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五继续文化险航 太空人抗击文化帝国主义

　　立刻注册新浪免费邮箱，激活1G空间

　　当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深入到每个人思维深处的时候，单独的个体的确能做出整体划一的行为

　　杨利伟上天一年了。这是中国人骄傲的一年。一年中，杨利伟走遍大江南北，让人们分享民族复兴的豪迈。

　　而一年前却不尽然是骄傲。在中国首次载人航天成功之后的那个下午，我父亲打电话给我，一来报告航天成功的消息，二来发泄他的气愤。他的气愤来自对航天局刚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记者的提问。

　　“这些家伙太傲慢无理了！”

　　我父亲是1949年参加革命的“老解放军”、“老党员”、“老干部”。对他的抱怨，我自然非常理解。但我宁愿相信美国记者可能是在按照他们职业本分和价值观办事，大概没有刻意挑衅的意思。

　　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事实却是，处于后殖民时代的“他们”和“我们”，却是已经被分裂成帝国主义和作为帝国主义“他者”的我们这样两类完全不同的存在物。不同的存在物之间到底能否顺利地交流，这个难题在杨利伟上天后更加尖锐了。

　　不管现实是怎样产生的，我们的确是处于一种后殖民状态的世界秩序当中。这种秩序既是现实性的，更是思想性的。正因为介入深层的思想，它才真正让人战栗和恐惧，这也使宇航员的上天不再仅是一个技术和情感问题。

　　翻阅一年前的报纸，可以看到，中国载人航天成功之后,多数发达国家的发言人认为，这是一个“奇迹”。中国的报纸大幅报道这些“奇迹”的言论，并认为是世界对我们的认可。

　　如果从走出“一穷二白”状态的中国现实出发，从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线出发，“奇迹”自然是一个恰当的描述。但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奇迹发生的解释上，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根本不是他们的本意。如果是真正的“人间奇迹”，这些国家的报纸为什么偏偏大谈中国的“技术拷贝说”和“军事威胁说”呢？

　　遗憾的是，一年过去了，这样的说法并没有消除。我不认为这种不友好的行为都是出于某种“计划好的”、“整体性的”对中国的诋毁，但我却认为，当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深入到每个人思维深处的时候，单独的个体的确能做出整体划一的行为。

　　确认文化帝国主义是当前发达国家普通人的心态，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我们这些第三世界国民在文化帝国主义影响下，对自己不自觉地产生的后殖民心态的确认，则没有引起广泛重视。

　　过去一年中，一个英文词taikonaut随着杨利伟的上天而流传。记得当时电视台在直播时反复使用了这个词，还有的媒体自豪地说，这是中国宇航员上天给世界文明带来的巨大惊喜。

　　然而，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是在1997年北京的一次会议上，一位西方记者在对我的访问中提到了它。会后他在《新闻周刊》和《华盛顿邮报》上写了几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写道，在太空热中的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叫做taikonaut。

　　据我所知，“宇航员”一词在中国文化中的出现至少有多半个世纪。至少在大陆地区，从来没有用过太空人的说法。所谓“太空人”，应该是近年来中国某些特定地区(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翻译西方文献中的“astroanaut”或“space man”时产生的“新词”。

　　一个从西方辞典字转译成中文词汇被再度转译成英文，并出现在中国某些媒体的描述中，形象地刻画出一个完整的后殖民的文化过程。这并不足以如此让人兴高采烈。

　　抵抗后殖民是我们这些作为“他者”群体中的普通人所必须完成的使命，虽然这种抗争的成功还较遥远。的确有一些和我一样的人对此有着某种担心。我们都不认为杨利伟的航程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航行。它更应该是某种政治航行和文化航行。我们也许能够庆祝“神舟”5号在技术上的完全成功，但却不能说文化上已经完全占据主动。

　　事实上，“神舟”5号的航行仍在继续，而这是一次新的文化险航。文／吴岩

　　吴岩:1962年出生,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博士、副教授,著有《领导心理学》、《人事组织心理学》等专著，从事心理学、跨文化组织行为、领导科学和管理学等研究。

　　相关专题：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