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中国名片

　　-本报记者 李梓

　　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醉心于一个梦想，这个梦如此纯真和简单：让世界认识中国。

　　西方曾经按照圣经的谕示和他们的想象来诠释古老的东方诸国，把最好和最坏的词语

都留给了中国。对于西方而言，中国是“比东方还东方的地方”，是与世隔绝的香格里拉秘境，是圣经中昭示过的东方乐土，也是“一切皆反于正常”的荒诞之国，是他们臆想中的“红祸”或者“黄祸”的源头。

　　在过去一个半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不断地认识西方，但对西方而言，中国依然是一个古老的、不清晰的、被反复误读的国度，而其被误读的程度远远超出中国人的想象。当中国人不仅能够说出美国总统的名字，还能说出北美票房榜排序和纳斯达克行情时，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并不比10年前或者100年前更多。而这种认识，也许比不被认识还糟糕。

　　百年失语

　　谁在代言中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看来，在西方了解中国的渠道里，中国人所起到的作用甚少。

　　西方世界对中国最早的认识来自马可·波罗，当他回到欧洲，并在游记中谎称中国到处是黄金时，他或许只是想为他的冒险旅程增添一些传奇色彩，但他的基调被后来者不停重复，变成了一个美好的误导。在19世纪以前，关于中国的记录一直都是那么甜美，遥远的国度，强大的君主，和顺的人民以及美丽的丝绸，在这种传说之下，欧洲出现了中国潮。

　　当19世纪到来时，一切都改变了。王岳川说：“19世纪之前，来到中国的主要是商人和传教士。商人对于东方没有歧视色彩，而传教士有普爱的思想，所以那时西方人看到的东方都是高大美好的。从19世纪开始，汉学家中的政治家为了窃取情报，修正对中国的态度，压制性的眼光使得中国的形象丑化、妖魔化。而文人既没有冒险家的冒险精神，又没有传教士的献身精神，没有政治家巨大的美元经济支持，只能做简单翻译的工作。”

　　到了20世纪，西方了解东方又多了一重通道，到西方留学打工的人开始多了起来，但这些人以个体出现，很大程度代表了中国的负面形象：缺乏修养、不择手段、浑水摸鱼。其中，能够代表中国在西方发出声音者微乎其微。

　　20世纪初，中国对西方屡屡战败、鸦片横行、清朝趋于灭亡，这几件事情加在一起，使西方对中国的丑化达到顶峰。1913年，“傅满洲博士”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秃头、面目狰狞、留着小胡子、走路悄然无声、头脑里永远都在思索某种离奇的阴谋，“傅满洲博士”系列的17部小说先后被搬上银屏，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主导了西方对中国人形象的认识。厦门大学专注中西文化多年的周宁教授说，“傅满洲博士”系列电影的走红，源自西方关于“黄祸”的想象并巩固了这种想象。“傅满洲”至今仍然深藏在美国人的内心，当1999年3月土生土长于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被指控为间谍后，一家美国报纸所用的标题就叫做“傅满洲复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成为欧美的盟国，关于中国的美好描述和虚构又一次开始。1949年以后，对中国形势的判断失误使西方恼羞成怒，关于中国的一切美化都陷入停滞。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位天才的出现。

　　无意识的自救

　　这位天才就是李小龙。在他去世20年后，中国人逐渐意识到他对于整个华人社会及中华文化的贡献是如此重要。李小龙用古老的中国功夫加哲学飞腿击溃了傅满洲，他提醒西方，东方还有另外的视觉，东方人拥有自己的美德标准。

　　李小龙是难以模仿和复制的，他英年早逝后，后来者们没有一个真正继承他的哲学与阳刚。“李小龙塑造了有正义感、‘东部牛仔’的男性形象，外国人看李小龙打拳很震惊、仰慕。在他之后，中国人的形象被女性化了。成龙出拳不是很凶猛，有时候会在地上打滚，演绎一些弱者通过智慧获胜的形象，有点闹剧色彩。到了周星驰，更是搞笑色彩浓厚，很难要求外国人理解周星驰话语背后的深意。到了张艺谋，中国女性化形象更是到了极致，女性形象在张艺谋的电影中永远是第一主角。”王岳川说。

　　英语霸权的扩张，使几乎所有的非英语系国家都必须忍受失语。与此同时，开放后的中国正滑落在对西方的无限遐想中，那种狂热一如17世纪的欧洲人遐想中国。

　　20世纪最后的10年，西方的舞台上开始有了东方的面孔，有着狭长眼睛的吕燕走上巴黎的T台，穿长衫的周润发在好莱坞电影里说着似是而非的台词，西方传统的审美经验与不自信的中国在做着不平等的交流。在此潮流之下，中国的第五代导演试图用电影将中国展现给世界，但取得成功的只有张艺谋一人，他的电影延续了西方关于中国的审美经验，中国人依然是麻木的、善良的、受到压抑的形象。

　　“傅满洲博士”的创造者，英国小说家洛莫尔晚年说：“我对中国一无所知，这使我出名。”

　　2004年，一个对于美国土生华人的小范围调查结果显示，能够对上世纪美国人的中国印象产生影响的3个华人形象分别是：傅满洲、宋美龄、李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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