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异国婚恋：如何经营“跨国围城”

　　把婚姻比喻成围城，一部分原因是感慨守城之不易。由于文化和生活习惯不同，涉外婚姻这座城池就显得更难于把守。

　　理性看待跨国婚姻，为了功利性目的以婚姻作为赌注自然不可取，因跨越种族国籍的爱情而走入婚姻殿堂也不必大惊小怪。婚姻自有属于婚姻的规律，无论是门当户对还是爱你一万年，维护婚姻的唯一技巧还是谦让与理解。在此，我们选取了四组相对成功的案例，挖

掘其日常生活的点滴片段，以及在面临性格、爱好、家庭、事业、长辈、子女等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也许从中可以发现一些普适于所有婚姻的规律与技巧。

　　徐凯 文

　　李小姐嫁给前夫时，并不是看中前夫的财产和可能带来的出国机会。她的这位前夫是西欧人。李小姐在国外学习时，认识了他。在李小姐眼里，他知识渊博、受人尊重。他赢得了李小姐的芳心，两人很快喜结连理。婚后，前夫到上海一家外企工作，李小姐和他一起回国。不久，李发现前夫和很多女人有不正当关系，并且把这些经历拍成录像。她给对方提出时，对方却讲那些是私人的事情，是种生活习惯，和李小姐没有关系，还认为李小姐侵犯了他的隐私权。李小姐因此决定离婚。

　　这是上海精文律师事务所婚姻家庭业务部、资深婚姻法律师沈永锋所受理的一次业务。每年，他都要受理涉外离婚案件十几起以上，一百余次电话和邮件咨询。他把李小姐这种离婚类型称为“思想观念差异较大”型，据统计，他受理的涉外离婚案件，有30%是这种类型。

　　涉外婚姻增幅迅猛

　　沈律师业务繁忙的另一面，是涉外婚姻数目的迅猛增长。中国政法大学妇女研究专家巫昌帧把这个数目的增多，理解为社会观念的宽松，数目增多很正常，“婚姻变化，是社会的缩影”。

　　早年，巫昌帧就见过身边三位留苏人员，其中两位和苏联人结了婚。这样的情况当年毕竟算是少数，如今已经司空见惯。她转述广东一民政部门统计，当年涉外婚姻，仅限于美、英、日等国，现在已经遍及世界100多个国家。

　　据说，这种涉外婚姻，受到普遍的赞扬。巫昌帧就听广东民政部门谈到这一现象时，认为“与外国人结合，有利于优生，也有利于和平”。婚姻形式，也渐渐由“外男中女”，向“外男中女”与“外女中男”并行。

　　上海就是一个典型。尽管近两年涉外婚姻数有所回落，但增幅依然惊人。据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涉外婚姻登记数呈现曲折上升态势，1980-1985年，申城出现了涉外婚姻登记数的第一次稳定增长，1985年涉外婚姻登记数增加到826对。到1990年代中期，一个高峰期突然出现：年登记数量突破3000对，这个高峰一直持续到2001年，那一年的涉外婚姻登记数达到3442对，是迄今为止的最高峰。

　　离婚数逐年攀升

　　正是涉外婚姻的迅猛增长，沈律师变得更为繁忙。沈所在的上海市，2002年，该市民政部门共办理涉外婚姻离婚登记90余对；2003年，办理涉外婚姻离婚登记的人数攀升至140余对，比2002年上升了约60%；仅2004年上半年，涉外婚姻的离婚登记数量继续走高，达到了120对。

　　之所以有这么高的离婚率，沈永锋把原因归结为婚姻基础较差和文化不同。如果把李小姐的遭遇归类为文化背景不同，那王小姐与英联邦某国家John先生的婚姻，就缺乏起码的基础。王小姐家在中国南方某城市，她为了拿到前往澳大利亚的签证，和John结了婚。到澳大利亚不到一个月，John就发现很多疑点，他的妻子在拿到签证之前在个人学历及经历上欺骗了他。婚前，两人生活在两个国家，很长时间才见一次面，每次见面相处的时间也不长，没有好的感情基础。为此，John找到沈永锋律师，希望与王小姐离婚。离婚的理由是：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的；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了《结婚证》。

　　“从婚姻基础上看，往往是中国的年轻女性与外国来华工作的男子结合比较多，很多人嫁给外国人的目的是为了出国生活，或者追求好的物资生活条件，这种婚姻往往不能长久。”沈永锋对记者说。

