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港的发展回顾

　　“天津港就是我的家”

　　在天津港务局的退休职工中，李长发可以算是港龄最长的职工之一。1941年，刚刚年满14岁的李长发，就开始在天津海河岸边的码头穿梭往来，肩扛背背，成了一名码头装卸工人。

　　地覆天翻 港口换了新颜

　　“解放前的码头工人真叫苦，每天不知要装卸多少货物，而且那点可怜的工钱还不够养活家人。脚行头子三天两头的打骂盘剥，让我们这些工人苦不堪言。天津解放后，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人民站起来的好处。所以，1952年天津新港重新开港后，我们用工作热情来报答共产党带来的好日子，把天津港当作自己家一样看待。”李长发说。

　　当时，天津港务局刚刚成立，1952年1月5日，遵照交通部“关于天津港全部工人(包括塘沽工人在内)，连同搬运公司码头办事处工作人员及其业务，全部交由天津区港务局接办”的指示，原先的码头装卸工人全部成为了港务局的职工。有着11年装卸经验的李长发成为了装卸队的队长。“当时像我这样有多年装卸经验的人也不太多，所以组织上让我带着20几个人组成第18装卸队。”

　　李长发的装卸队刚刚组建不久，10月17日，天津新港迎来了开港典礼，而开港典礼也随着一艘外籍万吨轮的停靠，正式开始。“开港典礼前，我们就接到了要迎接万吨轮卸货的任务，这是天津新港第一次有万吨轮驶入，我们心情特别激动。一是因为要开港了，二是因为从来没见过万吨轮是什么样。”“那艘万吨轮有5个仓门，我们待命的装卸队按照分工分别进各自的仓门卸货。我们队负责装卸的主要是铁轨，我们8个人一班，从码头抬到仓库，这样一刻不停地往返装卸，用了四五天才全部装卸完毕。如果是现在，这点东西根本不算什么，但那时只能依靠人海战术。”

　　10月初，塘沽新港第一期建港工程竣工。工程包括第一码头4个5000吨级泊位改造成7000吨级深水泊位；第二码头安装浮码头81米，大修了装煤机，主航道浚深至负6.5米，并进行其他工程检修，总投资1859万元，新港港口生产能力达到130万吨。即使这样，当年货物吞吐量不足74万吨。1974年货物吞吐量突破1000万吨，用了22年时间；1988年全港货物吞吐量突破2000万吨，用了14年。

　　自1993年以来，天津港生产连年上台阶，保持平均每年以千万吨级的速度递增，十年净增吞吐量一亿吨。2001年成为中国北方第一个亿吨国际大港，实现了历史性跨越。2003年吞吐量都又以年净增三千万吨的速度突破1.6亿吨、集装箱300万标准箱。位居世界港口20强之列。天津港客运服务质量体系于1997年12月成为国内首家通过国际、国内双重认证的港口。

　　条件改善 “三宗宝”成为历史

　　虽说开港的几年中，人海战术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但随着机械的不断增加，原先码头工人的一些法宝逐渐用不上了。“原来码头工人有句俗语“钩子、垫肩、破棉袄，码头工人三宗宝”，那可是过去码头搬运工不可缺少的工具。垫肩是一块破帆布，扛货物时搭在背上，防止货物(如面粉等散货)撒进脖子里；破棉袄是搬运工不论春夏秋冬不能离身的，既当衣服又当被褥。这两样在解放后很快就不用了。”

　　三宗宝里惟一被保存至今的，是一把一尺多长、保存60多年的钩子。枣木的钩把非常的光滑，把柄是一个略微凸出的木疙瘩，李长发说，这是为了防止搭货时手从柄端滑脱而作的挡头。钩子顶端是一个纯钢的钢钩，成月牙型，虽不锋利，但非常坚固。

　　“这是那会惟一的劳保用品了。在集装箱没有采用之前，许多货物都是用木箱、纸箱或者麻袋包装，每个包装有200斤左右，在码货时一个压一个。为了防止用手直接卸货时被砸伤，有经验的工人都用这个钩子把货物先拽过来，然后在扛走。同样是搬运，没有经验的人用钩子随便一钩，就把包装钩破了，货主肯定不愿意。但像我们有经验的人，只用钩子的尖端钩住包装物的其中一个角，一点不破坏包装，更不会让货物受损了。后来，码头的装卸机械多了，集装箱普遍采用了，我们这最后一宗宝只好也退休了。”

