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激战洒热血 青年豪气贯长空

　　记者 黄 卫/城市快报

　　“我老伴儿在世时，总盼着我们的孩子能够成为飞行员，继承他的飞天梦想。在抗日战争中，他作为参战的中国空军一员，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战斗，更懂得国家强盛的意义。”今年83岁的钱杰女士向记者讲述了她的丈夫高文庆在八年抗战中对日空战的往事……

　　跳窗抗日的洋行少东家

　　如果高文庆先生仍然健在的话，今年应该过86岁的生日了。1936年，刚满17岁的高文庆怀揣一腔热血，投笔从戎，从南开中学考入当时的航空学校，立志成为保家卫国的战士。

　　“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公公高少洲先生，是当时天津兴隆洋行的经理。兴隆洋行虽不能说是当时最大的洋行(外贸公司)，但是最早由中国人担任经理(总负责人)的洋行，资产达到几百万元。虽然公公同样具有抗日的思想，但真正听说自己的儿子要参军，而且是风险性极大的空军时，也出面干涉，不愿意让他去冒险。在劝说父亲无果的情况下，一天夜里文庆从家里‘偷’了几十块钱，跳窗而逃，和其他几个同学一同南下，跑到了军校。”

　　后来，钱杰听老伴儿讲述了当年如何参军的经过：1936年，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夏、冬两次向全国各省市派出招生委员会，招收航校十、十一期学员，招收对象为18~22岁高中生，每省市招收一二十人不等。当时，日军侵华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各地的抗日运动极大地影响了热血青年。因此，许多青年学生为了投身抗日，积极报名。

　　天津招生委员会设在南开中学内，报名参加体检者近千人，经过体检，笔试合格顺利通过的，一天仅三四人。高文庆在十期招生中因急速运动后脉搏快了，体检不合格而未被录取。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信念，他每天坚持3000米长跑，又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每天练习一组百米冲刺，体能在短时间内飞速提高，终于在十一期再次报考时被录取。

　　“我老伴儿说，那次考取的南开学生除了他之外，还有梁继尧、钟齐山、韩惠林、舒鹤年、张亦谅、吴铸、亢之琦、于长振和一个姓张的同学，再加上从军校十期毕业后转来的赵恩璋和在美国进行初级飞行转来的卢开周，共12个人。1937年4月6日，他们从天津乘车去南京中央军校报到。听老伴儿讲，张伯苓校长对航校招生非常支持，他的第四子张锡祜(外号‘陆怪’)于1932年即考入航校第三期(后来在对日空战中牺牲)。当时，进入航校的学生都要有保证人，张伯苓校长主动给每个考入航校的新生担保。”

　　飞行训练 险些撞上小山头

　　高文庆的空军生涯并不一帆风顺，要想飞行训练，还要过体能训练这一关。迎接新生的第一年是陆军训练，在当时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将军的指挥下，新学员开始了空军的第一步。

　　1938年，高文庆这一批人才正式成为航校初级班学员，航校初级班由柳州移至云南大理附近的机场(属祥云县)，住在几座大庙内。钱杰女士告诉记者：“直到1939年，文庆他们才开始飞行训练。当时训练机是美制的双座飞机，只有五个星形汽缸，速度很慢，还没有现在普通汽车的速度快。飞机发动时，有人在外面用手搬动螺旋桨，与驾驶员二人合作才能发动。文庆经过十小时飞行训练，就能够放单飞，是小组第一名。他告诉我，有一次放单飞时，他还偷偷地把驯养的小松鼠带到空中。”

　　飞行员并不是一个安逸的职业，不幸第一次降临在这群年轻的学员身上。在初级训练结业前，高文庆要好的同学、年仅19岁的梁继尧，在飞行中撞到大理的城门楼上，机坠人亡，出师未捷身先死。高文庆和南开同学韩惠林等人把梁继尧的遗物交给在昆明的他的大哥和姐姐，感慨不已。