　　理性看待涉外婚姻

　　“涉外婚姻随着社会交流的频繁，肯定会越来越多，没必要大惊小怪。但在肯定这种趋势的同时，作为当事人，一定要考虑到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之间的不同差异。”巫昌帧教授说，“像韦唯，结婚这么多年后分手，估计与文化差异有关系。而大山在中国多年，除了肤色不同，已经和中国人没什么分别。不同情况要不同对待。”

　　她认为，如果为了特别功利性的目的而牺牲自己，倒未必可取。比如部分人为了出国而嫁到日本去，结果因为不适应日本的传统文化，生活不幸福者不在少数。

　　相比巫昌帧，沈永锋观点更为明确：要非常谨慎。理由是按照中国传统婚姻的理想模式：夫妻双方比翼双飞，白头偕老。因为文化和生活习惯不同，涉外婚姻往往都很难长久，痛苦多于欢乐。

　　“熊猫”的中国爸爸和美国妈妈

　　胡颖 文/摄

　　每周二早上11点，在上海的徐家汇公园，都可以看见一群外国妈妈推着手推车集合在一起，开始一天的散步与聚会活动。手推车里的洋宝宝们都不超过3岁，这群洋妈妈们都是Shanghai Stroller Striders(上海大步走)的成员。而从美国嫁到上海才1年的Melanie——梅兰妮，正是这个活动的组织者。

　　M&M，注定比巧克力还甜蜜

　　叶继蔚的英文名字是Michael，你很容易在Michael和Melanie身上，找到如同两个巧克力般的幸福与甜蜜滋味。

　　回想起两人4年的恋爱经过，叶继蔚认为，来到亚特兰大市，是他生命里最重要的转变之一。如果他没有来到亚特兰大市，两人也许一生都不会相识，更不可能有现在的婚姻。

　　今年30岁的叶继蔚从小在上海长大，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1999年到亚特兰大市工作；在那里，邂逅了比他小4岁的未来妻子Melanie Ham。Melanie来自美国加里佛尼亚州，当时正在亚特兰大担任摄影师的工作。

　　2002年对两人的感情而言，是一场严峻的考验，9个月分居两地的生活不仅没有让两人疏远，两人反而都清楚地意识到对方在自己生命里的地位。在2003年4月份，两人正式注册结婚。

　　从2003年12月起，M&M开始了他们在上海的生活。在上海生活了整整一年， Melanie除了组织“上海大步走”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独自去附近菜市场，观察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虽然中文说得并不太好，但Melanie还是不放过任何一次和中国人交谈的机会，她甚至试着和其他中国家庭主妇一样，和小贩们讨价还价。

　　在2004年去夏威夷举行婚礼之前，他们还特地来上海举办了一场典型的中国婚礼。像所有的中国新人们一样，去影楼拍了一套婚纱照，并宴请了叶家40个亲戚来喝喜酒。“天呐，为了拍这套照片，我们花了整整8个小时，包括换了4套装扮。这真把我们累垮了，不过我很高兴我能穿上旗袍像个真正的中国新娘！” Melanie说。

　　自从女儿Annabelle诞生以后，Melanie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照顾这个小生命身上。当然，她也希望有一份自己的事业。于是，她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珍珠创意首饰”的工作室。在家里带带孩子，穿穿珠子，日子过得平和而充实。

　　女儿的小名叫“熊猫”

　　在美国，出于种种原因，很多母亲都不愿意用母乳哺育自己的孩子。但Melanie坚持亲自用母乳喂养她，家里还专门请了保姆来帮助她照顾Annabelle。

　　叶继蔚的妈妈也隔三差五地过来，分担一部分家务的同时，也陪Melanie说说话、解解闷。由于叶妈妈是上海一所中学的英文老师，因此在与Melanie的沟通上丝毫没有问题。她还自告奋勇地成为了Melanie的家庭教师，每周耐心地为这个洋媳妇上两堂学习中文的课。因为在家里，大家都说英文的缘故，英语势必成为Annabelle的母语。Michael独自逗女儿玩的时候，说的也是英文。只有家里的保姆会对小Annabelle说中文，因此Melanie总是埋怨Michael，希望作为孩子的爸爸，他可以多对她说说中文。这样，将来这个孩子的中文可以和英文一样好，不仅因为他们一家将会一直生活在上海，更因为，她身体里一半的血液属于中国。

