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希恩：生命是最令人敬畏的神

　　2004年9月10日晚，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了庆祝教师节的大型节目"奠基中国"。节目邀请了全国数位优秀教师代表，其中，武汉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桂希恩在2004年2月28日因其"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而获得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国际最高奖"贝利·马丁"奖。

　　桂希恩，湖北武汉人，1976年至今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工作。1999年，他发现我国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有偿供血员携带艾滋病病毒，此后20余次深入艾滋病疫区为高危人群免费

检查、诊断，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004年6月1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到桂希恩教授家中和他工作的中南医院看望了桂教授和他的同事们。

　　　　我们是“偷偷摸摸”地做正大光明的事

　　记者：1999年，当您偶然听一位进修医生说起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的很多村民得了一种怪病，就对这件事进行了特别的关注。您出于什么心态要去那里管这个事呢？

　　桂希恩：是好奇心吧，或者说是职业敏感。听说一个地方莫名其妙地死了许多人，任何一个有职业道德的医生都不会无动于衷的。

　　记者：当您对从文楼村抽取来的病人血样进行检验，发现村民们感染了艾滋病时，心里是什么感觉？

　　桂希恩：很恐慌。因为当时国内对这个病还不是太熟悉，一些相关的防治措施都没有。我只知道它可能蔓延得超过我们的想像，但是你既不知道现在有多大比例的人群已经感染，也不知道它还会通过什么途径继续传播，那种感觉就好像和一个蒙面而凶残的敌人做对手。

　　记者：那时您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把问题上交，由上级部门去处置；要么亲自去做，但要面临很多压力。您选择了后者，为什么？

　　桂希恩：这有一些客观原因：在我的实验室里作出结果是不能确诊的，更准确的结果必须要作确诊试验。当时国内没有发现大规模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要作这个结论是很严肃很慎重的事情。我拿了几个血样到能作确诊的地方要他们给我做，做了六个，全是阳性。那证明我作的结果准确性是比较高的，剩下的那几个也一定都是阳性。

　　然后我去了上蔡县，向他们卫生局的人反映这个情况，我说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暑假时我就带个医疗队过来，帮助你们把这个病查一下。他们卫生局长说，你不要来，你来的话我们要干预。可是过了两三个月，他们没有任何防治的行动。

　　那几个月我前前后后地想，最后我觉得是他们不对，我做的事是对的。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那么多病人怎么能没有人管呢？于是，我就利用节假日干部都不上班的时候，带上几个学生偷偷地去了。他们说，桂教授，怎么我们做光明正大的事要搞得偷偷摸摸的？我就对他们说，对，我们就是在“偷偷摸摸”地做光明正大的事。

　　记者：您和您的学生去文楼村时，曾经出现过暴力事件，和您同去的年轻医生和学生都挨了打。作为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您不为自己的生命和身体担忧吗？

　　桂希恩 ：我给一个去世的艾滋病人的“花轿”(注：河南风俗，死人的棺材要放在一种扎着彩条的木板上抬走)拍照。那个病人的娘家亲戚——一个乡长训斥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不和当地政府打招呼，偷偷摸摸地就来了。他说着就和几个村民开始打我的学生，可能看我头发白了没打我。

　　做这些工作当然会遇到阻力，但也不是传说中的那样危险。多半是检查身份证、没收胶卷和录像带后让你走，很少打人。而当地的老乡始终对我们很好，因为我们是医生，给他们看病的。我觉得自己做的没什么不对，所以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记者：那么名誉问题呢，那个时候政府的态度不像今天这么明朗。甚至有人还认为公开艾滋病疫情会损害当地的经济，谁揭开这个盖子谁就是与政府为敌。您难道没有考虑政治上的压力吗？

