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委会到国土资源部：史洪学的上访之路

　　史洪学：我就像棋盘上的小卒

　　从去村委会讨说法，到起诉国土资源部，7农民何以坚持3年走到今天？这个只进不退的小团体，有根怎样的主心骨？

　　□本报驻京记者　师欣

　　7农民的集体会

　　12月15日，沈阳市于洪区下坎子村7位农民才看到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其实，9日那天，结果已经被媒体报出来了：7农民状告国土资源部越权批复土地征用的诉讼宣告失败。

　　一大早，律师陆光从沈阳市中级法院领取回判决书，史洪学已召集众人在杨树堂家等候了。7人中，5男2女，最小的40岁，最大的就是史洪学，65岁，他是队伍里的核心人物。因为史洪学的老伴不赞同他们打官司，逢人就唠叨，所以每次全体会议都在老杨家举行，他家屋子宽敞些。

　　外面零下十几度，众人围坐火炕上，人手一份判决书，每个人都读得很仔细，老史戴上花镜，数他读的时间最长。先看完的人，默不作声地等着他发言。

　　读罢，老史开始主持会议：“首先对判决有啥想法，大家议议，怎么想怎么说。看法谈完之后，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是坚持打二审，还是申请国土资源部或者国务院裁决？最后一项，无论上诉还是裁决，研究一下形式，是把所有材料准备完邮寄，还是派人去北京？比如去人，是去代表，还是全去？今天活动，议三件事，大家听明白了吗？”

　　“官司打到这种程度，一定打到底！”刘燕林讲话。

　　“接着打！10年也打！”老杨附和道。

　　“打！头发白了，也打。”最后，大家意见一致。

　　当商量究竟派多少人去北京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材料时，有人表态：“你们怎么定都可以，我没意见。”史洪学厉声纠正道：“以后别说这样的话，必须把意见说具体。”

　　不得不打的官司

　　虽然“7农民状告国土资源部”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但是严格说起来，7人不全是农民，4个是农民，3个有城市户口，比如领头的史洪学。“准确说，我属于半工半农。”

　　下坎子村位于沈阳市中心区西北部，1980年代中期，为响应市政府搞好沈阳菜篮子工程号召，村里将原有劣质地都改划成养殖基地。20年内，从附近村、市内，乃至外省陆续过来人到村里承包土地。

　　官司缘起于2002年1月14日，于洪区政府贴出征用土地公告，将下坎子村31万平方米土地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纠纷主要集中于地上物的补偿安置。史洪学拿自家的账单做例子。获取赔偿的总金额只有4.91万元，而当初他为养猪投入了18万。

　　“要不是实在缺钱，我也就不打这官司了。”

　　史洪学很快就成为维权群体里的核心人物。因为他思路清晰、悟性高、肯琢磨。他从小家境贫寒，初一没有读完就进入工厂。但是他曾经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党史专科函授班课程，还担任过车间部门的领导工作。承包养殖场后，照书养猪，效果颇好。

　　事发不久有个村民和史洪学喝酒，半开玩笑对他说：“你要是撇下我们不打官司了，就杀了你。”史洪学开始感受到压力。“打赢，欢天喜地；打不赢，背后就会有人骂你。”

　　上访诉讼双管齐下

　　史洪学先是组织代表到村委会讨说法，大门口保安站岗，开始都见不到村长。他们又去区里反映情况，给省里寄材料。这时，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于洪区于2002年3月22日作出了让农民限期腾地的决定。

　　史洪学终于作出了状告政府的决定。2002年4月1日，28人将诉状递到于洪区人民法院，没来得及请律师，他们是自己递交的诉状。“我们想着，起诉了就不能强拆。”

　　第二天，强迁还是开始了。现场的史洪学非常忙碌，他早有准备，找来5部手机，让大家打沈阳市市长的公开电话，其中有3部接通，都说“一会过去看看”。他又将沈阳各大主要媒体的热线电话抄写下来，让人逐一打过去，都没有回音。这时候，有人家已经被推土机推平了，不少人害怕了，开始自己动手拆房子。

　　等到6月份于洪区法院开庭受理此案时，只剩下6人出庭。

　　2002年8月22日，法院的判决在下坎子村引起了轰动，“老史他们的官司打赢了！”“有可能争取合理的赔偿。”这样的声音在村里流传。判决书认定《关于限期腾出土地决定》违法，但同时也驳回了史洪学等人要求解决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的问题，“如对补偿标准有异议，由批准征用土地的辽宁省人民政府进行裁决”。

　　开庭前退出的3个人又和史洪学商量重返队伍。9个人一起去申请辽宁省政府的裁决。

　　在四处找裁判的那段时间，各种迹象曾使众人觉得事情可能很快得到解决，“我和具体受案的工作人员有着多次愉快的交谈。”史洪学也乐观起来。这个小队伍已经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方式，比如，史洪学策划，其他人分头执行，除非见重要人物、需要对话时，史洪学才出动，因为只有他能够思路清晰地交待整个事情。

