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重读

　　-恰贝贝

　　刚好需要把五十年代的小说重温一下，原以为这批小说无例外的简单与粗糙，但读进去之后，发现情况远非如此。在意识形态一统化的面目之下，有些小说仍然保持了真挚诚恳的思考；有些小说所触及的主题，在现在这个以资本权贵与小资价值为生活准绳的后社会主义社会反而显露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写的是“小资”丈夫与农民妻子之间的日常琐事，提的却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问题：平等。童养媳出身的女性通过革命翻身做主做了自己和国家的主人，成了一名国家干部，有一种对革命、对平等真诚的信仰，并且自然地贯彻到生活中去，对旧社会遗留下的恶习嫉恶如仇，对普通下层人民则有一种真实的平等意识，有一种新生活所养成的自尊自爱与尊重、爱护下层劳动者的良好品德，是五十年代那种新社会的气象。丈夫则有一种小知识分子的洋化情调，觉得妻子土气，不能和他一起享受城市生活，并且对妻子的社会改造的热情不以为然，更热衷于自已的“皮鞋、纸烟、电影、冰淇淋”。一方面觉得自己有一种知识者价值评价的优越，“狭隘、保守、固执”——这些都是他作为一位知识者给他的农民妻子所贴上的知识化的抽象标签；另一方面又隐隐地感到妻子品行的高尚，而对自己那套从小知识分子生活情趣出发的对于妻子的抽象论述有所动摇。丈夫看不惯妻子的土气，妻子则觉得丈夫进城后变了，与丈夫明言认为他需要有一个“严肃的反省”。两人的夫妻生活在磕磕碰碰中继续。

　　丈夫对妻子的优越抽象性知识评价在一次次的现实事件中遭受心灵的挑战，终于在保姆偷表事件中遭到彻底的震撼与冲击。保姆小娟被认为偷了机关食堂师傅的怀表，受不了大家的猜疑返家，结果晚上师傅又自己找着了表。妻子彻夜难眠，因为在这个事件中不怀疑别人，偏怀疑小娟，把穷人与贼习惯性联系在一起的思维暴露出了难以消弥的等差意识，这是妻子为之感到极大不安与难过的原因。而丈夫虽也承认这是大家的错，却认为只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不甚情愿地随妻子到小娟家找小娟道歉。当看见妻子与小娟在互相的理解、信任中流下欣慰的眼泪时，丈夫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震动，那些对妻子的抽象评价开始倒塌，小知识分子丈夫“严肃的反省”终于出现：“从这以后，我有好几天感到不安，我在她身上发现了不少新的东西，而正是我所没有的！也正是我所感觉她表现狭隘、保守、固执……的地方！也正从这些地方，我们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我想到夫妇之间的感情到底应该建筑在什么基础上……我们结婚三年，到今天，我仿佛才觉得对她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我真应该后悔，真应该像她过去屡次严肃地向我说过的：需要好好地反省一下了！”小知识分子丈夫的受教育，心理转变过程在小说中表现得非常真实、动人。

　　由这篇文章想到的是，五十年代的文学确实总体艺术水平不高，但是也存留下了一些作品，至今读来也不见得比现在那些技巧娴熟、看起来“深刻”极了的作品逊色，比如萧也牧的这篇《我们夫妇之间》，作品的技巧显然没有现在经过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洗礼过的作品复杂，但有一种现今文学难得的诚恳。作者的叙述与反思主题：小知识分子如何反省、去除自己的抽象性文化优越，真正有一种来自生活，发自内心的与普通劳动者的平等——在我看来，这个主题也毫不比现今那么多在身体、爱情的缠溺纠葛中探寻人性深度的小说不重要，尤其是在这个人与人的等差意识再一次卷土重来并且变本加厉的时代。

　　丢了魂的艾敬

　　-刘均

　　十六、七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知道电视上要播一个大地唱片公司的MTV专题片，非常想看。可想到如果直接给爸爸说的话，可能就看不成。所以，就挨到快要播放的时候，蹭到屋子里去，还故意等到那节目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这才装作不经意地换了台。刚刚打开就看见一个青衣女子水袖轻拂，舞台上戏班正在敲敲打打。还以为记错了播放时间，怎么会是戏曲呢？可还没有回过味来，镜头一转，一个长发女子挎着木吉他在街上走来走去，过往人们的目光中有诧异、好奇，也有更多的麻木。那个时候，什么人才能在街上无忧无虑地唱歌啊！唱着唱着，忽然听到她轻轻的笑声，仿佛唱得上气不接下气。在嘻嘻哈哈的歌声中，竟然是“1997年，快些到吧！带我去看午夜场，八百伴的衣服究竟怎么样！”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唱歌，不禁暗暗记住了她的名字——艾敬！

　　那个时候，老崔正在“咣咣”地宣泄愤怒和不满，粗砺的嗓子里流出的是宏大的批评，痛苦正随着他的歌声蔓延着。在所有人看来，唱歌该是严肃的事，唱歌就应该像写文章一样，满纸都是道理。可是啊，人群还都不富裕，单位和领导无处无在，仇恨与狭隘阻挡着人们不能像说话、聊天那样轻松表达自己的生活。新的青春已经不再压抑了。怎么能让所有的歌唱者，譬如艾敬，一个从戏校毕业，刚刚在南方“走穴”唱歌，已经拍过一部青春爱情剧《情魔》和一部台湾电影《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的小女生像老崔那样“言必称斗争”呢？艾敬的成长中本来就没有斗争，她拥有的是新鲜的个人生活。就像她从前说的，自己在戏校犯的错就是常常“齿白唇红”地被老师从被窝里揪出来练功，一班小姐妹常常去歌厅打工挣钱。如此一个女子怎么会唱那些距离遥远的事呢？艾敬的歌唱正是个人生活刚刚开始的那个时代。她用自己的勇敢为自己打开了时代的大门。那些歌里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小痛苦、哀伤和欲望，但却闪动着绚烂的颜色，让我们有了许久不见的感动。这是我让哥哥买下艾敬那盘录音带的原因，我想在那时，稍稍年轻的人都会对艾敬歌中的笑声心领神会。

