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球之旅：高铁钢的中国式维权

　　皮球之旅

　　三门峡→郑州→北京→三门峡→北京，高铁钢“中国式维权”的路线图还没画完，“我就像一只皮球，在各个部门之间被踢来踢去。”

　　□本报驻京记者　吴晨光

　　高铁钢创造了一个词—————“中国式维权”。“中国式维权”是高成本维权。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力量微薄的公民必须耗费惊人的时间、金钱、精力；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他们还必须将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肉体损伤甚至于生命计入维权成本。“中国式维权”是低回报维权。即使意志坚决的公民不计成本地付出，维权成功的概率仍然可能微乎其微。

　　———2004年12月8日《沈阳今报》评论

　　北京，东单东堂子胡同49号———公安部信访接待室。

　　12月17日8时，高铁钢准时出现在这里。与那些穿着破旧、满面愁容的上访者不同，这位36岁的河南人拥有魁梧的身材、整齐的板寸、体面的衣服和皮鞋。尤其是一副无所谓的举止和眼神，让不少人把他当作这里的便衣警察。

　　但他确实是上访者。他打开密码箱，里面装满了申诉材料。这些材料——包括他写下的《狱中日记》——已经被装订成册，命名为《苦旅——艰难的“中国式维权”(上部)》。他递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高铁钢，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行走在中国式维权的征程上”。名片的角标是一双被铁锁紧铐的手。

　　高铁钢拨开人群，挤到信访窗口，把申诉材料递了进去。“河南的！三门峡的！”接访人大声喊道。一位公安连忙跑进去接过材料，高铁钢看到了他，他似乎也看到了高铁钢，一丝不易觉察的尴尬从警察脸上流露出来。

　　20分钟后，这个胖胖的三门峡市警官出来了，他是三门峡市公安局申控科的负责人。

　　他让高铁钢到里面去谈，但高铁钢回绝了这个要求：“你什么都好，就是官儿太小。”

　　“这次上访又起不到任何作用了。”高铁钢叹息说，“就是如此——问题出在地方，你从地方一级一级告到上面，而上面把它推回地方……”

　　自从2002年5月23日被取保候审后，高铁钢便陷入了这个怪圈。

　　寻找当地“包青天”

　　当初江建新捱不住刑讯，招认了他和高铁钢“共同杀人”的经过。2002年5月，为了讨回迟到的正义，出了看守所取保候审的江建新和高铁钢又走到了一起。

　　二人分别印制了重奖寻人启事，四处寻觅狗黑和王金梅的下落。二人分别向湖滨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案件诉状，控告湖滨区公安分局滥用职权、执法犯法罪行。

　　获得了半个自由之身的高铁钢，开始出入于三门峡市公、检、法及各位市领导的办公室。

　　“他是个让人羡慕的维权者。”一位熟悉高铁钢的三门峡人说，“因为他可以自由地在各个部门之间走动，见想见的每一个领导。”

　　高铁钢解释说，是他的家庭和背景帮了他。他的父亲高义———现年70岁的老人———曾任“万里黄河第一坝”的总工程师，在当地颇有威望。而高铁钢本人曾在市供电局工作，因为维修线路认识了很多人，门卫对他的来访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能够畅通无阻，更多是因为我们觉得案情不明。”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公安认为，“而且，我们很佩服他的倔强———一个能在刑警队接受审讯16天、在看守所羁押600多天仍然如此执著的人，实在少见。”

　　“每个人对我都很客气，每个人私下里都说同情我，”高铁钢说，“但没有人能帮我解决问题，我像一只皮球，在各个部门之间被踢来踢去。”

　　他最先找到湖滨区公安分局，但对方并不认为自己办了冤案，于是，他被推到市公安局。市局说你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因为按照程序，你已经被检察院批捕，你去找检察院好了。检察院则告诉他，案子想翻过来，必须有更高层领导的批示。于是他找到市委政法委——一个主管全市公、检、法的部门，对方说：“案子是下面人办的，我们不了解情况，无法作出新结论。何况，目前案件还处于侦查阶段，你仍是一个犯罪嫌疑人。”