　　在天津港的港史记录中：天津港是中国内地最早开展国际集装箱运输业务的港口。1973年9月，天津港成功开辟了我国第一条国际集装箱航线。1980年，天津港建成中国内地第一个集装箱码头。从1992年至2002年，集装箱吞吐量从不足40万标准箱发展到240.8万标准箱，10年净增200万标准箱，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0%。

　　合理发明 劳模进了怀仁堂

　　1952年入党的李长发，带领18装卸队成为了港务局最能干的装卸队，而他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合影留念。每到国庆节，李长发总要拿出那次获得的奖章佩戴在胸前，对家里人说：“是党让我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码头工人，翻身做主，成为了新中国的主人，我们全家永远不能忘恩。”

　　1956年，李长发获得的全国劳动模范荣誉，并不是全靠卖力气获得的。“在开港的那几年，论干装卸活，恐怕全港没有几个人能比过我的，200公斤的货物我能扛起来就走。虽说我没文化，但我爱动脑筋，为港区提了许多合理化建议，也创造了许多小发明，解决了港口的许多困难。”

　　最令李长发老人感到自豪的，是他一种名为“盘子”的装卸工具的发明。“那时装卸杂货特别麻烦，因为都是散包装，码垛起运总有难题。20世纪50年代应季时，从天津港出口到香港的西红柿，占了装卸的很大一部分份额。当时的西红柿用小筐包装，把几十箱西红柿码在一个大网中，起重机拉起大网，吊入船舱。但大网是‘软’的，容易造成了西红柿箱倾倒而互相挤压，西红柿被挤坏的不在少数。用什么法子能解决这个难题呢，后来我想到用一个‘托盘’放在码好的西红柿包装下，上面扣好一个木笼。托盘四角有铁环，起重机的钩子搭住铁环，就可以顺利将西红柿运到船舱。后来，我的这一发明被用在了几乎所有的散货搬运上，解决了许多装卸难题。为这，局里还发给了一笔奖金呢。”

　　改造革新 “压港”不再是问题

　　在李长发的眼中，天津港度过了蹒跚迈步的创业时刻，改革开放后，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这时，李长发成了作业区的主任，手下掌管着上千人的队伍。但，此时的天津港也遇到了发展带来的问题———压港。1983年，天津市新一届领导班子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天津港的压港问题。尽管当时的吞吐能力已经达到1000多万吨，但与迅速发展的海上运输量相比，仍相差很大。最多的一天，竟有190多条船在锚地等待卸货，不算其他损失，单滞港费一项，一天就得赔偿8000多美元。

　　“加班是那时经常有的事，8个小时正常工作时间过后，所有的干部职工都要再加班两个小时，至少装卸两列火车货物，才能下班离开。那时候，码头上全是人，进进出出的景象看得人眼晕。”李长发说。

　　1984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天津聘请中国第一个友好城市外国顾问团———日本神户港湾顾问团，帮助天津港解决压港压船问题，制定紧急改造方案，规划天津港的长远发展蓝图。神户港湾局局长、顾问团团长鸟居幸雄先生带领12位成员深入码头、货场、仓库、锚地、船闸、围埝进行调研、观察、测量，召开经理座谈会，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然后进行计算、分析。4年后，顾问团为天津港改造和建设提出了“天津港紧急改造方案”和“天津港长期改造方案”。正是因为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天津港有效地解决了压港压船问题，进入长足发展阶段。目前，天津港已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300多个港口建立了贸易往来关系，每月集装箱航班300班，与日本、美国、韩国等国家的12个港口建立了友好港关系。

　　走在如今的天津港各个码头，已经看不到搬运工人手扛肩背的场景，各式运输机械的使用，既加快了运输过程，又节省了大量人力。用李长发的话说就是：“现在是人少了，而干的活却多了，效益提高了。”改革给天津港带来了活力，带来了效益。1986年8月21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到天津港视察，看到短短两年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欣欣向荣的港口面貌，高兴地讲了一句后来被人们反复引用的名言：“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块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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