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特约撰稿张田勘
一位母亲因女儿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医院)就医而死亡向该中心讨说法，由此产生医患冲突，医院将其“当作精神
病人，强制封闭‘治疗’了22天”(详见2004年10月28日《南方周末》刊登的《一位母亲22天的“精神病”梦魇
》一文)。这个事件不禁让每个有自由生活权利的人或希冀能自由生活的人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这个事件意味着解决社会生活的矛盾已经可以从以政治的名义转向以科学的名义进行了。过去人们看到的是太多的以
政治和道德的名义向对手发难并置之于死地，比如对马来西亚前副总理安瓦尔公布的罪名之一是“鸡奸罪”，这足以将安瓦尔
从政治、人格、精神和名誉等各个方面“搞垮、搞臭”，并“永世不得翻身”。而今天，如果假借科学的名义，宣布对方有“
精神病”而将其投入比监狱条件还不如的医院中进行“治疗”，那就不仅仅是科学的异化和被亵渎，而且将可能是所有正常人
的噩梦。
这个事件无论从人文法制还是从纯粹的医学科学来说，都有太多的于情无依、于理不通、于法无据。
首先，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违背了法律、法规的避讳原则，因为该母亲因女儿之死与该中心有直接医患矛盾和利害关系
。其二，精神卫生中心既没有出示警方出具的收治证据，也没有征得当事人和其监护人的同意。宪法只赋予司法机关限制他人
自由的权力，精神卫生中心在既没有监护人同意，也没有警方许可的情况下把这位母亲强制隔离治疗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第
三，精神卫生中心在对这位母亲的救治中采用了相当多的羞辱人格甚至虐待的行为。比如，把女病人手脚以“大”字绑在床上
，当众剥光女病人的衣服强行换上病号服；不让其上厕所而只能将尿尿在床上，不给水喝；不让其与家属联系，后被允许打电
话也是用绳子绑着，三个人牵着去打电话；用枕头压住她的头，一个枕头不够还用两个。亲属最后终于能来看望这位母亲时，
看到的是“她布满淤青和伤痕的手臂、小腿”。
最有意味的是，这位母亲后来到北京精神卫生研究所、北京回龙观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反复五次求
诊，都表明她并未患“创伤后应激障碍”，而这个病名恰恰是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对其强制隔离治疗的理由。
即使是对精神病的诊治，在真正以实事求是和客观态度对待这种疾病的医学科学看来也有不同的观念和做法。
比如，对于并不对社会和他人造成威胁的精神病患者，不会采取强制治疗，而且医学科学也同样承认自己所不具备的
能力和缺陷，2004年4月5日出版的《英国医学杂志》就承认，人类最常见的一些疾病(有60种)没有必要治疗，因为
大量的临床和基础医学研究表明，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有什么方法可以对它们有效。这些疾病包括：焦虑症、厌食症(属于精
神病)等。
同时对病人具有起码人道观念和人文关怀的专业人员来说，也会采取迥然不同的行为。比如，对于新西兰最伟大的女
作家简奈特·弗兰，精神专业人员就曾感到深深的自责与不安，因为他们侵害了一个正常人的自由和人权，同时几乎扼杀了她
的创造性劳动。
弗兰先后被诊断为抑郁症、自闭症等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她的那些在精神病院创作的被认为是呓语、胡说、前言不
搭后语的东西却能陆陆续续地发表在不同的一流的文学刊物上，而且频频得奖，编辑们的约稿信如雪片般飞来。
这些事实犹如一阵阵惊雷，彻底劈碎了医生们的诊断和自信，他们对自己用在弗兰身上的侵害性治疗感到羞愧。于是
急忙对她停药。后来弗兰前往英国学习，她找到了在英国乃至世界都最有名的精神病医院Maudsly医院。她按照医院和
专家的要求作了两年的检查并与权威和大夫作了两年的定期交谈。两年后，英国最权威的精神病院的医师为她开了一张诊断书
，她一切正常，没有精神病。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即使是医学科学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精神病时都有误诊和错误的时候，更何况那种以“科学”的名
义送对手一顶“精神病”的帽子的行为，其代价是使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可能随时失去自由、尊严，包括那些诊断别人为“精神
病”的人，因为他人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这正是让人们恐惧不安的地方。
(作者系《百科知识》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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