　　“虽然他梦想我们的后辈中能够有人再次成为空军，但他很少告诉我当空军的危险。在航校时，他也几乎不幸遇难。那是在1939年夏，学员们的伙食由于物价飞涨而越来越差，以致许多人营养不良。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当他拉起操纵杆翻滚时，突然眼前一阵发黑，浑身发凉，什么也看不见了，心里明白，就是一点也动不了，处于半休克状态，过了十多秒钟才开始清醒。清醒时，他发现飞机正侧身冲向一座小山头，匆忙中赶快拉起飞机，躲过了灾难。每当我拿这些事情同他辩论是不是让孩子考飞行员时，他总是不在乎地说，那么危险的情况我都没死，当飞行员肯定没事。”

　　经过3年的训练，原本应当成为飞行员的高文庆，被分配到侦炸班学习轰炸技术。尽管开始时并不愿意，但很快就接受了这一现实。1943年，经过在印度一个空军培训中心进行3个月的培训后，他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领航轰炸员，回国正式参加了对日空战。

　　“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空军经常奉命出击，文庆的很多同学都牺牲了。南开中学1937年的学生杨天雄，在中美联合大队任分队长，带领4架B—25飞机轰炸任务完成后，返航四川时撞山而牺牲，4个机组20余人也随之殉难。杨天雄时年26岁。文庆在空军时间长了，对于战斗的危险性有了更多的了解，脾气也不像以前那么冲动了。由于牺牲的可能性很大，每位空勤人员都预先写好遗嘱。在文庆填写的遗嘱中，宣布把个人不算多的遗产全部交给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作为他兴办平民教育之用。另外，他还希望将遗体设法葬于杭州风景区。在残酷的空战中，他竟然还保留着一份年轻人的浪漫，真是没想到。”钱杰女士告诉记者。

　　空军第三中队的任务，主要是破坏日军占领的平汉铁路、公路运输线，重点是轰炸桥梁、军用列车和汽车、军用物资仓库设施等。

　　钱杰女士谈及丈夫的空战经历时说：“1944年冬，文庆的机组驾驶1架B—25轰炸机自梁山机场起飞，文庆是领航员，目标是河南境内信阳以北铁路桥梁。抵达目标上空，正在开始超低空俯冲准备投弹的瞬间，敌人一二十挺高射机枪的密集火力同时向飞机射来，枪弹爆炸的火光在飞机上清晰可见。飞机上的6门机关炮一边开火还击，一边投弹，准确炸中桥头后飞机向北飞行。突然，飞行员又发现敌人一列货车正急驰而过，便猛冲下去以机枪扫射。但是，列车上的防空火力也不弱，飞机机舱被击中，冒起滚滚浓烟，舱内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两三分钟，烟雾才逐渐减少。文庆曾告诉我，当时驾驶员有些慌了，其实主要仪表、发动机都正常，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紧张的战斗过后，飞机迷航了，文庆凭着飞行经验和参考数据，慢慢领回了正确航向。到机场降落时，发现收发起落架的油压缸油管被打断，起落架放不下。于是只好使用紧急手摇臂，文庆与射击手轮流摇，约半小时才把起落架放下，最后平安降落。”

　　经过那次考验的高文庆，在被击伤的飞机前照了一张照片，仿佛在向生命挑战。当时，几乎每天都会传来不幸的消息，空军中也流行“迷信”的事，即出击任务一经宣布排定好名单，谁也不愿代替谁，因为临时仓促代替，容易出事故。

　　钱杰告诉记者：“文庆有一次破了这个‘规矩’。中队长宣布第二天机场警戒名单，已排定了一名领航员，但第二天这个人竟然没有起床，集合时他才说：‘老高你替我去吧！’文庆什么也没说，抓起飞行衣，随机轰炸平汉路沿线敌军。飞机在超低空投弹时，被敌人高射机枪打中几处，但最后还是顺利返航。”

　　联合美军并肩战斗的日子

　　1944年后，高文庆所在的中美联合空军第三中队，每天都要派出轰炸机对日军占领区进行轰炸。“虽然同在一个中队，但中国空勤人员和美国空勤人员的待遇是有区别的。相比之下，中方的待遇要差得多，但这并没有妨碍双方的合作战斗。”

