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作家哈金的金光大道

　　哈金的细腻从一件小事上就表现出来。因为预约采访时间，反反复复通了好几封信——不仅清楚地说明了他在家的时间，而且特别提醒记者要注意时差。这在大多数人眼里可能不值一提。但正因为这个微不足道的插曲，让记者对这个人，以及这个人的成功有了最直接的认识。

　　去年有两部超级励志畅销书：《细节决定成败》和《没有任何借口》。后者虽有假书 之嫌，书名倒是道出了人世的真相。这两句铿锵有力的口号放在哈金身上——恰如其分。古人云：“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成于易。”大建筑师密斯·凡·德罗，在被要求用一句最概括的话描述他成功的原因时，只说了五个字“魔鬼在细节”。他反复强调：细节的准确、生动可以成就一件伟大的作品，细节的疏忽会毁坏一个宏伟的规划。

　　哈金对细节的坚持和打磨，如入无人之境。他说：“纳博科夫说过，抚摸你神圣的细节。一个作家的能力正是表现在他对细节安排的次序上。因为安排次序本身就是虚构的能力，一个故事的信息和意义本身就在细节的次序上。”

　　如果把哈金的成功简单地解读成励志故事，就过于轻佻了。

　　十八年之痒

　　1999年的某日，哈金的编辑打电话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进了“NBA决赛圈”！哈金说：我还以为是美国篮球联盟呢(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缩写也是NBA)。创立于1950年3月的美国国家图书奖是美国最重要、最权威的文学奖，许多大名鼎鼎的作家都名列其中。第一届诗歌奖得主是诗坛巨匠威廉姆·卡罗斯·威廉姆斯，而福克纳、索尔·贝娄、契弗、厄普代克等中国读者熟知的作家也都榜上有名。继哈金之后的2000年度小说奖得主是中国的知道分子们津津乐道的苏珊 ·桑塔格。

　　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二十多年前因为喜欢福克纳而萌生了研究美国文学的欲望，绝对想不到有一天他会和福克纳被列入同一名单，遥遥相望。哈金回忆说：“80年左右突然间国内的美国文学就很热了，海明威啊福克纳啊，大伙都说，但很少有人看过，有些连教授也没看过。但大伙特别感兴趣，特别热，我也觉得挺好。我就想毕业后去学美国文学。那时美国文学研究只有山东大学一家。我考的是美国文学研究所，这时才开始读原著了。当时最喜欢福克纳，看了他所有的作品。”

　　“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哈金的获奖作品《等待》用“简单”的方式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文革”时期，一个不爱妻子的军医，为了护士情人，离了十八年的婚；两人最终结合以后，却发现爱情已经消失了。一个简洁到残酷的故事。这本小说除了让哈金获得了一万美金和一座水晶雕像外，还实现了他的愿望：“第一步我必须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国作家。换句话说，我要不是重要的美国作家，中国也不会要我。”

　　哈金在颁奖会上的致辞是简约而谦逊的：“我要感谢许多人……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因为我的写作，她承受了一切。我还要感谢美国……感谢英语……它给我提供了一处神圣的角落，让我可以进行有意义的工作。谢谢。”

　　《等待》一书不仅获得了美国主流媒体和评论家的盛赞，在亚马逊网上书店也有不少普通读者的热评，共有259条。最新的评论来自匹兹堡的一名读者，贴于2004年圣诞节。他说：“对时间的微妙刻画，让这本20世纪的中国寓言令人难忘。”相比之下，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在亚马逊上只有148条评论——当然，这样的对比无疑是对两位作家同时的不敬。

　　　　被浪费的青春

　　“不对，这事有点儿蹊跷。我注意到骡子后面立着一条长凳，凳面上有些雪块和湿斑。这个畜生！他原来在这里干这头骡子呢！你看他，汗漉漉的脸扭曲着，挂着既尴尬又明确的表情，好像在说：‘我忍不住了，饶了我吧，忍不住了！”这是哈金短篇小说集《好兵》中的一个片断。一个叫刘福的好兵因为性压抑而犯了如此的错误，被发现之后试图逃向中苏边境的那一方。“老李和我对看了一眼，俩人都明白该做什么。时间紧迫，不容迟疑。‘没别的办法，’我低声说，把瞄准镜装上枪。 ‘他背叛了祖国，已经成为咱们的敌人。’我举起步枪，稳稳地瞄准了他。”