　　“从5月到9月的四个多月时间里，我数不清自己在各个部门跑了多少次。”高铁钢说，“只是我的脸皮越来越厚，和领导们越混越熟。我可以随便走进他们的办公室，自己去拿他们的烟喝他们的茶，甚至当着主人的面接听他们的电话，恶作剧地命令下属去抓某一个人。”

　　但无论怎样也冲不破这张充满关系而效率低下的大网。

　　“所以我决心到首都去，寻找公正的结论。”高铁钢说。

　　当地警方警告高铁钢，他还处于取保候审期间，不能随意外出。只要他一出三门峡市就马上拘留他。高铁钢跑到湖滨分局有关领导的办公室，对他说要去北京告他，要抓就赶快抓。高、江两人又去市政法委、市公安局请了一大圈假，也没人明确制止。于是，2002年10月13日，高铁钢先来到郑州，把材料递给省公安厅及检察院后，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北京辗转

　　10月16日，在一位同学的带领下，高铁钢来到了宣武区太平街甲1号———中办国办人民来访接待室。

　　终于找到可以讲理的地方了。但要迈进这个门槛颇为吃力———那里的警察几乎排成了人墙。“我们称这里有三道关口，”高铁钢说，“第一道是设在胡同口的警察，第二道是设在大门口的警察，第三道则是你能不能通过审查、领到申诉的表格。”

　　值勤者并不是北京公安，而是来自上访者们的家乡。一位外地警官说，他们的任务是“截访”，禁止他们进入信访办。因为上访者数量的多少，是和当地的政绩考核挂钩的。

　　凭着粗壮的身躯和逼人的气势，高铁钢挤进了大门。其间，他与拦截他的河南警察发生了推搡，双方都被弄得衣冠不整。

　　但高铁钢的问题在这里无法解决，接访者按照“归口管理”的原则把他指派到公安部信访办。于是，他第一次来到东单东堂子胡同49号。“在这里，我看了同样的情景———拥挤的人群、含冤的泪水、渴望的神情。高音喇叭指挥着人们东奔西走。”高铁钢说。“我的问题在这里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他们告诉我，对公安的监督由检察院负责，你要去找最高人民检察院信访办。”

　　在北京的十多天内，高铁钢又走访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纪委、全国人大等处。有信访部门发给来访者的路条为证，仅公安部信访办，他就在10月23日、10月30日、11月8日去了三次。

　　“你能体会一个外地人在偌大的北京来回奔波的滋味吗？”他说，“寻找路线，挤公共汽车，在车上遭受本地人的冷脸。住宿也是问题，旅馆随时都会有公安清理上访者。”

　　但最后的结果是，问题仍要回到当地解决。几乎所有的信访者都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国家的信访部门给你开一张介绍信让你回去，信上说“你市(县)某某人来我处上访，请妥善处理”。

　　一个已被媒体披露但未经三门峡公安机关证实的消息说，几乎与此同时，三门峡市公安局派出了大约40名干警、17辆警车，在他俩可能告状的地方设点堵截。

　　11月初，正当高铁钢奔波于国务院信访办及其他中央机关之间反映冤情时，湖滨公安分局一位政委带人等个正着，将他在三门峡市政府驻京办事处开了个房间控制了两天。湖滨区政法委书记电话中言之凿凿，表示一定要落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的批示，全力做好高铁钢的稳定工作，解决他的问题。

　　11月，高铁钢被湖滨分局带回了三门峡，谁知回到三门峡后，前来解决问题的人一个也没有出现，高铁钢反又被关到了湖滨公安分局上回关押他16个昼夜的会议室里面，这次又关了15天。

　　飞车观礼台

　　一个身穿白大褂、褂子上面写满“冤”字的中年人，开始在三门峡的大街上游荡。他出现频率最高之处是市委及市公安局门前，在那里，他还把写着“冤”的牌子挂在脖子上。在三门峡市，高铁钢成了“名人”。