　　桂希恩：我向来只看病，不管其他的，在这个方面别人说什么也就无所谓了。医生只能也必须首先对自己的病人负责。

　　记者：无论如何，防治艾滋病工作由于它各方面的难度使得一些人望而却步，因此有人说防治艾滋病事业是“孤独者的事业”。这句话您怎么看？

　　桂希恩：我很不赞同这句话。为这个事业尽力的人很多，绝对不止这几个人。光我们湖北地区就有很多。在基层有很多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很艰苦的工作条件下，冒着很大的风险，到处寻找病人，发现病人，说服病人，治疗和关心病人，这些事绝不是我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做得来的。没有这许多人的努力，我们国家艾滋病感染者的数字不会是现在这个数字，而可能会是一个很惊人的天文数字。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求索的过程

　　记者：学医是您最初的选择吗？有没有受到家庭的影响？

　　桂希恩：我的家里，父母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人是学医的。之所以选择学医可能是受了几个“大朋友”的影响。我中学时代交了几个比我大好几岁的朋友，都酷爱运动，尤其喜欢游泳。很巧他们都是学医的，所以到了上大学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时被叫做武汉医学院的同济医科大学。不过在那之前也考虑过学地质，觉得学地质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

　　记者：好像您倾向于选择一些不太轻松的行业？

　　桂希恩：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探究事物的原因，喜欢冒险。不管是学医还是学地质，都有一种探究的意味在里面，医学是探究人体的秘密，地质学是探究地球的秘密。我一直都用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话来激励自己。每一次给学生上完课都要用这句话做结束语，我说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去求索，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求索的过程。

　　记者：大学毕业后您为什么选择去了青海，而且一待就是16年？

　　桂希恩：当时国家有号召嘛，就像现在号召大学生到西部去。那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去了才知道，那里的环境真的是很艰苦。当地老百姓唱的歌里："青海好，青海好，青海山上不长草；青海好，青海好，风吹石头满地跑。"我们那个班也有很多同学留在内地，生活环境、政治待遇都不错，但是如果叫我拿青海的生活同他们交换，我不会干，艰苦的生活有时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记者：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您的身体适应吗？得到了预想中的锻炼吗？

　　桂希恩：我身体一直很不错，适应那里的生活没有问题。青海没有什么风景，但青海湖很美，可惜那里天气寒冷，当地的藏民很少有人会游泳。有一次我到邻近的治多县去看一个病人，两个县之间有一条河，化雪后涨了水，过不去了。眼看着目的地就在对面，我当即决定游过去。那条河虽然只有几十米宽，但河里都是冰冷刺骨的雪水，全仗着我那时候身体好，游泳技术也不错，硬是游过去了。第二年，因为要调查旱獭传播鼠疫的问题，我又去了那里。我一到村里，一个村民就说：“我认识你，去年你从河里游过来的。从来没有人在那条河里游过，你是第一个。”现在想起这件事我也很骄傲呢！你说我得到了锻炼没有？

　　记者：在青海的那一段生活经历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它同您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桂希恩：肯定是有关系的，没有青海的那样一段经历，绝对不会有我的今天。再说，我的夫人就是那时候同我们一起去青海的十几个人之一呢。(笑)

　　青海给我最大的收获：一个是接触了最基层的群众，跟老百姓的感情很深厚。另一个是在技术上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那时候我主要负责地方病的防治，经常一个人骑着马到处走，也作调查，也给牧民们抽血打针。青海的地方病有乌孜杆菌、绦虫病、鼠疫等，我都接触过。后来，有一次去新疆我就很有兴趣地跟当地医生讨论，我说这些病我熟。

