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洪乾
2005年讨薪潮到来之际，温家宝总理于11月14日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并于12月1
日正式实施。
条例取消了“农民工”的称呼，将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统
称为“劳动者”，与劳动者对应
的是用人单位。条例的颁布表明，解决“劳资”纠纷已经是政府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
这个条例的“看点”有两个。一是用人单位逾期不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可罚双倍支付，这条赔偿性罚则的目的是督促
用人单位按时、足额发放劳动者工资；二是瞒报工资总额或职工人数最高可处3倍罚款，这条罚则的作用主要是保证用人单位
为劳动者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一个劳动者获得了工资，又有了社会保障，这正是颁布《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所期
望的。
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虽然有了劳动的权利，但因劳动而获得报酬的权利却被剥夺(或者不能完全实现)，尽管这种报
酬很多时候很微薄。这样的劳动者在中国有多少？据去年底全国总工会对建会用人单位的不完全统计，这样的劳动者有845.9
万人，而在中国境内没有建立工会的用人单位(包括知名度很高的一些跨国公司)还有很多很多。因此如果全部计算，有专家
估计，这样的劳动者有2000万。也就是说，中国有2000万劳动者，只有劳动的权利，而因劳动获得报酬的权利被剥夺
或者不完整。但，无论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多复杂，政府都应该主动负起责任。
公民因劳动而获得报酬的权利也是一项宪法权利与基本人权。这与我们的国家立场是一致的。《中国人权发展记录》
说，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而没有劳动并获得报酬的权利，何谈生
存权？“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入宪，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政府保障劳动者获得报酬的权利理所当然。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高度和层面，中央政府才对“劳资纠纷”格外“青睐”。其实，从去年10月24日温家宝在三
峡库区帮农家妇女熊德明讨薪开始，中国政府就向外界传递了力图解决“劳资纠纷”的决心，熊德明和丈夫能在当天(10月
24日)夜里11时拿到2240元务工工资，就是一个非常的信号。尽管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却是中央政府关注
民本的必然结果。
从总理帮农妇讨薪到《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仅一年的时间，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可谓是空前的。今年11月2日
，广州海珠区南洲路珠江御景湾工地工人讨薪被打，温家宝再次批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仍需高度重视”。一位共和
国总理，需要为普通劳动者不能获得劳动报酬而忧心劳神。
总理的忧虑最终变成了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有关部门和一些地方在制度层面上做了改进工作，譬如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与建设部联合制定了《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譬如北京出台了建筑行业一票否决制的规定，凡是严
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将被逐出北京市建筑市场。
政府的努力同时得到了最高司法机关的密切配合。最近最高法院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从明年1月1日起，参与完成
工程建设的农民工，如果没能按时拿到工资，可以直接起诉这项工程的发包人。
当然，在整个“清欠”事件中，最活跃的自然是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劳动者的鼓与呼，有目共睹。
尽管讨薪工作还会遇到困难和阻力，甚至可能激化矛盾，有了这么多社会强势资源的关注，尽管讨薪工作还会遇到困
难和阻力，甚至可能激化矛盾，我们相信，2005年的讨薪潮应该会缓和一些，劳动者讨回应得的劳动报酬的希望自然大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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