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院长专访：文化外交开启中法蜜月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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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曲力秋(本刊驻北京特约记者)

　 在一个跨国文化交流不仅成为加深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的最好手段，也是推动不同国家之间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年代，文化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有赖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这样的交流中，文化使者的作用至关重要。吴建民有幸成为这样的使者，因为他参与、见证并最终促成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跨国文化交流——中法文化年。

　　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建民是幸运的。

　　文化外交开启中法蜜月时代

　　《新民周刊》：您是中法文化年的始创者，和其他国家互办文化年对中国来说还是第一次，请问当初怎么会想到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

　　吴建民：其实最早提出中法互办文化年建议的是原文化部副部长、现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2000年上半年，李源潮到法国访问时，提出双方是不是可以互办文化年，因为法国经常和其他国家互办文化年，所以如果真的要说始创者的话应该是李源潮最早向法方提出的。但当时法方还不太以为然。

　　2000年10月希拉克总统访华。在从扬州飞往北京的途中，他的顾问对我说，希拉克总统在考虑和江泽民主席会谈时提出双方互办文化年的建议，他问我怎么样。我说当然好，估计江主席会接受并且会很高兴。然后我把这个情况向上级汇报了一下，上面很赞成。10月23日，在与江泽民主席会谈时，希拉克总统正式提出这个建议，江泽民主席马上同意。

　　《新民周刊》：在您的外交生涯中，有过民间外交、官方外交的经历，为什么在推进中法关系时，特别青睐“文化外交”这种方式？

　　吴建民：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特点。我是在1998年11月6日去巴黎担任中国驻法大使的。这之前我从未在巴黎长住过，而我的前任蔡方柏大使在巴黎工作了23年，工作做得很好。所以，赴任之前我觉得压力很大，总在考虑如何能在他的基础上把工作再往前推进一步。我从日内瓦离任时，很多国家的大使请我吃饭，他们都说到了去法国要抓文化。到法国后，我拜会了一些老大使，他们也建议我要抓文化。我记得我去拜会新加坡驻法国大使时，他说你要抓文化有很多有利条件：第一，法国人重视文化。第二，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你们很有本钱。第三，希拉克总统很喜欢中国文化。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又切身感受到这种来自文化的冲击。我到法国时，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展览正在巴黎举行，使馆的“二办”孔泉告诉我，希拉克总统看这个展览看了一个半小时，看得津津有味。我觉得这个国家的文化气氛很浓，所以后来凡有重要的文化活动，我不仅是参加而且是积极参与，并且在法国搞了中国文化周、中国文化季和中国文化年。

　　《新民周刊》：您刚刚谈到您的前任也强调在法国开展工作一定要重视文化，而法国也经常和其他国家互办文化年，那为什么直到您上任后，中法才开始互办文化年？

　　吴建民：这和两国关系的发展有关。中法两国是1964年建交的。长期以来，两国的政治关系还不错，但经济交往一直上不去，文化交往也很一般。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小，也很封闭，所以两国的交往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改革开放以后，两国的经济关系慢慢发展起来，文化交往也慢慢增多。但到了1989年特别是1992年法国向台湾出售飞机和军舰后，中法两国关系跌入低谷。1994年1月12日，中法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法国承诺不卖武器给台湾，这之后，两国关系开始慢慢回升。到了1997年5月16日，希拉克访华，和江泽民主席鉴署了面向21世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声明，这标志着中法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两国关系也随之进入上升期。

　　我是在两国关系处于上升期时出任中国驻法大使的，在这样的时期抓文化是很好的时机，而且抓文化双方都高兴。很多事情靠的是机遇，就是所谓的可遇而不可求。

　　创新VS浪漫：法国文化的另类解析

　　《新民周刊》：对法国文化精髓的理解可能会因人而异，譬如在我的印象中，它是与自由、独立联系在一起的，但更多的人可能会联想到浪漫，您在法国生活了很多年，是怎样理解法兰西文化的精髓的？

　　吴建民：我觉得创新是法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法国人很有创造性，他们总是在追求一种新东西，追求一种发展的、真善美的东西。在巴黎，两座相近的楼，建筑风格很少一样，即使建筑风格差不多，它外面阳台上的花纹也肯定完全不一样。当然创新需要独立思考，法国人从不拜倒在权威面前。我觉得中国人有时候对法国文化的理解有一点简单化，一提法国就联想到浪漫，浪漫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生活比较随便啊。但法国人也不都是这样。

　　《新民周刊》：其实不仅是中国人容易这样理解法国文化，美国人和很多其他国家的人都这样理解。

　　吴建民：当然法国人也有短处，譬如他们很有点子，能发明东西但不擅长营销，他们发明的很多产品，人家不懂，中国人也不知道。另外，法国人做事不够细致。所以，了解他们的文化，了解这个民族的民族性格，才会更好地同他们合作。

