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米寻根

　　梯田像迷海洛因般依赖上了大量化肥和农药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文宇/云南报道

　　10月20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族的“十月年”为各地游客呈现了一份民族文化的饕餮盛宴。“十月年”是哈尼族的最大节日，相当于汉族的春节。

　　在红河甲寅乡，老乡们杀鸡宰猪、冲糯米粑粑，每家做好满桌菜肴，挨挨挤挤顺着乡中心街道摆上500多桌宴席。在昆明打工的李春燕特意带着儿子赶回来，换上传统的民族服饰，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不管离开多远，外出的哈尼人都要想方设法在这天回来，和家里的老人一道用一只公鸡招谷魂，用一只母鸡迎谷魂，祈祷明年有个好收成。

　　“长街宴那一天大家都忘我地投入当地文化……那一刻与哈尼族人彼此间完全不存在沟通的阻碍。”从小在香港长大的吴琼秀在日记里表达了自己激动的心情。

　　吴琼秀能够有机会参加长街宴，是因为参加了绿色和平组织的“稻米之路”──为期8天的生态农业巡游，该活动是为了弘扬今年世界粮食日“生物多样性促进粮食安全”的主题而举行的。

　　2004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稻米年”，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行动起来，推动全球稻米的可持续生产，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宣传一种作物，是联合国成立至今史无前例的一项决议。

　　中国是稻米的故乡，拥有丰富的稻米资源，又是全球最大的稻米生产国和消费国，稻米对13亿人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稻米发源地之一的云南，至今仍然保存着较为完整的稻耕文化。

　　哈尼族的梯田文化驰名中外，目前元阳梯田正在申请进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名录。当地农民刘富康操着浓厚的地方口音说，哈尼族居住的地方根据不同的气候和海拔要种不同的水稻品种，老辈们说哈尼人驯化了上千个品种。

　　哈尼族在迁徙的历史过程中驯化了野生稻，开垦了“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梯田奇观，并根据梯田“一山分四季”的特殊地理气候孕育出不同品种的稻米以适应多样的生态系统。

　　“移山麓平旷处，开凿田园，层层相间，远望如画。”这是清嘉靖《缶安府志》中对当地梯田耕作情景的诗意描述。然而，这种“远望如画”的风景正在日益面临消失的窘境。

　　依靠传统的扶犁锄地、人工种植，哈尼人亩产300公斤-450公斤的原生稻产量距离现代农业的高产目标渐行渐远。20世纪末，响应政府的号召，哈尼族农户在海拔1400米以下的梯田里搞科学种田，杂交水稻进入了梯田文化中。哈尼人千年来留种、选种的习俗不得不改变为每年买种。

　　但是农民发现高产的背后是有机肥料不再管用,梯田像迷上海洛因般依赖上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更令大家感到困惑的是,化肥让原本富饶的梯田迅速板结,农民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劳动来抢救梯田。

　　类似的矛盾不止存在于哈尼族农户当中。在云南玉溪市新平县，当地人也正在从往昔回忆中寻找保持原有稻作文化的路子。

　　虽然新谷已入仓，但新平县嘎洒镇大槟榔村的白顺华还常在自家的稻田忙活，一边用小竹笼捉黄鳝，一边观察稻田鱼种的长势。稻田养鱼原本是祖辈相传的方法，直到近年来过多施用化肥，稻田里才不见鱼儿，也没了黄鳝。

　　近年来，县科技人员来到村里，告诉大家祖辈的方式原来是最新的农业生态工程。“稻田里的杂草、浮游生物和害虫成了鱼饵，鱼的粪便又成了最好的肥料。一年下来，每亩稻米多打了40多公斤，还额外能收50公斤的鲜鱼，一亩地多挣了600多块钱。”白顺华抓住了一条大鱼高兴地说。

　　“我们要发展稻米农业,就必须尊重稻米生产者的智慧，把生产的主动权还给农民。”于勇,一名大自然爱好者,在参加了“稻米之路”后，这样袒露自己的心声。

　　红河州民族研究所所长李明博向记者介绍，单纯的农耕每天至多有5元的收入。付出多，收获少，这是中国传统农业面临的困惑;化肥和农药虽然有短期的经济效益，却非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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