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非议过后的宿迁市委书记仇和(2)

　　仇和将第二把火对准了社会治安的治理。他几次下乡调查，总能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农户家里的猪圈上面还有一层窝棚，甚至有的人家每天晚上要把猪牵到屋里，拴在床腿上。农民告诉他说，这里盗窃成风，猪圈上的窝棚是人住的，晚上要没人看守，猪准被偷，但最好的办法还是干脆将猪栓到屋里，这样更放心。仇和听到这样的解释后暗暗吃惊，下定决心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经统计，当时全县共有250多名在逃案犯，光是审判未执行的案件就有5932件，平均到每个村有5件。于是，1997年1月16日，县委县政府组织召

开“三禁一打”工作会议，开始全面部署打击各种违法犯罪的工作。但是在连续部署了几次严打之后，仇和发现上午开会部署工作，下午就有人通风报信。于是他在全县政法系统大会上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治安问题的根本就是警匪一家。”公安局长姜正成会后向仇和叫板：“你这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你必须收回这句话，挽回影响。”仇和的脸色很难看，咬着牙说:“那就让事实来证明我说得对不对！”一个月后，姜正成被免去职务，新任局长王守明开始介入调查。为了保密，一次检查当晚，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仇和突然宣布38个派出所所长大调防，然后开始大面积抓捕在逃案犯行动，结果当晚就抓了100多个在逃案犯。后来王守明仅从沭阳近几年来的非正常保外就医和取保候审一项中就查出了1884人，当年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有效地解决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大大提高了社会的安全和文明程度。

　　在社会治安整治初见成效后，有一次仇和到农村的一所小学视察，学生们正在上课，仇和便站在教室的窗外等着。教师看到了马上迎出来，一个班的学生也都跟着跑了出来。仇和拉住一个孩子的手问：“你是家里小几呀？”孩子答道，小五，并指着另一个孩子说，那是我的姐姐，是小三。仇和愣了一下，然后对围在周围的一大群孩子说道：“是家里小二子的举手！”很多孩子举起了手。“谁是小三子？”又有孩子举手，直到他问到小五子的时候，仍然有很多孩子举起手来。仇和苦笑之余感到，超生是阻碍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的指标大部分是被人口发展的数量抵消了。根据当时的数据，全县至少有五六十万的超生人口是“黑户”。1997年1月23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了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在会上，仇和提出了“沭阳的经济要上去，人口必须降下来”的口号。1997年当年完成计生“四项手术”73144例，是1996年的2.7倍。对于超生问题，仇和没有采取既往不咎的政策，而是规定所有以前超生的人必须到县里交纳罚款，交纳罚款后可以上户口。到1998年全县共查处“八五”以来违纪超生的党员干部1476人。

　　仇和的“铁腕风格”更多地体现在他反腐的手段和力度上。沭阳的反腐工作是从机构改革开始的。开始的时候，仇和发现自己一手推动的机构改革和人员调配总是遇到阻力，一有人事调动就有人来说情。原来1997年以前，沭阳买官卖官盛行，有的人刚花钱买了官，没多久就听说要被调换，当然不满，时间一长就有了内部矛盾，互相揭发，这才让深藏在官风不正后面的根本症结彻底暴露出来。

　　沭阳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主政沭阳5年，以卖官著称。一个只有五个编制的开发局被他安插了7名领导，粮食局光正副局长就有16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曾在沭阳进行了一年的扶贫工作，了解到这种卖官风气后愤然写下《沭阳卖官鬻爵盛行》的调研报告，但终究未能撼动黄的地位。仇和到沭阳后坚持把自己的前任一查到底。1997年4月，县委、县政府组织召开了反腐倡廉工作会议，全面实施端正官风、引导民风、净化乡风、树立县风的“四风工程”。随后，他从外县调来一位纪委书记，一位检察院长，用5个月的时间掌握了大量证据，随后到省纪委汇报案情。省纪委负责人听后拍案而起，“马上立案”。后来在审查黄登仁的过程中，他交代出41人买官的事实。于是仇和组织了包括这些官员在内的人去各乡镇观摩，县纪委书记王益和中途将观摩车拦住，按照名单将涉嫌买官的人一一请了出来。那一年，沭阳一共逮捕、查处党员干部243人，其中还包括2个副书记、3个副县长和一个政协主席。这一强有力的反腐举措不但为以后仇和的改革施政奠定了现实基础，也为他在当地的绝对权威增加了砝码。