　　几乎所有见过Annabelle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们所见过的，最爱笑的婴儿。私底下，Melanie和Michael都喜欢叫Annabelle为“panda(熊猫)”，一方面因为熊猫在中国是国宝，脾气温顺非常可爱；另一方面，因为身材高大的Michael是“熊”，而Melanie则是“猫”，因此他们的孩子就是“熊猫”。

　　对于Annabelle将来的教育，两人都没有什么刻意的计划。叶继蔚说，他们不会像一般的中国父母那样，规定小孩一定要几岁学什么，或者非学一样乐器不可。他们会给Annabelle最大的自由，看着逐渐长大的她对什么感兴趣，全力支持她自己的性格成长。也许会让她在中国上小学，但更大的可能是回到美国去，无论如何，中文英文都是她必须学会的语言。

　　他，炒菜的时候最浪漫

　　般若 文

　　40岁的司马青锋戴着板材框的眼镜，一头干净的短发，看上去更像是公司的白领而不像是个画家。

　　5年前当他娶回一个美国太太的时候，有不少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用奇怪的语气说他“噱头”很好。如今，他又多了一个身份，每逢遇到住在附近新来的邻居，他都会热情的介绍自己是Oliver的爸爸。对方就会恍然大悟的表示惊讶：原来就是那个可爱的“外国小孩”的爸爸啊！

　　一见“奇怪”

　　司马青锋和太太Katherine是在一群朋友的簇拥下认识的。那是1998年，Katherine来上海工作不久，和一些朋友一起去复旦大学附近的部落人酒吧听摇滚乐，就此遇上了沉默寡言的司马青锋。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很奇怪。”主修历史并在台湾学习中文的Katherine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司马青锋听到太太对自己的评价，不由赶忙纠正道：“不是奇怪，是special！”

　　司马青锋说自己是外表冷静，但骨子里还是艺术家的浪漫，当时恨不得唱一句咏叹调来表达自己的爱慕，可外表却怎么也看不出来。最后还是画家的职业成了他和Katherine沟通的桥梁。

　　“当时我英语很差，但是我带她去刘海粟美术馆看青年艺术画展，那里有我的作品。”

　　“我在这之前是不会想到要嫁给一个中国人的。”Katherine架着一副紫色框架眼睛，Katherine觉得国籍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两个人的脾气性格都很合得来。司马青锋在一旁补充：“是啊，我能忍她，她也能忍我。受得了彼此的脾气。”

　　他，很浪漫。这是Katherine对丈夫的评价，但是什么时候最浪漫呢，她想了又想，说是司马青锋下厨做菜的时候最浪漫，“他把东西摊了一桌子，还买了瓶红酒，烧菜的姿势，唰唰唰的，很浪漫。”

　　他对我妈妈很好

　　让Katherine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母亲很喜欢这个中国女婿。小两口到美国去见Katherine的家人时，司马青锋带了自己给Katherine画的一副肖像，送给了丈母娘。洋丈母娘是很爱艺术的人，一见这副画，就毫不犹豫的把女儿托付给了这个中国画家。

　　Katherine有时还会和母亲吵架，丈夫倒帮着丈母娘说话。司马青锋是带着传统中国人的观点看待问题，感情比道理大。Katherine说：“在所有的国家，人们总是和自己配偶的父母不会走得太近，总是有些矛盾的，但是司马青锋却对我妈妈很好，这点我很欣赏。”

　　然而，Katherine和公公婆婆的相处就不是那么融洽了。首先她不愿意叫他们“爸爸”、“妈妈”，因为她觉得这样对不起养育自己的父母。司马青锋的父母都70多岁了，对于孙子的一些教育方式，Katherine觉得有些迷信，不够科学。

　　儿子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2003年1月23日，这是司马青锋结婚以来最最感动的一天。儿子司马润义出生了。38岁的他老来得子，分外高兴。

　　儿子的名字是夫妻俩一起取的，Katherine喜欢“义”这个字，本来想叫儿子司马义，丈夫喜欢加个“润”字，加点水。儿子是美国籍，平时都叫他英文名Oliver。

　　如今Oliver20个月大了，长得像妈妈，活脱脱一个小洋娃娃。他会说40多个单词，包括英语，普通话和上海话。司马青锋教孩子在白纸上涂来涂去，进行一副副“抽象画”的创作。“我更倾向于自然主义的教育，孩子小的时候就应该让他在身体、视觉、嗅觉等各个方面自由发展。” Oliver将来在哪里读书和生活并没有定论，可能在上海也可能在美国，还有其他的各种可能，对于司马青锋和Katherine来说，他们并不是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的人，他们很有可能到各地生活一段时间。