　　处女作《好兵》赢得了1997年的美国笔会海明威奖，创作源头指向了哈金的军旅生涯。在问及这个情节的真实性时，哈金说：“是把两个人的事情放到一块了。那个和骡子(犯错误)的人跑到苏联去；还有一个老兵因为复员的时候，没安排工作，也就跑到苏联去了，扛了一袋报纸。其实这种事情发生过好几起。像这种故事不需要虚构太大，有时现实比虚构还要离奇。”

　　哈金生于1956年，原名金雪飞。哈金的笔名来自他非常喜欢的城市哈尔滨——也是他读了四年大学的地方。美国人很难发出“雪飞”这个浪漫的音节，他发表第一首英语诗时便采用了“哈金”的笔名。和他的同龄人一样，在考上大学之前，他算是个半文盲，只读过四年小学，按他自己的话说，“我基本看不懂书，得慢慢从头一点点学。”他也不像某些文学青年，拥有秘密的书籍和地下文学小圈子，事实上那时他对文学几乎没有概念。“我没有文学情结。小时候都说要学苏联，长大了做科学家。都是这种教育。”最早的“创作”就是在部队里写宣传材料，小字报大字报之类的，在饭堂里大伙一起读。66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学校陆陆续续都停课了。69年底，14岁(入伍时谎报为16岁)的哈金做出了当时最好的选择——参军。“我头半年在中苏边境当炮手，并没有大规模的战斗，和苏联在边界上有点小冲突，气氛很紧张，但没打起来。头两个月吃不饱饭，吃的是高粱米饭。主要是没有菜，菜很少，白菜放在房顶上冻着。都是冻菜，白菜冻了就不好吃。后来调上去训练了一段时间后，当了四年多报务员，收发电报。”

　　那么这段军队生活对哈金有什么样的影响？他只淡淡地说：大伙去都是为了保卫祖国，但有些人受伤，死了，或是失踪，所以说觉得生活是浪费掉了。

　　没有任何借口

　　美国。美国。1985年，年近30、已经结婚生子的哈金“踏上了美利坚的土地”。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决定。哈金在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的同学们几乎全出国了。他拿到布兰代斯大学的半奖，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我们这个专业比较容易就出来了。但第二年以后得打工，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大伙都一样，除非像好学校，他们钱比较多。在餐馆里打过工，还在一个化工厂打过更：夜里在工厂巡逻，四块钱一个小时。以后工厂搬了，这工作就没做了。零工从86年打到92年。 ”

　　四年以后，哈金开始思考人生的重大问题——他必须留在美国。生存当然是第一位的，惟一的出路就是用英语创作，出几本英文书，就有机会找到一份教职。因为没有中文的学位，不能教中文或当翻译。“当时我也想读个学位，比如中国诗学或汉学的学位，我和美国的学者说过想读他们的研究生，但他们都不要我。虽然有英语的学位，一般的工作能找到，但要是找和英语专业有关的，就找不到。”尽管哈金多次在采访中提到放弃中文改用英语，是因为生存所迫。但这种“表面”和“低调 ”的说辞背后，却深藏着一个生性勤恳的人的“野心”——绝不止于“Tobeornottobe”。哈金在采访过后的一封信中也阐明了他对“存在”和“生存”的区分。“在美国活下来，并不是太难，但是如何使存在有意义，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对我来说，证明自我存在的独木桥就是写作。如果你有时间，请读读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

　　换一种语言写作，就像全身换血一样。虽然有纳博科夫和康拉德这样成功的先例，但毕竟屈指可数。你不害怕失败吗？很多人这样问过他。人生就是失败之书，哈金教学生的第一课正是让他们承认失败。改用英语写作的决心下了一年，一旦决定下来，就不会放弃了。“一开始用英语写作肯定是困难的，但因为没有办法，就做嘛。死路就死路吧。”哈金笑着说。

　　显然，哈金“活了”。本报记者 陈黎

　　时代人物周报：牢房之眼

　　阅读哈金这部令人感动的小说时，读者很可能会忘记它仅仅是一本虚构的小说，忘记了那个中国老人对自己在美国和韩国的战俘经历的描述不过是小说而已。虽然《战废品》的确是小说，但人们在阅读时却要时刻提醒自己别忘记了这个事实。哈金触到了西方文学两个古老的传统：用非小说的回忆录形式写小说；像囚犯口述这样的非小说回忆录。前者有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后者有约科勃的《无名犯人》。哈金很有技巧地将两者融合到一起，因此他的叙述者俞元(音译)成为了近几年小说界塑造得最全面的角色之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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