　　为了把对沭阳各个领域的治理纳入法制化、规范化、正常化的轨道，沭阳县委随后确立了“把权力交给人民、把监督交给公众、把管理交给社会”的长效社会治理指导思想。从1997年初开始，仇和将所有县委、县政府领导和各地方行政机关领导干部的职务分工及手机号码向社会公布，并承诺24小时开机，还在县政府门前设立“县委书记和县长信箱”，敞开接受群众来信来访，直接听取群众意见，进而通过交办、催办、督办来解决各种矛盾。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仇和的手机号码一直没有变过。

　　政治社会秩序初步稳定后，仇和逐渐将目光转向了经济建设。当然，这也为他招来了更多的“骂名”。虽然是“骂名”，但仇和似乎并不在意，因为实际上，这些“骂名”主要来自那些经受不起他激烈改革的地方官员，而不是老百姓。在经济改革方面，仇和给我们的印象是个极端坚定的市场经济和市场主体的实践者，他曾经说过一系列被媒体广为传播的话，例如，“在宿迁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和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从今以后，不许县乡政府再创办纯国有企业，现有企业的改制原则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全县所有机关单位的门面房一个不准留，拿在手里出租，就有腐败的可能。”这些话强烈地震荡着思想本来就很落后和保守的当地人。1997年仇和在《元旦献词》中提出“要把个体、私营、民营企业壮大为市场主体;把国有、集体企业改造为市场主体。”第二天，报纸就贴到了县政府大门口，载有《元旦献词》的几段文字用红墨水圈了起来，旁边用大字写着：“仇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仇和的经济改革是从改变产权制度入手的。1997年11月30日，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企业改制和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按照“彻底改”的原则，全面推行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并规定县、乡两级不许再办纯国有、纯集体项目。到2001年，在全面推行产权制度改革后的短短三四年之中，全县已经没有一家纯国有、纯集体的企业，私营个体经济成为县里经济的支柱，上缴税收占工商总税收的73.3%，占财政收入的55.6%。

　　2000年，江苏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顾介康到沭阳进行了一周的经济工作调查，在最后形成的《沭阳县经济社会发展调查》中，关于沭阳如何培育市场主体和扩大经济总量得出了一个结论：把国有、集体企业改造成个体私营企业；把所有新上项目定位为个体私营企业；引导农户“离土”创办个体私营企业；支持国有、集体企业职工“转岗”创办个体私营企业；鼓励行政事业单位干部“下海”创办个体私营企业。一位参加调研的领导同志离开沭阳时深有感触地说：“我感到，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 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在读到这份调研报告后批示：“此调查很好，读后既令人喜悦，又使人信服，既令人振奋，又很有启示。此典型是在不空谈、不争论和改革创新中发展的，学习推广这个典型也必须要不空谈、不争论和改革创新，结合各地的实际谋发展、致民富。”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始的阶段，沭阳的百姓是吃了苦的。从定期完成拆迁规划改造旧城建筑，到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扣除工资总额的10%～2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发动全民搞交通建设;从县里所有职别的公务人员三分之一轮岗去经商，到凡是有敢在规定时间完不成交办任务的大小官员一律离岗的如山铁令——一切在百姓看来如疾风骤雨一般的政策无不遭到了世人的冷眼和诋毁。但在仇和冷峻犀利的眼神里，那是无奈的选择，是执著的痛苦，更是乱世需用重典的战略性思考。一位非常了解仇和的沭阳籍将军曾经对我们说过，“战略家的思路是普通人无法理解的。在这方面，仇和是个战略家。”这位将军的家就在沭阳，当时也是被拆掉了，很多人把状告到他这里，他却说：“你们要理解仇和，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不远的将来能享福。”仇和对百姓的不理解曾经表示，“不用强制力量怎么行？中国要用5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300年的路，那得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但是最让我们感动的不是这句话，而是他那句“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从话里我们听出了他内心的激荡和矛盾。

　　仇和行动的步伐很快，有时快得惊人。他可以用半年的时间把原来民居密集的地方变成八横八纵的步行街区；可以在三天以内办妥一个庞大的投资项目；甚至可以在两周之内将一个原本垃圾成堆的县城变得干净整洁。一组数字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仇和速度”——到2000年底，沭阳共启动民间资金15亿元，新建小城镇楼房356万平方米，是1996年底总数的38倍。新增城镇人口26.5万，人口城镇化率从7.5%上升到22.1%。也是到2000年底，沭阳城区新辟街道39条，新铺水泥路62万平方米，新建楼房198万平方米，新增公共绿地208万平方米——一座全新的县城出现在沭阳百姓面前。人们每天感受着变化，感受着“仇和速度”。“我之所以凡事必采用飞快的速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措施一上马往往就遭到争议，甚至反对，我必须争取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结果，好的结果出来了，争议自然就消失了。”仇和其实是在用改革的速度同反对改革的舆论打一个“闪电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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