　　“但是无论Oliver去哪里读书，我们都会跟着他去，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一个地方。” Katherine斩钉截铁地说，丈夫在一旁点头。

　　我家收养了个“中华先锋”

　　胡颖 文/摄

　　1997年来到上海，从上到下没一点“中国味儿”的Eric偏偏要做中华先锋，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脆给自己取个响亮的名字，这就有了“华先锋”这个名字。

　　如今，“华先锋”已经成为上海电视台《OK新天地》节目的主持人， Eric的滑稽搞怪是出了名的，穿蓝色紧身衣、披红斗篷、扮超人出镜对他来说绝对不算什么惊人之举，因此他的节目吸引了一大批老老少少的观众。“15岁以下、60岁以上的观众特别喜欢我。”

　　保持一份童真

　　Eric和肖凌相处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遇到过什么因不同文化背景引发出的矛盾或者别扭。有过两年海外留学经历的肖凌，无论从性格还是观念上来讲都是比较摩登和西化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太太与众不同。”Eric自豪地揽住自己的妻子，“我经常会接触到许多优秀的中国女孩子，但是我太太和一般的中国女孩子不同，她比较直接，乐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有什么说什么，这种品质在中国女孩子中很少见。”

　　“他特会拍马屁！但是他的‘拍马屁’不会让人觉得很假，而是充满了童真。”肖凌解释说。Eric的汉语算很不错了，但是在习惯了讲沪语的老人面前，表达起来总是有点吃力。于是场面常常都是一个表情动作都很夸张、话也讲不太清楚的大人对着老人张牙舞爪老半天——活像个小孩儿，特别好玩。

　　“在家时他从不做家务，可是到了父母家里就抢着干活。”肖凌透露说。

　　Eric认为这对维护他们的婚姻至关重要，抢着干家务的意思就是说他太爱自己的妻子了，不舍得让她累着。作为一个丈夫，Eric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自己的妻子的生活过得更舒适。

　　正因为Eric的“拍马屁”功力，肖凌的家人特别喜欢这个洋女婿，有时甚至胜过自己的女儿。肖凌的外婆还亲手织了袜子给Eric，不是一双，而是三双！因为老人家深知这个外孙女婿经常会穿坏袜子。“我天天穿外婆给我织的袜子。”Eric得意地显摆道。

　　小夫妻俩的家就安在肖凌父母家楼上，于是经常会一家人在一起吃饭。这对一个美国人来说有些不那么容易适应，毕竟在美国，30岁以后就没什么人还跟父母住在一块儿了。只喜爱意大利菜的他对中国菜并没太大好感，但是为博老人开心，他都会象征性地在父母家里吃饭，然后上楼再给自己“加餐”。

　　让孩子自己选择未来

　　目前，这对夫妻都是自由职业的生活状态，因为Eric特别不喜欢受拘束。除了主持电视节目，“华先锋”这个名字还经常出现在电视剧的演员表中，此外，Eric的正职还是一位专业“培训师”。他经营的公司为诸如“高露洁”、“飞利浦”、“宜家”等许多世界500强的企业提供过商务沟通类的培训服务。但是Eric始终都记得两人最初认识的那段时光，当时他的事业正处于低谷，肖凌给他带来最及时的帮助，“多亏她收养了我。”

　　小两口还没决定最终会把家安在哪儿，但是近几年至少一定会是在上海。两人家中养了条狗，并且称之为“我们的小儿子”。而问起他们关于“真正的小儿子”的打算，两人都表现得非常向往。“等我们稳定下来之后，我们一定会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我希望他能从事表演行业。”Eric表示，“但这不是我们的决定。”他们表示说会让孩子去选择他们自己的理想。不过，肖凌表示并不希望自己的家庭以后会迎来“第三个自由职业者”。

　　“但是我们一定会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条件。让他们接受东方的和西方的教育，感受两种不同的文化，然后自己选择。我们相信，我们孩子无论是从商还是表演，都会有先天的一些优势，当然，决定权还在他们自己。”两人相互应和道。

