪击、劫持人质等，王新建提出，根据恐怖分子使用的武器器材及其来源，切断枪支、弹药和爆炸物等物品来源，已经非常急迫。

　　这位爆破专家举例说，从新疆的情况来看，恐怖分子使用的爆炸物绝大部分是从合法企业流散出去的。我们必须尽快修订或出台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或管理法，解决目前爆炸物品多头管理及对违法者打击力度太小等问题。

　　同时，还应解决爆炸物的安全界定问题。王新建说，我们在90年代就参加了联合国关于在爆炸物品中添加示踪剂的国际公约，但由于技术上未突破至今没有实施。他解释说，添加示踪剂的爆炸物品很容易用专业设备探测出来，爆炸后也易于找到并进行分析，有利于案件侦破。

　　他举出的另一个例子是，目前我国爆炸犯罪95%以上都使用雷管，如果把雷管来源掐断，就可能有效扼制爆炸犯罪。公安部和国防科工委从今年6月1日起要求对雷管进行编码，但目前仍有一些地方没有执行。

　　王新建还指出，“9·11”之后，中国参加国际反恐合作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切断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而在去年《刑法》修正案中也列入了资助恐怖组织和实施恐怖行为个人的罪名，有助于切断恐怖分子的粮草。但他认为，相关法规还需进一步完善，并且执法机关与商业机构的配合协调也需加强。

　　编织反恐法网

　　著名国际刑法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赵永琛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专门就反恐刑事立法条款进行了修改。我国还加入了联合国通过的12个反恐怖公约，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我们也受联合国通过的一系列反恐决议的约束，因此在惩治恐怖犯罪方面的法律已基本齐备，法律依据充分。近一年来，我国已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罪犯进行了惩处。

　　“但是，我们所缺少的是对刑法修正案有关规定的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比如什么是恐怖组织，都需要界定。

　　赵永琛还说，“9·11”之后，各方均提出制定《反恐怖法》，相关部门正在对此研究。他认为，《反恐怖法》主要应解决以下问题：一是要明确我国反恐的基本原则，规定我国反恐工作的机构及职责权限，明确规定哪些行为属于恐怖犯罪，同时还应明确我国在防范恐怖犯罪应采取的措施，使司法机关和执法部门有法可依。

　　而曾参加《刑法修正案(三)》起草建议工作的胡联合博士还提出，对网络恐怖主义和超级恐怖主义等新类型的恐怖主义均应予以逐步明确规范。他举例说，恐怖分子对军事、金融和基础网络的攻击和和普通黑客显然是不一样的。

　　国际合作：中外双赢

　　一年多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并且日渐成为世界反恐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吕其昌研究员称，在这一方面中国得分不少。

　　他分析说，“9·11”之后，美国对中国提出了三个半要求：一是要求中国在道义上支持美国反恐，“中国对安理会第1368号决议的支持是中国第一次对授权使用国际武力投赞成票”；二是进行情报合作；三是要求中国运用对巴基斯坦的影响敦促其支持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在此基础上，中国抓住了两个机遇，一是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二是借助国际反恐大潮铲除和扼制国内的恐怖主义活动。“这是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

　　而中国获取的回报包括，在确凿的事实面前，美国和联合国相继承认东突伊斯兰运动为恐怖组织。这项承认对中国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形成了有利于我国打击“东突”恐怖组织的国际舆论；对东突分子的活动空间也进行了挤压。吕其昌说，中国第二个重要得分是在中亚，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我们与中亚各国进行了广泛的反恐合作，并且与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王新建说，中吉军演可以使中国和相邻国家组成反恐联盟，也给予恐怖分子以警示：中亚不是恐怖分子的天堂。实际上，最近两年东突分子向西方国家发展，说明我们的策略已起到一定作用。

　　反恐还需治本

　　专家们同时指出，恐怖主义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社会根源，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对其坚决打击，另一方面要铲除其生存的土壤。

　　而对于中国来说，王新建和胡联合共同认为，我们首先要坚持改革，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正确处理解决好国内矛盾，包括失业和下岗职工、大学生就业、农民收入负担等问题及其他社会矛盾，避免矛盾激化，使一部分人走到对立面去。

　　另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坚持实行民族自治和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维护民族团结，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依靠各族人民，最大限度地打击极少数恐怖犯罪分子，不给任何恐怖分子和敌对势力以任何借口。

　　避免反恐扩大化

　　胡联合分析说，当前恐怖主义还不是我们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因反恐转移我们的工作重心。

　　王新建特别强调，不能夸大我们面临的恐怖威胁，要避免草木皆兵和反击过当。一方面我们要加大情报工作和对重点部位、重点人群的监控，以及对嫌疑人的侦查；但另一方面，也要吸取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教训，严格依法办事，避免在反恐中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同时应从立法和司法角度对恐怖分子和恐怖犯罪制定准确定义，依法反恐，避免反恐扩大化。

　　“东突”：新变化 新威胁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反恐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第三只眼看恐怖主义》的作者胡联合博士分析认为，“9·11”之后，“东突”分子的活动呈现出值得警惕的几个大动向：

　　第一， 企图实现政治化、打造非暴力假象。在其恐怖组织的本质被揭露之后，“东突”势力为摆脱被动局面，一方面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游说，采取分离战术，宣传恐怖活动是一些个人的反抗行动，企图与恐怖活动划清界限；同时，在一些“东突”头目已经臭名昭著的情况下，开始推出一些不为人所知的青年知识分子，试图把“东突”势力打扮成一个政治组织，宣扬所谓的“知识化、年轻化和非暴力化”，试图欺骗国际社会。

　　第二，“东突”势力加快了内部的整合，企图形成统一组织，进行长期的对抗。“东突”势力组织众多，派系林立，且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不断分分合合。“9·11”之后，一些人试图组建统一的领导机构。这也证明他们虽然暴力倾向有强有弱，但都是一体的，互相勾结，互相掩护，互相提供人员、武器、技术和资金支持，共同策划制造恐怖主义活动。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恐怖主义势力。

　　第三， 采取了“境外策划、境外指挥、境外派遣、境内实施”的策略。以前他们主要经由阿富汗和中亚国家渗透入境，现在中国根据上海合作机制与中亚国家合作，挤压了“东突”的生存空间，使他们的策略有所改变，通过不太引人注目的第三国由沿海城市入境，而且实施活动的地点不限于新疆，有转向内地的趋势。

　　第四， 要全面看待当前恐怖事件发案率下降的趋势。随着我国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全国范围内反恐形势很好，发案率降低，且很多恐怖事件被制止在萌芽状态。但应该认识到，恐怖主义事件的危害不在数量，而在影响。在国际反恐浪潮高涨的情况下，“东突”当前策略是积蓄力量，伺机东山再起。“东突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战争中被打散后，恐怖分子的力量并未被完全消灭，而是转移到中亚、西亚和西方国家，筹措资金，招募恐怖分子，囤积武器，建设新的训练基地和宗教极端主义训练班，企图与我进行长期对抗。

　　胡联合指出，无可置疑的是，“东突”分离主义是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恐怖分子不代表任何民族和宗教，是全世界各民族各宗教的共同敌人，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