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难之痛

　　-本报记者刘俊 摄影同路

　　离2005年春节还有二十多天，贵州都匀汽车站人头攒动，人们踮着脚，在不停地四处眺望着，寻找自己亲人的身 影。

　　六年前的这个时候，雷毓青也曾来到这里，迎接他从北京归来的儿子雷宇，那是儿子

考上大学后第一次回家过年，当 时，父子俩有说有笑。而如今，这俨然成了一种奢望，自从在家过完2002年春节返校之后，儿子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要不是因为三年前的那场山难，再过半年，雷宇就要研究生毕业了，可是现在他却永远地长眠在希夏邦马峰的脚下。 和雷毓青夫妇一样背负着丧子之痛的还有另外四个家庭，即将到来的这个年，他们注定又要比别的人家过得艰难些。

　　为了抚平遇难学生家长们心头难以抹去的伤痛，几年来，牟治平和当年幸存的几名队友没少费心思。他们经常会用电 子邮件交流，偶尔打打电话，逢年过节的时候，还会给他们寄点礼物。

　　山难不仅让牟治平看到生命的无常，也使他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珍爱他的家人和朋友。已经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专 业研究生的牟治平，两年前就离开了北大，但他还是很难割舍他对山鹰社的依恋之情，只要一有时间，他还是会回到母校，和 学弟学妹一起攀岩，一起去北京郊区进行户外训练。

　　不能承受之重

　　牟治平喜欢登山的热情不减当年，但胆子似乎比过去小了很多。希夏邦马峰山难发生的第二年，当他以队长身份进行 新的登山之旅时，目的地变成了玉珠峰这个跟希夏邦马峰相差近两千米的雪山，而且队伍中还多出了四名向导和高山协作人员 ，这在前一年是没有的。

　　那次山难发生之后，山鹰社内部出现过一次比较大的震荡，很多社员不仅在“大学生应不应该登山”这个问题上存在 很大的分歧，甚至对山鹰社这个组织本身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当生命安全都没法保证的情况下，它还有没有存在下去的必 要？”

　　2003年之前，山鹰社给自己定位了两个功能：一是培养北大学生的登山爱好；二是对中国登山事业做出贡献。1 998年4月，北大百年校庆前夕，北大登山队登上了海拔8201米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哪个 民间登山组织登过这么高的山，山鹰社的第二个功能在此刻被无限地放大。

　　前辈们创下的辉煌让后来者们引以自豪，他们开始信心大增，对于自己队伍的能力和水平，从来都没有产生过怀疑， 并一直等待着下一次超越的机会。

　　直到4年后，他们向第二个8000米高峰发出挑战时，5个鲜活生命的不幸逝去才把他们从梦中唤醒。他们发现， 这个曾带给他们无数光环和荣耀的组织原来是如此不堪一击。

　　山难的沉重让牟治平和刘炎林几个核心成员不得不开始认真反思山鹰社存在的问题，并为山鹰社的未来寻找新的出路 。最终，他们放弃了“高度”这个连专业队员也要经过好几年的雪山训练之后才会追求的东西，因为这帮入行最多不超过三年 的孩子，有些人甚至连一次雪山经验都没有。“立足于登山的普及，并将登山活动定位于训练形式。”山鹰社又回归了当初最 原始的目标，毕竟有很多东西是这个学生社团本身所无法承载的。

　　“学生一年就登一次雪山，能力也好，经验也好都很欠缺，我们主要还是以训练体验为主。”北方工业大学登山队的 老师陈颜说，北大的山难也给他们敲响了警钟，这几年，学校攀登的都是像玉珠这样入门级的雪山，一般没什么大的危险。

　　队员内部在做着深刻的反省，校方也痛定思痛，开始对山鹰社设下重重关卡，以让悲剧不再重演，现在即便是每周的 校外训练都要经过学校审批后才能出行。

　　每次暑假登山前一个月，队员们必须进行一个登山答辩会，中国登山协会的专家和学校老师要对他们所制定计划的每 一细节进行盘问，并指出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最后形成一个可行性报告，由学校决定是否成行。

　　仅仅这样还不够，如果校方同意，也并不意味着每个队员就能如愿出发，家长这一关还必须得过，“经过层层选拔， 最后能去的就7、8个新队员。”

　　“山下的人别说山上的事”

　　“我可以负责任地跟你说，登山的危险程度不一定比滑雪高，只要你用的是科学的方法，并且量力而行的话。”晨峰 是“绿野”的“老人”，他和这次在四姑娘遇难的老K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登山狂热分子，几年来，义务参加了多起民间搜 救行动，今年元旦，就是他和“背包”领队将被困在小五台的18名山友救出来的。

　　晨峰说，三五年前出去登山的人还非常少，现在，这个圈子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事故发生的频率却几乎跟过去差 不多，“这主要得益于开辟的登山路线越来越多，还有通讯技术越来越发达，这次小五台的营救，无线电就在其中起到了决定 性的作用。如果四五年前，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人救出来是很难想象的。”

　　但这跟国外相比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在阿尔卑斯山脉附近，有专门的搜救队伍随时待命，只要一收到求救信号，直 升机会在20分钟之内赶到现场。在国内，别说直升机，就连赶到现场，有的时候都需要几天的时间。

　　比起乒乓球，羽毛球这些大众喜闻乐见的运动来说，登山毕竟还是个一小撮人玩的游戏，一旦发生山难，媒体总不会 轻易放弃任何一次炒作的机会，在山难的具体原因还没有厘清之前，各种猜测和臆断已经提前见诸报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本次山难本可避免”这样的标题。

　　不知情的公众开始不停地追问，谁才应该对事件负责，干什么不好非要到山上去送死，甚至要给遇难者背上道德的十 字架才肯善罢甘休。

　　“这些都是因为部分媒体的无知造成的。”晨峰记得，元旦去小五台营救，来自京城和河北本地的二十多家媒体就在 山下等候。当他和搜救人员抬着担架下来的时候，记者们一窝蜂地迎上前去，看到躺在担架上的人还活着，他们就显得有些“ 扫兴”，这让晨峰的心里感到有一丝悲凉。“他们关心的是你有没有死人，如果死个人，这样至少可以上个头条什么的。”

　　山友圈子里有句话：山下的人不要说山上的事。因为对于山上的一切，有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

　　(文中同路、晨峰均为网名)

　　相关专题：时代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