　　那部MV是张元执导拍摄的。舞台，街头、一袭华丽的戏服，一棵撒着飞絮，或者白色花朵的树，院子里一个女孩在洗头，给人带来热闹和安静的混合感觉，一点也不慌乱。艾敬在其中来来回回地转着，不知疲倦的走着，唱着。她蹦蹦跳跳，调皮地在那里唱歌，因为知道唱的就是自己不容置疑的生活，所以歌声自信、张扬，心里的喜悦从眼神里透出来，生怕别人听不到自己是如此的高兴，但是却有一点点羞怯，所以有时收起来，缓慢的，唱着快乐后的小小忧伤，款款，却是意犹未尽，感伤背后隐藏着行走的渴望。

　　后来，她终于像自己所唱的那样，看到了八百伴和午夜场。在日本的小剧场里，稀稀落落得坐着几百名观众，艾敬还拿着那把木吉他，和她的乐队在舞台表演。原以为观众听不懂，结果唱到《我的1997》，观众被歌声中的笑声打动了，不少人微笑着鼓掌。艾敬和这首歌走进了日本。出生在沈阳的她和其他东北人一样选择了日本。在日本，她接连推出了《made in china》和《追月》。可是，岛屿只是漂浮的背景而已，艾敬在他乡写出的竟然是她的外婆，她从小长大的艳粉街。而她对漂泊的最终感受却是“浑浑然然在街中迷途/这里那里都不很舒服/丢……丢了魂了”，流浪的燕子只能继续出门。

　　再后来，艾敬在英伦、美国漫游，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跨过了10年的时间，她好像在一夜之间历尽沧桑，却又毫发未损。在4张专辑之后，带着梦一样轻、现实一样柔韧的新歌回来了。她的歌声轻轻巧巧，去掉了风尘之色，愈发通透，如同缓缓的溪流，清澈见底。听过一遍，记住了微微嘈杂的世界余音。再听，音乐和歌词隐约流出一丝轻快之后的痛，而她却还只是唱着，并留下难以察觉的痕迹。

　　明星掉书袋

　　-沈晓鸣

　　在博客上看到一个网友在缅怀他曾经轰轰烈烈最后支离破碎的感情，用一种沉痛的语气写到：“再次想到她，就像想到一堆伟大帝国的废墟。”恩，我认为他这是在掉书袋，这句话最早是英国作家萨克雷评价另一个作家斯威夫特坎坷人生时候说的。虽是掉书袋，却不失舒服，是个高人。在另外一个博客上，我又看到了史上最失败的一次掉书袋事件，赵匡胤手下一个叫党进的武将，是个粗人，为了在皇帝面前显示他也在读书，打仗出发前辞别皇帝时，擅自在大白话里加入文言成分，说“臣闻上古民风淳朴，请陛下多多保重”。让读史书的人一直笑到如今。

　　掉书袋是一门非常难以掌握的技术活，分寸非常难把握，比罚贝克汉姆式的任意球还难，力道，火候，一丝一毫不能差，过了就是卖弄，没过确实丢丑，要处理好一个“掉”字，有意无意，不着痕迹，“掉”得好，会让人觉得书袋主人很有文化素质。

　　文艺明星们的文化素质问题一直是老百姓们痛心疾首的问题，这是个老问题，全国人民干着急，却一直解决不了，即便是在央视青年歌手大赛上加考综合素质题也解决不了，反而成为这个节目的一个旁逸斜出的大卖点。我有些不太厚道的朋友，经常搬个小板凳，以看《百万富翁》的心态坐在电视机前指指点点，哈哈大笑。挖苦大王李敖曾经说过，看口吃人相骂，不亦快哉；看明星掉书袋，大谈文化，不亦快哉！至少我觉得，这种态度是不厚道的，不利于在明星群体中培养比学帮超的浓厚文化学习氛围。不利于减少“军旗事件”，“口水裤事件”再次发生的几率！

　　谁家过年都得吃饺子，明星谈几次文化也应该列入被宽容的范畴。据某娱乐记者报料，台湾著名才女明星伊能静在今年上半年接受采访时曾经大掉书袋，从伍尔芙、杜拉斯，说到卡夫卡和马尔克斯。最后还说到明史：“最近正在苏州拍《白门柳》，我演柳如是。我觉得明朝真是一个女人非常风光的朝代，出了秦淮八艳，女词人李清照……”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善意地相信这只是一次口误，有书袋，就掉；没有书袋，创造条件也要掉，有点文化知识又善于抖搂是做明星难能可贵的美德。至少比珍妮·杰克逊在超级玫瑰碗里抖搂乳房要来得让人容易接受，美国明星多贫乏啊，只能拿身体来丢丑。

　　最后，我呼吁，把谈文化的优先权留给明星们，让他们向党进将军学习，在掉书袋的学习氛围中成长，让我们在跌眼镜的碎片中发笑。明月装饰了你的梦，你娱乐了我枯燥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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