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杨振宁离开普林斯顿，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主持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工作。在100多名竞聘者中，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聂华桐被杨振宁相中，此后，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长达三十多年。
当初吸引聂华桐前去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杨振宁在理论物理界的声望，“这个研究所在国际上是相当有名，来来往往的人都是这个领域里最好的。”
“他的工作越来越重要，事实上，跟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时的成果‘宇称不守恒’只是杨先生工作的其中一部分，他另一项极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50年代他提出的‘规范场理论’，这一理论被认为是物理基本规律的一个普遍结构的重现， 70年代初在物理界所引起的轰动之大远远超过了他得诺贝尔奖，而在此之前长达15年的时间却一直没有得到同行们的认可。那个时候，研究所是非常兴旺的，我研究的领域也是最前沿的。”
而真正让聂华桐一直留在那边的是自由宽松的学术研究气氛。“杨老师不会告诉你做这个，做那个，很自由，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只负责选人，做科学是跟做艺术有类似，你能让哪一个院长教你画什么吗？”聂华桐把杨振宁对他的影响看成是无形的。
“基本上，杨先生跟我们那儿的教员学问谈得不多，他做物理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跟他做的也不一样，不是都能够和很多人融合在一起。他做科学研究的整个思路对大家很有影响，我想杨先生对于我们的影响就属于这种。”
在所里，只有聂华桐和杨振宁两个是中国人，他们平常在一块儿，聊得最多的话题都是与中国有关的，对于一些中国问题的看法也往往趋于一致，这种深厚的中国情结让他们俩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虽然在年龄上二人相差十几岁。
所以当杨振宁在清华打电话问聂华桐“清华要成立一个这样一个中心，你去不去？”时，聂华桐两天之后做出了回来的决定。“一个是因为杨先生，一个是因为这么多年来的中国情结。”
在清华高等研究中心的二楼，走廊尽头正对着中心大门的一间就是杨振宁的办公室，暗红色大门的旁边挂着一块金色的牌子，上面用中英文刻着“杨振宁”和“CN.Yang”。
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每天一大早杨先生都会来到办公室。这半年来，除了要给本科生上课，其余的时间杨先生基本上都呆在中心。在中心网站的在编研究人员名单中，记者发现第一个名字就是杨振宁，他在这儿有两个职务，一个是名誉主任，一个是教授。
“现在跟以前一样，还是他做他的，我做我的。”聂华桐说，“但他年纪大了，工作缓慢下了，而且他感兴趣的问题也不是最前沿的了，可是这并不影响他是迄今为止仍健在的物理学家里面世界第一的地位。”本报记者 刘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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