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跟富人活在同一社会

　　外滩主笔鲁朗／北京报道

　　11月4日，《福布斯》杂志中文版公布了其最新出炉的2004年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前100位富豪拥有财富 总额被估算为292亿美元。虽然这个数字勉强超过比尔·盖茨个人财富的一半，但却等于30万个中国中产阶级家庭财富的 总和，也相当于3000万个普通工人的平均年收入总和(平均年收入1000美元)。

　　社会学者可能觉得这种数字比较隐藏着深意，但多数时候，枯燥的数字和冗长的名单让读者感到头晕目眩。今年，《 福布斯》并非惟一一家在中国举办这种排名的机构，随着胡润“百富榜”的继续和《南方周末》“内地人物创富榜”的推出， “给富豪排名”从带有财智启蒙色彩的大事件已经演变为某种夸耀活动。至于首富到底是荣智健还是黄光裕，不再是人们谈论 的焦点。

　　但是，三种榜单之间微妙而有趣的差异仍给人们增加了新的话题。关注富人的财富，还是关注他们的道德品行？怎样 看待一个富人茁壮成长的社会？如何与富人和谐相处？这些问题更加有趣。

　　“富人榜”的道德缺位

　　“我们关注民营企业，是从创业人的眼光来看的，介绍那些优秀企业和那些优秀的创业家。”《福布斯》中国区负责 人范鲁贤对记者说。

　　他表示，作为一本商业杂志，《福布斯》更关心“企业成长”、“获利”等自由市场的名词，而不是政治或道德意识 。这是该杂志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国家举行排行榜的一贯宗旨，秉承了某种自由资本主义商业伦理。

　　这无疑是中国传统社会所缺乏的某种精神，但现在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不是因为它发展得不够充分，而是因为 它在现实中表现得晦暗不明。

　　“经过一些人的调查发现，很多富豪的创业实际上跟榨取劳工的血汗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很多上榜富豪没有给企业职 工上三险，有的企业十年没有给职工涨工资。因此，我们关注的是评判标准问题，怎样才能保证他确确实实上了榜就不会下来 了？”来自国内一些媒体记者向范鲁贤发问。

　　这的确难于回答。范鲁贤说：“我们负责介绍成功的创业者，而不是个政治杂志。”

　　至于另外两个榜单——胡润增加了“政治意识”和“行业影响力”，而《南方周末》强调了“道德标准”和“依法经 营”，这与《福布斯》的标准形成了区别。

　　《南方周末》的主创人员宣称，做这个榜单，乃是基于如下理念：“创造财富既包括为自己创造财富，也包括以依法 纳税、捐赠、提供就业机会等形式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守法诚信经营以及尊重和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创造财富的应有之 义。”该报人士认为，中国富豪在保护职工利益和依法经营方面尚需一定的提高。

　　这种价值取向的改变，似乎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福布斯》杂志还是胡润本人，在过去的中国富豪榜排名中， 曾经使一些“问题富豪”登陆榜单，从而损害了自身的声誉——这些问题富豪包括：欧亚农业杨斌(福布斯2001年第2名 )、华晨控股仰融(福布斯2001年第3名)、农凯集团周正毅(福布斯2002年第11名)等。

　　另外一些创业者，如唐万新——新疆德隆家族(福布斯2003年第37位，胡润2003年资本控制十强之首)的 核心人物，如今居住在北京一所受到监控的房子里。虽然德隆集团最强大时控制资产达到数百亿元，但债权人接管之后却发现 ，大量贷款、资金拆借和非法集资已经压跨了这个号称“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唐万新现在或许还坚持说，德隆仍有150 亿元资产。但是，他缺乏有力的证据，从控股关系和资产评估出发，解释这150亿元到底存放何处？

　　即使是宣传一种纯粹的商业排名，这些制作“富豪榜”的人也必须证明：自己比那些造假会计师拥有更多的财务知识 。

　　如何与富人共处？

　　然而，“富豪榜”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商业排名，它对人们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冲击要大于其商业影响。

　　“由于富人榜的出现，人们开始对为数不多的那个富人阶层产生关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辉临说，“但实 际上，要对富人进行实际的调查研究则难得多。”

　　卢辉临正在着手准备中国的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研究。上述三个描述阶层的词汇，被认为是中国城镇居民的基本构 成。

　　但学者们认为，与被广泛忽视的劳工阶层和面貌模糊的中产阶级不同，富人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

　　比较显著的变化是，一些富裕起来的人士开始参与社会公共领域的管理。比如，多名福布斯富豪榜的成员是全国或者 地方的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另一些虽然没有进入前100名但拥有千万财富的人士参与了基层政府的管理。

　　“这是一个财富聚敛的过程，也是一个失败者显现的时代。”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说。孙立平致力于研究中 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虽然孙对于富人的大规模崛起和社会两极分化有诸多批评，但他并不反对经济市场化和财富私有化进程 。

　　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这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从表面上看来好像也是一种多元的社会，但其实这两种社会有着 根本的不同。”

　　孙立平认为富人在这个社会中能更强有力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而改革的失败者——那些落后于财富领先者的人——则 缺乏表达自己利益的渠道。“富人和穷人无法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孙立平说。

　　因此，利益分配不均成为各种矛盾的根源。在经济领域，体现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分配问题；在社会领域，则 是强势阶层与普通民众的共存问题。

　　孙立平举例说，去年某个时候，北京丰台区鹏润家园的业主居然被保安殴打。还有北京“天通苑”、“银枫家园”、 “北苑家园”等小区业主被打事件，广州白云区法春兰花园业主被物业公司殴打事件等。而在拆迁过程中，房地产公司使用黑 社会力量的，更是远非个别的现象。

　　有趣的是，孙所指出的这个鹏润家园，其发展商为鹏润集团——国美电器的姊妹公司，老板都是黄光裕(福布斯2004 年第2位)。

　　“需要警惕这种以强凌弱的现象。”孙立平说，“这个时候，社会管理比以前任何时候难度都高。”

　　孙立平分析说，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由于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 人变为商人，这使得某些地方政府的公共性和自主性有所下降。“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的公 共政策制定开始受这个因素的影响。”孙立平说。当然，他认为“强势群体”既包括民间的经济力量，也包括一些重要的垄断 部门。

　　至于如何与富人共处，孙立平最后说，中国社会应该给各种力量提供表达利益的平等机会，而不倾向于任何一个群体 ，不管他是穷人还是富人。

　　当然，批评总归批评。不管怎么样，这些富人毕竟向人们示范了如何在一个快速增长和转型的社会中把握机会的能力 。从这一点上说，“富豪榜”对于每个人的生存都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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