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在还无法断定《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出台，是“审计风暴”的直接结果，但《条例》的颁布实施，显然将有助于消除“审计之后怎么办”的疑问。而这一疑问一直让百姓觉得不安和不平，也困惑着勇于担当的“国家财政的看门狗”。以至于在勇敢地掀起“风暴”之后，李金华却在公开场合坦陈，他“最大的矛盾与困惑是：面对审计出来的诸多问题，如何落实和追究审计责任”。
刚刚被起诉的北京供电局局长赵双驹，被媒体普遍地称为“审计风暴落马第一人”，但李金华所言的“审计责任”，虽然包括赵双驹所涉的渎职罪，但更普遍的情况，则是虽然未必涉及刑责，却也实际破坏财政秩序的违法行为。《条例》的出台，显然有助于在这个层面上“落实和追究审计责任”。今后如果能够形成审计在前发现财政违法现象，有关部门依据《条例》跟进处罚的模式，则规范财政纪律、维护财政秩序，也就算有了“系统工程”。
而分析《条例》所列应予处罚的财政违法行为，可以大致归纳出《条例》所欲达到的目标：一是治理乱收———该收才收、该收必收，多收不行，少收也不行。保证国家及地方财政以合法的手段得到稳定和可预期的收入。二是控制乱支———严格按照财政预算安排支出，减少“跑冒滴漏”和“寅吃卯粮”。使财政预算、支出、决算，成为一个清晰可控的过程。三是严禁财政的“体外循环”，尤其不能让部分地方政府及部门，建立以维护地方或部门利益为目的的“二财政”，以至阻断、混淆信息，涣散中央对地方及政府对各部门的经济管理能力。四是斩断政府财政与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不当联系，不使政府财政因社会经济活动的波动而承担额外的风险。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政府与社会以及各级政府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财政分权、分灶吃饭的财税改革，一方面激发了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在事实上形成了经济利益的地方化和部门化。一度在全国遍地开花的“钓鱼工程”、地方政府难以遏止的“上项目”的冲动、围绕“国税”与“地税”分配比例进行的讨价还价，都显现出地方利益的相对固化。而至今未见根本改观的各地“GDP崇拜”，虽然确有向上报功的错误“政绩观”作祟，但发展地方经济、做大地方实力的内在冲动，也是客观存在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排除化公为私的腐败因素，在财政收支或财政统计上做一点手脚、玩一点花招，以实现地方或部门利益的最大化，也一点都不意外。
以中国国家之庞大及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的多元化，过去那种大一统的中央命令式经济显然已无可能。各地不但作为行政区划，而且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体，也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反之，也正是因为中国之大，中央政府必须对地方保持必要且有效的控制能力，以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能力，以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和挑战。于是财政尽可以分权，但其过程必须是有序的、可预知的、可监控的，必要的时候，还是可调控的、可调动的。各地经济各显其能、争先发展的目的，除了福泽一方之外，还要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收拢成有力的拳头，服务于国家意志、民族大义。明示财政纪律、加强财政监管，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必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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