　　2002年12月4日，高铁钢与江建新打着“冤”字横幅，在三门峡市街心花园拦住了前来视察“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的该市市委政法委书记等领导。江、高二人向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李主臣交了材料，李主臣答应转交给负责此案的杨副书记处理。

　　在交织着希望与绝望的痛苦挣扎中，2003年2月到了。高铁钢的伙伴江建新，深感告状无望，身心交瘁，他到杨副书记办公室留下“我活不成了，两天后自焚！”的遗书，从此也宣告失踪。

　　2003年3月4日，高铁钢再次来到北京控告，结果又被湖滨分局干警带回三门峡。这次似乎有了些结果———分局刑警三中队宣布：撤销对高铁钢的取保候审，变更为监视居住。然而，此后他向湖滨分局、市公安局、市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的请求，被一再拒绝。

　　一辆红色的二手夏利在此后发挥了作用。

　　尽管外漆已经部分脱落，但车上的条幅格外引人注目———“男秋菊誓死讨公道！”

　　2003年年底的一天，高铁钢把车开出了门。“春节前后，车子在市委和市公安局门前一共停了16天，象征着我在刑警队被逼供的16个日夜。”高铁钢说，“我日夜守在车里，防止别人把它拖走。当时的气温已经降到零下，我被冻得发抖。但想起自己的冤屈，就继续等待着。”

　　农历正月十四，有人劝说高铁钢把车子挪开，因为次日将举行元宵节庆典。在高铁钢准备挪车的时候，与市公安局有关的一个人讥笑他说，“你不是犟吗？有本事你明天把车子开到主席台去！”

　　翌日，那辆红色夏利车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冲向了庆典的主席台。“当时我的头脑还是冷静的，所以没有用高速冲刺，只想告诉他们，我可以办到这件事情。”高铁钢说，“包括整个维权的过程，我并没有太多的过激行为。”

　　主席台被撞塌了一个角，上面的人吓呆了。一群警察冲过来，把车拖走。不久后，当听说高铁钢要把车开到省会郑州时，车牌丢失了。

　　但是几天后，这辆无牌照的夏利车又开到了河南人民会堂门前。这200多公里的路程是如何走过的呢？高铁钢说，确实有警察拦截，但当他把随身携带的申诉材料交给他们时，他们就同情地放行了。

　　时值河南省两会开幕，所有的代表都在注视着那辆车。高铁钢趁机把自己的材料和证据像雪片一般发给他们。“无条件停访息诉！”终于，三门峡市委书记下了批示。

　　2004年2月25日，在涉案三年半后，三门峡市公安局湖滨分局给高铁钢下发了《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书称：因证据不足，决定撤销高铁钢涉嫌故意杀人一案。3月29日，分局又下发国家赔偿决定书，对限制高铁钢人身自由的国家赔偿数额为20732元。4月29日，湖滨区检察院也作决定，赔偿高铁钢因被错误批捕、超期羁押共计14429元。

　　那张于今年9月16日发出的“三门峡市中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书”称：三门峡市公安局在行使职权时，对高铁钢在采取刑事拘留前限制人身自由2日，超期羁押417天，两项合计共计419日，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

　　“中国式维权”的成本

　　从冤狱到赔偿，高铁钢耗费了1500多天；路费、住宿、复印等花费了约20万元；他的奶奶因为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而去世，他的孩子抱着他的脖子喊：“我恨死你了，你让家里人的脸都丢尽了！”

　　“但事情还未结束。”高铁钢说，“至今，三门峡警方没有给我恢复名誉，我损失的大部分财产没有追回，包括被王金梅拿走的6.5万元。监视居住期间，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损失补偿也没有着落；有关人员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行为，仍然没受到法律问责。”

