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理欠薪看司法权与行政权

　　外滩评论员 陈涛

　　又快要过年了，这是中国传统的清欠债务的时候。《白毛女》中，杨白劳就是在过年时跑出去躲债的。

　　跟《白毛女》不同的是，现在，生活最困难的打工者成了“债主”。据全国总工会的

统计，去年，全国企业欠薪超过 400亿元，涉及到800多万人。

　　为了讨要欠薪，农民工作了能想到的所有努力：有以跳楼、自焚等自戕手段作威胁的，甚至还有用绑架之类的犯罪手 段来讨欠薪的。

　　重庆农妇熊德明讨薪故事很具传奇色彩。一年前，她刚打完猪草，在村里碰到来视察工作的总理，当总理问有什么困 难时，她说她丈夫打工的2000多元薪水讨不回来，看总理能不能帮上忙。结果，当天夜里11点，这笔钱就拿到了。

　　经过媒体大量报道，熊以及她所代表的欠薪问题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大家意识到，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总理在政府报告中，也专门辟出地方来讲欠薪问题，并表示要在三年内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具体操办的主要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建设部，它们下发了很多文件，要求清理欠薪。比如建设部甚至下文说，发 展商欠薪严重的，不得上新项目。建设部为此还联合十多个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专项检查。今年12月1日开始执行的《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也专门辟出一条来讲欠薪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则表示，如果因欠薪而造成事端，惟领导是问。

　　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高层官员的说法，所有的欠薪问题将在2005年春节前解决，如总理要求的那样。

　　不出意外的话，在众多政府部门的努力下，欠薪问题会得到比较令人满意的解决。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

　　但是，如果跳出欠薪问题本身，可以发现还是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些历来都被视作是司 法领域的问题，从十年前清理三角债，到今天的清理欠薪，为什么在本属于司法领域的事情上，司法部门的声音反而小于行政 部门？

　　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而言，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权力应该形成一种互相监督、互相制衡的局面，任何一种权力过大，都 可能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

　　具体而言，在中国，立法权和司法权有待增强。这是在解决欠薪问题上，行政力量走在最前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般说来，行政权要比司法权积极主动一些，在处理经济纠纷上，司法的态度是“民不究，官不追”，所以司法部门 不方便发起一场清欠运动，而行政部门就要相对方便一些。再加上行政部门能动用的资源要比司法部门多，比如，建设部动用 了“不得上马新项目”，国务院以《条例》的样式赋予劳动部门以罚款的权力，一些地方政府动用了“追究领导责任”等资源 ，这些显然都有利于欠薪问题的解决，而这些资源都是司法部门未必有的。

　　就事论事，在处理欠薪问题上，行政部门的效率要比司法部门高。

　　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考虑。比如成本问题，行政部门动用大量的资源来解决本应属于司法部门解决的问题，这会 不会导致行政资源进一步的扩张，而司法资源却没有充分利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政府部门多次“膨胀—精简”，这是否与 政府部门管了很多可以由其他力量来做的事情有关？

　　如果我们把问题从欠薪问题挪开，会发现司法权不强会导致一些不好的结果。最近的两个例子都出在证券界：一个例 子是，有媒体报道，中央计划向券商注资600亿元，以化解风险。有评论者说，这是政府长期放任券商，而司法部门很难介 入证券领域而导致的后果；另外一个例子是，创维黄宏生因涉嫌盗窃上市公司财产，而于12月3日在香港法院过堂。相比之 下，后一个案例可能更值得借鉴学习。

　　“依法治国”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方略，在这个背景下，发挥司法应有的作用就显得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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