　　一头“撞”来的“命中注定”

　　胡颖 文/摄

　　一眼看上去，Peter和严海斌“落差”真是不小。一个是高大壮硕、幽默和善的标准版Mr. America；一个是身材娇小、目光坚毅、皮肤黝黑的东方女子。但是两人言语动作之间却掩饰不住甜蜜和恩爱。

　　一“撞”定情

　　Peter和严海斌(Anna)的故事比小说还要小说。2003年，两个到上海来寻梦的异乡人在一个画廊相遇。那一天，是Peter来到上海的第五天，是严海斌来到上海的第三天。

　　严海斌说，当时Peter拿着照相机在画廊里捕捉他喜欢的画面，专注于欣赏作品的严海斌一个不小心就撞上了他。缘分就是那么妙不可言的东西，结果是：Peter的相机最终捕捉到了他今生的挚爱，严海斌则一头撞进她这辈子的宿命。他们彼此发现对方的欣赏品味和自己很接近，接着Peter更得知眼前这个看似弱小的女子竟然也会画画，并且严海斌还拿出了自己的作品给他看。“我一开始绝对是被她的画迷倒了。真的，太棒了。接着是她这个人。”

　　严海斌来上海是为了开办自己的画展、赚一些钱然后到澳洲继续学习。但是Peter这个“计划之外”的事故把一切都打乱了，她最终婉拒了自己在澳洲的朋友的好意，为这份“命中注定”留了下来。

　　Peter来上海是想来找寻一些自己对中国这个遥远国家的困惑的答案，但是这个国家却让他陷入了更大的但也是更甜蜜的困惑中。于是原定一年的计划被无限制拉长，而回国继续研读法律的计划也被无限期搁置了。

　　“严海斌毁了我的计划。”Peter说，“当然，与此同时我也毁了她的。”不过如果有机会让Peter重新选择，他表示仍然会这样决定。

　　爱情保鲜的独门秘诀

　　严海斌决不是个简单的女子。矮小的她，在人群中一定不是那种特别惹人注意的类型。但是这个从湖州老家辗转好几个城市，最终在深圳有所建树，然后来到上海寻找机会，她小小的身体里藏着不可思议的勇气还有巨大的对成功的渴望和追求，这也是最吸引Peter的一点。

　　Peter无论以哪一种文化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彻头彻尾的好男人、好丈夫。这个有着讲不完的笑话的美国男人却意想不到地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深沉且有包容力，还非常细心。如果说严海斌是团倔犟的火焰，那Peter就是宽广博大的海洋。

　　在Peter看来，两人相处一定会有意见向左的时候，这也并非一定是文化差异的关系，当然文化差异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但是最关键还是在遇到这类问题时两人究竟如何处理。感情是需要花时间、花心思去经营和维系的，在出现不和谐的音符时，两人中至少有一方要懂得让步，做出妥协，只有这样才能化解那些不必要的所谓冲突。这对每个家庭而言都是一样的。虽然受的是西方教育，但Peter身上找不到一点所谓沙文主义的影子，他理解并且非常尊敬和欣赏妻子的强硬个性，在他们的家庭中，做出妥协或者让步的那个多半都是他，并且只要对他们的感情有好处，他都非常乐意这样做。

　　Peter喜欢陪严海斌逛街，相反倒是严海斌可能不那么在意漂亮衣服或者是打扮什么的。但是每次他们一同出去，Peter都会细心地观察严海斌究竟对哪些东西感兴趣，因为没准这些或是珠宝首饰、奢侈品或是衣服、皮包就会出现在某一个纪念日Peter送给严海斌礼物的包装盒里。

　　虽说严海斌还没有真正“见过”公婆，但他们经常通过网络视频交流，Peter的父母还会特别细心地为严海斌挑选适合的化妆品寄给她。“我以前从不化妆，但是后来发现这些东西真的很不错，也就慢慢地开始用了，Peter的父母于是寄得更加频繁。”严海斌说。

　　对于将来孩子的培养，严海斌说还是要Peter来做主，因为他一直憧憬着那一天。在未来的两年中，严海斌会在前半段时间里做好足够的准备，画一些画，然后随Peter回到他的家乡，等到Peter完成他法学院的学业时，两人也就考虑清楚究竟哪个环境会更适合孩子的成长了。“我们会选择一个最佳方案。”两人异口同声地说。

　　相关专题：《求是》-《小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