　　高铁钢继续往北京跑着，最近一次是今年12月中旬。

　　来北京的次数多了，高铁钢几乎有了自己的固定住所。那间大约7平方米的蜗居，位于万寿路附近的一个半地下招待所里。蜘蛛网封住了窗户，抬头望去，可以看到一线天空。

　　12月16日，当2004年冬的初雪飘落时，高铁钢望着天感慨着：“去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时，我在三门峡市委门前挂着大牌子维权；今天我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从三门峡辗转到了北京。”

　　无论如何，和更多还在无望地走着上访路的人比起来，高铁钢是成功的。

　　“他性格中的倔强和执著，帮助他走过了难关。”高铁钢的一位朋友评价说，“在三门峡，很少有人敢和他打赌。因为他经常会做出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喊冤车’就是个例子，如果别人不说，他也不会把车子开上观礼台。”

　　“而在最冲动的时候，我总劝自己冷静下来想想。”高铁钢觉得自己始终是冷静的。“我知道，一旦走了极端，事情只能无法挽回。”

　　法律是他维权的后盾。高铁钢走出看守所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状告他的律师“未能保护其合法权益，导致超时羁押600多天”。此案最终以律师退还高铁钢诉讼费用而终结。三门峡湖滨区政法委书记张英健评论说：“当事人状告律师，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实际层次较高的法律问题，充分反映了原告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

　　高铁钢在《苦旅———艰难的“中国式维权”》中写到：做人就是要有骨气，要坚持。比如说案子一审输了，还有二审，二审输了，还可以申诉。如果多几个人坚持这样维权的话，我相信大多数人就不再愿意按照潜规则办事，正义会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磨难也算是一份财富。”他最后说，“有了这份经历，以后做生意也好，做别的事情也好，信心会更坚定。在这样的磨难中，我的自信心都没有被打掉，其他的事情又能算得了什么呢？而经历那么多事情，我待人接物的容量也大了，脾气也好多了———其实，每个人都很不容易，包括当时踢我打我的人。”

　　高铁钢的追随者

　　与以前不同的还有，现在高铁钢身边有了一群追随者。比如，被三门峡公安机关认定“涉嫌杀妻”被羁押8年后，又被放出的黄满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高铁钢身上，因为就三门峡市来说，卷入错案的人不少，但真正拿到国家赔偿的，只有高铁钢等少数人。

　　“当初我来北京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位同学带路，连门我都摸不着。”高铁钢说，“今天，我成了别人的领路者。”

　　与高铁钢同行的这些人眼里，他是一个直率而很讲义气的人。他们说他为了让大家吃饱肚子，卖掉了自己的手机。由于高铁钢的形象类似公安，他也经常扮演着把上访者送进信访接待室的角色。

　　“我们之间可以相互依赖，互相鼓励，互相倾诉，这也是对压力的一种解脱。”一位同行者说。

　　高铁钢说，除了到处上访，他还在撰写《苦旅———艰难的“中国式维权”》下部书稿。“等到我真正维权胜利的那一天，我一定把书公开出版。”他说。

　　12月17日上午，公安部信访办门前，那位三门峡公安局申控科科长笑嘻嘻地看着高铁钢，问他打算怎么办。“领导找了，北京来了，新华社也给曝光了，维权还能搞出什么新花样呢？”这位老公安说，“你来北京找，问题还不是转到我们手里？”

　　科长还向随同采访的本报记者诉说着自己的苦衷：“我们虽然是三门峡的公安人员，但相当一部分时间都住在北京。每天早晨8时准时来这里报到，而当傍晚上访者散去后才能离开。今年春天，我在北京待了两个多月。这次来是12月初，估计新年也回不去了。我的母亲今年80多岁，但我整天奔波于外地，很难回去尽孝心。”

　　在“中办国办人民来访接待室”，同样驻有三门峡的公安人员。该市有关人士说，为了这些上访者，每年的投入为数百万元。

　　“上访者中80%以上的人是有理的，包括高铁钢。”另一位公安人员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执法时严格些，人治的色彩少些？这样可以降低多少成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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