　　关于文楼村的事，我自己觉得也很平常，好像就是我一贯工作的延续罢了。听见了不正常死亡的情况，作了些调查，给村民抽血打针，对于我来说，只是作为一个医生的本能反应。

　　我有一个同学叫黄才华，他给我的影响非常深刻。这个同学是江西人，坦率讲，他不是特别聪明，当时在同学中间也不是太突出。毕业后他一直留在青海医学院，没有回内地。几年以前，有同学来电报，说他去世了。他曾患过结肠癌，也做过手术，术后通过运动、锻炼，恢复得还不错。但一年后癌细胞转移了，病情恶化得很快。有一天，家里人发现他吃安眠药去世了。他写了一个遗嘱，说自己得了这个不治之症，也知道治不好了，不想再给社会和家庭带来负担，所以自愿结束生命，死后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后来我到青海去看了他的家属，得知他的遗体真的是在青海医学院作医学解剖用。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我当时就想，要是自己得了绝症，我也会这样做的。如果用了很多钱，又达不到多么明显的治疗效果，而这个钱给别的病人还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或者可以取得比我好的治疗效果的话，我宁愿放弃自己的治疗，献出自己的生命。

　　生命是最令人敬畏的神，我们不能本末倒置

　　记者：艾滋病算不算是不治之症呢？如果是的话，您为什么又要尽力挽救艾滋病人呢？

　　桂希恩：这个病与晚期癌症是有本质上区别的。一个月前，我去大冶的疾病控制中心，一个病人去年因感染艾滋病卧床了，通过积极治疗恢复了体力，种了几亩地的西瓜。后来我下乡再去看这个病人，他的西瓜收完了，正准备种芝麻，明年还想办个养猪场。这就说明，艾滋病人通过积极治疗，是可以把身体状况保持在一个比较满意的水平的。

　　记者：在您眼里，艾滋病人是不是更值得人们关爱的人群呢？也包括那些因吸毒和个人生活不检点而染上艾滋病的患者吗？

　　桂希恩：一般的病人只受疾病的折磨，可是艾滋病人受着疾病和社会歧视的双重折磨。对这样的病人，我们没有理由不多给他们一点关爱。至于由自身的过错而感染艾滋病的人，我只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得给他们一个改错的机会。得了这个病，相当于死刑缓期，这个时候，你还要去歧视人家，这样既不人道，也不利于社会稳定。

　　记者：为了艾滋病患者和他们的孤儿，您几乎是穷尽了自己的所有。可是，您想没想过您的付出会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因为对于庞大的感染人群，您的付出可能只是杯水车薪。

　　桂希恩：我没想过。我从来不是想好了我所付出的会对别人起多大的作用才去付出。别人需要帮助，而你恰好有这个能力，那你有什么理由不去帮助别人呢？

　　我不记得从哪里看到这句话了：“啊，我多渺小，我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我多么骄傲，我被大海所包围。"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把这句话当成我的座右铭，因为这句话让我懂得付出可以使人变"大"，当一个人舍弃了小我的"私"，他就可以变得像海洋一样博大。前几年我到海南去，在海边照了一张相片。回来后，我把这句话写在照片上面，再次提醒自己。

　　记者：您接触到的艾滋病患者中有没有青年人？甚至是大学生？

　　桂希恩：青年人肯定有，糟糕的是其中也有大学生。在武汉，我接触到的大学生患者就有两名。

　　记者：从网上的评论可以看出，您在青年人当中影响很大。作为一个长者，如果请您对青年提一个忠告，您的忠告是什么？

　　桂希恩：我想对年轻人说的是：生命对每一个人只有一次，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珍惜生命。我给大学生讲课时说过“生活就像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生命的航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战胜自己’。”现在的青年面临着许多的诱惑，其中包括会让你自己感染上艾滋病的某些诱惑，惟有战胜自己，拒绝诱惑，才能让生命活出质量，活出精彩。

　　记者：在您的谈话中，“生命”似乎是个隐性关键词，您为艾滋病防治工作所做的一切，是否出于一种对生命的敬意呢？

　　桂希恩 ：在我最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总是有人认为宣传艾滋病防治会影响经济发展。但是美国人也积极宣传艾滋病防治，他们的经济不是发展得很好吗？所以我说，生命是最重要的，如果连性命攸关的事都不去管，谈何经济？生命是最令人敬畏的神，我们不能本末倒置。文/胡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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