　　1944年冬，高文庆的机组又一次单机(轰炸机)出动，机组的驾驶员、通讯员、射击手等人，均是美国三中队的空勤人员，只有高文庆和新毕业的副驾驶员是中国人。飞机在平汉路铁桥上空，俯冲投弹，炸中了铁桥，不一会儿又先后发现两列敌军运输列车，随即将其重创。正待返航时，轰炸机又发现山脚附近的公路上有十几辆敌军用卡车，又将其击毁。“返航后，那会儿大家都感到饿了。从出发到返回，机组人员十多个小时没吃饭。当时中国的地勤给文庆他们准备了一些蛋糕，虽然又黑又硬，却可以充饥。但这次同美国人出击，人家吃的却是巧克力，文庆他们也不好意思把又黑又硬的蛋糕拿出来吃，只好饿着肚子回宿舍大嚼一番。”

　　在配合过程中，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比较融洽，但总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钱杰女士说：“文庆所在的中美第三中队各有一个队部，有出击任务时都是美军参谋人员指挥，中方队长、参谋根本不能过问，中方队长对此一直不满。一次，中美双机出击轰炸河南信阳附近公路桥时，文庆所在的僚机看到桥上满是正在赶集的中国老百姓，立即向美方的长机呼叫不要投弹。但长机上的美国人不听，竟打开炸弹舱，准备投弹。文庆一面用英语呼叫不能投弹，一面硬插在长机肚下，迫使他们不敢投弹。但这却给敌人高射炮火以机会，险些被敌人击中。回到基地后，双方为此还争执不休。文庆后来说起这件事，还一直愤愤不平。”

　　在两年多的空战生涯中，高文庆所乘的飞机被击伤多次，但都是有惊无险。而真正危险的，却是一次路上的意外事故。运送航空油料的汽车翻下山沟，押运汽车的高文庆摔在沟底，并且被一个100公斤的油桶砸伤了头部。“抗战胜利后我在天津见到他时，他的头上还留着一道伤疤。”

　　1945年抗战胜利，高文庆义无反顾地脱下了军装，在民航公司中谋得一个职位。“他的父亲(高少洲)准备让他到兴隆洋行上班，但倔强的他不愿意靠家里的关系，宁可在民航公司中从普通技师做起。他觉得，能够整天和飞机打交道，生活充满了乐趣。”

　　富家走出的爱国青年

　　提起高少洲经营的兴隆洋行，本市“老外贸”没有不知道的。高少洲于新学书院毕业后，到兴隆洋行当职员，因聪明好学而得到德国经理吉勃里的信任，逐步升为“大写”。1923年，吉勃里将其经营的兴隆洋行以3万两白银兑给高少洲，高少洲成为兴隆洋行经理。其后，经过五六年的惨淡经营，资产扩大数十倍而达百万元，并建有7层大楼的仓库。

　　当时，天津商业界著名人物朱继圣曾在《大公报》发表《论述天津国际贸易》一文，在谈及中国的商行时谈到：“中国人办的国际贸易商行能与外国商人抗衡者，惟有兴隆洋行。”

　　高少洲虽成了百万富翁，但自幼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全家人生活从不奢侈。“九·一八”事变后，一批东北流亡学生来津，高少洲叫洋行打开几个仓库让学生住宿，由自己的两个儿子负责招待。当时，洋行虽地处英租界，但这样做也担着极大的风险。

　　钱杰女士回忆说：“老伴儿当年经常参加反对外国侵略的各种游行示威活动。1935年2月，爆发震惊全国的青年学生爱国游行运动时，文庆在南开中学高中一年级。当游行队伍到达金钢桥时，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学生被阻于桥头，保安队士兵上了刺刀对准学生。在僵持之际，文庆骑自行车从空隙间冲了过去，刚到保安队警戒线，就被士兵用枪托推倒，学生们一拥而上，救下了他，同时队伍也冲过桥头。后来老伴说儿，当时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一下就冲了上去。他自己不知道害怕，过后可把家里人吓得够戗。”

　　相关专题：天津建卫600周年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