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布纱丝麻四局：华中近代纺织工业之奠基(图)

张之洞开办丝麻四局，大胆起用女工，对于破除封建迷信，广开风气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图为刺绣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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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武汉的纺纱妇

汉绣，平金夹绣，华丽多彩

　　背景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产业结构，个体手工经营的棉、麻、丝纺织业历史悠久。但是近代以来，它受到倾销而至、价廉物美的洋纱、洋布的强烈冲击，市场萎缩，前途堪虞。洋务运动为挽民族权利，开办了不少近代机器纺织企业，如左宗棠办兰州机器织呢局(光绪四年)、李鸿章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八年)等。

　　但在华中地区，截至张之洞督鄂，近代纺织工业尚为一片空白。光绪十五年(1889 年)十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原订购的纺机亦移往湖北。他与接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商议，原作纺织厂资本的“闱姓”捐款同时全部拨调至鄂，作为粤、鄂两省合办织布官局的资本，赢利均分。后来李中途变卦，“以粤省用宏费绌，未肯全拨”，张之洞提出只拨十六万两，作为广东股本投资，年息六厘。为弥补费用不足，张之洞又将广东向山西善后局借款二十万两移拨至鄂，付年息九厘。同时还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十六万两。多方筹措，方凑足开厂费用。

　　设立织布局

　　光绪十六年(1890 年)底，湖北织布官局于武昌文昌门外破上兴工，两年后建成，装英国布机一千张、纱绽三万枚，雇工两千五百人。产品有原布、斜纹布、花布、面巾等，月产两千匹，每匹十丈。投放市场，销路很好，“甚合华人之用，通行各省，购取者争先恐后，以故货不停留，利源日广。”

　　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七年(1893—1901 年)，织布官局共产原色布三十三万另九百一十六匹，斜纹布一万一千七百八十五匹。正如织布官局大门口之洞亲题的楹联：“布衣兴国，蓝缕开疆”，华中地区的机器纱织工业从此奠基，并在一定程度实现了“略分洋利”的目的。

　　“自湖北设织布局以来，每年汉口进口之洋布，已较往年少来十四万匹。”织布官局初见成效，之洞又筹建纺纱官局。他说：“北自营口，南至镇南关，洋纱一项进口日多，较洋布行销尤广。川楚等省或有不用洋布之区，更无不销洋纱之地。开源塞漏，断以此为大宗。”他建纺纱局的目的有二，一是抵制洋纱，堵塞漏卮；二是为其他企业积累资金，“既能辅佐布局之不逮，兼可协助铁厂之需要。”

　　建纱厂

　　张之洞通过驻英公使薛福成，与英商谈判，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订购纺纱机。英商同意先付四分之一货款，其余三年内付清，交货后六厘起息，机器两年内交货完毕。即便如此，之洞还是拿不出所需现银，他决定招集商股，以助官办。最后集得商股三十万两，官府拨款三十万两，作为购机开厂经费。

　　之洞原计划建南、北两个纱厂，共装纱绽九万枚。北纱厂首先兴工，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建成投产，装绽五万，是为湖北纺纱官局。投产后不久，官、商即生龃龉。商人以为官权太重，提出异议。之洞以为“但欲官助商人之赀，而不欲官问商人所办之事，似此用款无定，成见难融，是官商合办之局诸多窒碍，自不能不另筹变通办法”，原商股三十万两，退还一半，另一半作为官方借款，年息八厘。纺纱官局开工后，经营情况不错，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一年即获利约五万金。南纱厂原定装纱绽四万，但因财力不逮，无法兴工。这批纱绽后由张謇(1853—1926)接手，建成南通大生纱厂。

　　设立缫丝局

　　湖北蚕桑业发达，但丝绸织造惯用土法，品质低劣。之洞以为“惟民间素未见机器缫丝之法，无从下手，亟应官开其端，民效其法。”他派湖北候补道刘保林赴沪考察，并将鄂茧在沪试缫，结果十分满意。之洞遂于光绪二十年(1894 年)十月五日上《开设缫丝局片》，内称“(湖北)土性素亦产丝，而制造不精，销流不旺。”若仿沪、穗等地，“用机器缫丝者，较之人工所缫，其价值顿增至三倍，专售外洋，行销颇旺”。

　　同年底，于武昌望山门外购地建厂，遴选“家道殷实，综核精明，久居上海，其家开设机器缫丝厂有年，且在汉口设有丝行，情形极为熟悉”的候选同知黄晋荃主持其事，官督商办。黄在上海筹商股两万两，官本八万两，以作开厂经费。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湖北缫丝局建成投产，“釜数二百另八，织工三百人，每日制出上等品三十斤，普通品十八九斤”，“原料用湖北产、沔阳产最多，专用黄丝，其制品全部输于上海。”

　　建湖北制麻局

　　除布、纱、丝局外，之洞还于武昌平湖门外建湖北制麻局。他在奏稿中说：“查麻即系湖北土产宜可用机制之货，亟宜钦遵谕旨，在省城设立制麻专厂，官先筹款设局以为上倡，民再集股分办以为之继。”制麻局采用先进工艺，”由锅炉、引擎而去麻胶水，而纱麻为线，而织麻成布，各机层层接续”。购德国织机，聘日本技师，“安厂安机，费时日五、六年，纳本金七十余万”，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建成投产，雇男女工四百五十余人。产品有麻纱、粗细麻布及麻袋。湖北制麻局虽然规模不大，但“为吾国机制麻业之滥觞”。张之洞兴建的湖北布、纱、丝、麻四局，构成比较完整的近代纺织工业体系，这在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后记

　　武汉之所以成为华中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之洞的首创之功，实不可没。前文提到，之洞建纺织厂的初衷之一是赢利以补铁厂、枪炮厂经费之短绌，“以湖北所设铁厂、枪炮厂、织布局自相挹注，此三厂联为一气，通盘筹划，……以后断不致再请部款”。

　　但实际情况是铁厂、枪炮厂亏蚀之巨，绝非四局赢余所能弥缝。“自相挹注”成了“自相拖累”。随着时日的迁延，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对外承担巨额赔款，对内被迫实行“新政”，民族私营企业的发展势头难以阻挡，而清廷自身也实在无力继续经营管理那么多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

　　在这种政治经济形势下，湖北四局不得不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结束官办历史，由粤商韦应南招股承担，每年租银十万两，租期二十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又由其父韦尚文接办，这便是武汉地区近代私营纺织行业的起始“应昌股分有限公司”。除以上钢铁、军工、纺织大型企业外，张之洞还兴办了一些中小型工厂，如白沙洲造纸厂、湖北针钉厂、武昌制革厂、湖北毡呢厂、湖北官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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