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村委会贿选背后的农民理性

　　西方的政治理论经常用“搭便车”来解释选民对政治的冷漠。然而，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农民参与选举的热情却极为高涨，对基层政权民主化极为赞同。这是因为中国农民的民主意识更强吗？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民政部日前下发通知，今年全国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依法进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贿选将宣布无效。前不久回山东老家，恰巧赶上了村主任的换

届选举。

　　奇怪的是，农民讨论的焦点不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民主权利选出一个德才兼备的村主任，而是在讨论自己的选票卖给谁能有个好价钱，以及如何处理选举后的人际关系。选举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可笑的现象。一个在选举前由于被忽视而没有分到钱的农民，在选举结束后，堂而皇之地找当选的村主任要钱：我投了你的票，请给我1000块钱。当选的村主任当即回击：我哪里知道你投了我的票。我投入60万，仅得到500张选票，没良心的人多着呢！有一个尝到甜头的农民不无调侃的说，要是每三个月就来这样一次选举就好了。有意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真是耐人寻味啊。

　　贿选背后的农民理性

　　村主任竞选人不是傻瓜，竞选所投入的这几十万资金，往往是个人前半生的全部积蓄，甚至还要负债。羊毛出在羊身上，“投资”是肯定要收回的，来源便是行使公共权力所产生的垄断租金。其中，绕过各种法规和上级的监督出卖土地可谓来钱最快的渠道。农民不是傻瓜，是可以预见到这种结果的，那么农民为何还要选择贿选呢？

　　农民的理性计算之一是将选票卖给出价最高者。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由于计划经济所造成的短缺，农村集体工业能够在一个相当宽松的市场环境中成长，一个有魄力的村主任的作为空间相当大。但这种市场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了。市场竞争越激烈，人才因素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也就越凸现出来，而现在的农村人才状况根本不能适应工业产品市场的竞争。这样一来，谁当选村主任差别并不大。那就把选票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吧，至少眼前还能获得一些好处，持这种心态的农民不在少数。

　　农民的理性计算之二是分租理性。如果我们把村主任当作农村基层政权的寻租者，那么农民在选举过程中实际充当了分租人的角色。也就是说，村主任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把垄断租金全部据为己有了，而是必须将一部分租金提前支付给农民。这样，农村基层政权的民主化实际上完成了一个行政垄断租金再分配的过程，农民在这次在分配中得益了，这也是农民特别欢迎农村基层政权民主化的重要原因。

　　农民的长期理性需建立在政府强有力的公信力上

　　农村基层政权民主化进程的最大进步性表现在，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思想中沉睡已久的权利意识萌醒了。虽然，农民最终将这一宝贵的权利以几百元的价格卖掉了，但这本身并不是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是我们基层政权在过去的一段时期给农民造成的伤害太深了。农村基层能政权的公信力下降了，以至于农民彻底地不相信基层干部会为农民的利益考虑，农民的短期行为就是证明。

　　我们党提出了加强执政能力的时代命题，执政能力的高低最终要体现在政府的公信力上。政府如何培养其在农民中的公信力是目前极为急迫的一个问题，因为任何制度、政策都需要民众很好的配合。如果民众不相信这一制度、政策是持续的，是可被执行的，农民的理性又怎能长期化呢？山东农民基层选举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应该给我们以警示，只有一个被约束的、可信赖的合作型政府才能培养出长期理性的、合作型的农民。【作者】张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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