　　《新民周刊》：您把法国文化的精髓理解为创新，但实际上美国文化的创新性似乎给人的印象要更强烈一些，您觉得法国文化中的创新与美国文化中的创新有什么不同？

　　吴建民：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底蕴是不同的。美国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移民文化，是把各国文化汇集在一起的文化。它的文化中的创新更多地是商业创新。而法国文化的创新性体现在各个方面，意义也更广泛。美国也是一个喜欢创新的国家，但很多创新的思想是法国先提出来的。像在伊拉克问题上，法国人敢于和美国人叫板，这与它的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有很大关系。

　　《新民周刊》：法国的思想和文化曾经对人类的历史文明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像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美国的南北战争还有拉美一些国家的革命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那么，在今天，法国在思想和文化上的这种影响力是不是在减弱？

　　吴建民：时代不一样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冲击封建制度的一个时期。20世纪上半叶，是战争与革命的时期。这段时间里，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革命风起云涌，法国的大革命当然起了一种带头作用，提出了很多响亮的口号，给人以很多启示，对许多旧的观念提出了怀疑甚至是推翻。但今天这个时代是和平发展的时代，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新民周刊》：中国也曾是对人类历史文明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国家，但自从汉唐以后，开始远离世界的中心。现在当我们试图重返世界中心的时候，中法两国的文化互动会给两国特别是中国带来什么？

　　吴建民：中国人对文化有一个狭窄的理解，总以为文化就是唱歌、跳舞，搞点文艺活动。法国人理解的文化是大文化。你翻开词典看一看，文化是指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这个大文化层面上的互动，带给双方的影响是深远的。

　　从世界历史来看，文化底蕴很深的国家总是相互影响。法国人自己讲，1800年以前，是中国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更大。在启蒙运动时期，那些启蒙大思想家想在国外寻找一种依据，他们看中国。对于中国文化，他们有一种说法，是早熟的文化，因为中国文化2000多年前就摆脱了神权的束缚，而欧洲长时期受神权的束缚，这对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是一个很大的启示。所以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在16、17世纪慢慢就有了但很少。当时有一些法国的传教士到中国来，把中国文化介绍过去。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推崇中国文化，所以当时在法国形成了一股中国热。你到法国一些古老的城堡里去，到一些法国人家里去，你会看到，有点地位的人家总会有点中国东西，譬如中国的屏风、中国的瓷器、中国的绘画等等。

　　1800年之后，法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大，为什么，因为鸦片战争后，中国一落千丈，而文化的相互影响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经济发达国家对经济欠发达国家文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经济欠发达国家对经济发达国家文化的影响。

　　“法国人不崇拜权威，让他们对一个大国俯首帖耳做不到”

　　《新民周刊》：所以从那时起，中国人开始向法国学习。

　　吴建民：是这样的。20世纪初，中国派了很多留学生到国外去，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等。现在看看那些最杰出的人才都是留法学生，革命家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文学家有巴金，诗人有艾青，画家有徐悲鸿、刘海粟，等等，为什么？两大文明、两大文化在碰撞、在接触的时候一定会产生火花，璀璨夺目的火花，这些优秀分子就是这些璀璨夺目火花的表现。

　　所以，文化的交流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古老的文明需要汲收外来文明的精华，改革开放为什么是邓小平而不是毛泽东提出的，因为在16-21岁这段人生观形成的时期，邓小平是在法国度过的，法兰西岁月对他的影响、对他后来开放思想的形成是不可低估的。

　　《新民周刊》：在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持“傲慢与偏见”的态度下，法国却似乎总是对中国格外地“偏爱”。它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去年SARS期间，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推迟了访华的行程，但法国总理拉法兰却如期访问北京，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表达了法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友谊和支持，您怎样理解法国对中国的这种“偏爱”？

　　吴建民：这一点你不得不佩服法国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90年代初，我们在日内瓦人权委员会上和西方国家对抗得很厉害，欧盟和中国对抗得也很厉害。法国第一个提出和中国要对话不要对抗。原来欧盟国家都署名参加反华提案，后来法国做工作，欧盟国家都不参加了，结果弄得美国人很不高兴。我们和八国集团对话，就是希拉克总统邀请的。另外，法国人不崇拜权威，要法国人对一个大国俯首帖耳做不到。此外，中法两国的文化都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但却一直没有中断，你看看世界古老的文明全都中断了，唯独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也很强。中国有56个民族，但在中国人的脑子里面，并不是汉族的文化就是文化，少数民族的文化就不是文化。女同志穿的旗袍不是汉族的，涮羊肉也不是汉族的。

　　中国今后的发展，需要高技术。高技术全世界都能买到，但到现在为止，对我们最开放的是欧洲特别是法国。所以，我想中法互办文化年一定会把两国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和广度。我们千万不能把观念停留在文化就是文化，这样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

　　《新民周刊》：对中法文化年内容的设计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或者说是想传递给两国人民什么样的信息？

　　吴建民：当时在设计文化年内容的时候，中国最初的初衷是展现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就。后来和法国人谈，法国人说不够。他们提出三个主题：古老的中国，现代的中国，多姿多彩的中国。他们的意思是要全面展示中国文化，这是总统顾问和我谈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把他们的意见转达给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他很赞成。因为中法关系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它要发展很长时间，不是权宜之计。所以法国人要全面了解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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