　　2003年12月底，辽宁省国土资源厅作出书面答复：征地是由国务院批准的，辽宁省政府无权裁决。

　　史洪学他们从裁决书里看出了疑点：既然征地由国务院批准，为什么征地文件上盖的只是国土资源部的公章呢？

　　从此这场官司从要求补偿的合理性提升到了审查征地文件合法性的高度，这已背离了最初诉求方向，史洪学却渐渐悟得其道，“只有先打审批文件合法性，如能推翻原有文件，那么征地都不合法了，省政府自然会出面协调。”

　　维权重心从辽宁转移到了北京。

　　2004年2月17日，几名代表第一次进京了。他们住在火车站附近一家旅馆的地下室里，在几个部门信访办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无功而返。队伍又瓦解了一次，两人退出，只剩下7人。

　　史洪学的经验却是越积越多了。几次跑北京，每次他必去。有一次，去国务院信访办询问裁决事情，怕被省里派来的人截访，史洪学把所有材料缝在衬衣里，又将随行的6个人分成3组，他押后，以便最终能把上访材料递交上去。

　　8月5日，他们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起诉国土资源部，指国土资源部存在超越法定职权行为。12月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作出判决。这就是文章开头7农民看到的判决书。

　　“想打赢，首要是团结”

　　在史洪学讨要说法的3年中，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于洪区分局局长也换了三任，第一个被撤职，第二个被“双规”。

　　史洪学告诉记者，官司之所以能坚持走到今天，一是大家有着共同利益，二是其他人都尊重他的意见。

　　“很多农民因自私自利，维权时日不长就不欢而散了。再有法律意识缺失，对法律只是一知半解，最起码，都无法做到和律师进行良好沟通。”

　　原先在村里承包土地时，众人并没有过多来往。因为官司，拉近彼此的距离。其中有两户人家早就有隔阂，针锋相对很明显。史洪学逐一谈心，“打官司不能内耗，想打赢，首要是团结。”

　　一个村干部的小孩结婚，大家气不过，商量晚上送个花圈过去报复，被史洪学制止住了。为此，他在队伍里制定约法三章——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所有事情必须集体协商研究后再行动，否则触犯到法律后果自负；如果最终能拿到合理补偿，根据每人所得数额不同，按最后受益额均摊打官司发生的费用。

　　队伍中有些人跟以前下坎子村村民来往甚密，老史心思缜密，总担心泄露重要信息，对官司不利。所以重要材料，他都交待最信任的老杨去复印。

　　7人中生活条件最好的赵同利，总是敬重地称呼老史为“爷们”，“三年下来，大家如同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积累了感情。”赵同利说，“其实我动摇过好几次，我可以找别的关系多要些补偿。没有老史，真的，我肯定早就不打了。”

　　和陆光律师和谐融洽的关系，也是史洪学经过多次磨合建立起来的。因为是否要向律师支付车马费的小问题，赵同利爱人曾打电话指责律师，闹得双方很不愉快。“后来去送钱时，我能感到陆律师态度冷漠，坚决不收。我心里很难受，琢磨怎么处理时，眼泪就掉下来了。”史洪学说。

　　他的眼泪打动了律师。“如果没有老史，官司真走不到今天。”律师陆光说。

　　“棋盘上的小卒不能退”

　　如今，在被征的土地上，万科的花园式小楼早已落成，7农民也四散到附近的村子租房子，找零工维持生计。惟独史洪学专职打官司。离开下坎子村后，他在邻村买了座小院。12月17日本报记者来到他家，只见房屋简陋，一张破旧桌子上堆满了两厚摞各式样文件袋和法律书籍。他说，家里电视永远只锁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今日说法》、《午间半小时》必看。

　　“以前没事还剁点鸡食，现在他彻底罢工，什么也不干了。”老伴大声抱怨，家里没有生活来源，就靠她每个月四五百元退休工资过活，现在还要拿出来打官司。“打出精神病，我可不伺候你。”

　　史洪学委屈地对记者说，他觉得压力很大———有来自老伴天天抱怨的压力；同伴期望太大的压力；政府能否给解决的压力。他还要平衡很多问题，和同伴的关系，与律师的融洽度，这些都与官司进展密不可分。

　　如果打到最后，无路可走，仍未讨到说法呢？片刻伤感过后，史洪学表示，“媒体这么关注后，兴许就出现机遇，舆论扩大，上级政府叫基层政府出面调解？可是这又不仅仅是下坎子村或者我们7个人的事情。这几年全国拆迁补偿纠纷历来如此。”

　　12月20日上午，7个人随同陆光律师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递交上诉状，之后，他们又来到全国人大上交了《违宪审查建议书》。目前官司诉求距离最初7个农民要求赔偿之路越来越远，“可能对解决实质问题没啥意义，最后打成公益官司。”史洪学似乎有点矛盾。

　　“史大哥，别有负担。”杨老六在一旁打气，“我们不怕把官司打大，相信越往上走越公道。”

　　下午，接受媒体采访。“权利用尽，程序打没。”史洪学说。“这时候，我们就像是棋盘上一个小卒，只能扛下去了，不能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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