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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文化交流:喧嚣背后的思考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23日16:41 南风窗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外文化交流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中津津乐道的话题,始于2003年10月并将延续到2005年7月的中法文化年声势浩大、举世瞩目,而紧随其后的俄罗斯年、意大利年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马耳他瓦莱塔、法国巴黎、埃及开罗、韩国汉城等地的中国文化中心陆续揭牌运行,中国政府还计划在今后5~10年在20~25个国家开设中国文化中心……这一切似乎都表明,中国的文化外交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透过由领导人的寒暄握手、被中国红簇拥的艾菲尔铁塔和各国街头的舞龙、舞狮队伍所组成的喧嚣画面,我们依然能
捕捉到热闹的表象背后显而易见的落寞。

  拿什么奉献给世界

  “在法国亮过相的中国文化艺术门类中,杂技是最受欢迎的”,有着20多年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经验的宓鲁先生告诉记者。尽管他已经在2004年初辞去了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处一等秘书的职位,但提起他热爱的杂技,宓鲁仍然有着掩饰不住的兴奋:“蒙特卡罗杂技节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杂技节,中国人近二十几年来几乎包揽了所有的金奖。别的国家的节目获了奖就很兴奋,而中国的演员获得银奖都会很沮丧,因为金奖太多了。”

  但许多其他艺术形式就没有这样的荣誉了,“一些中国的艺术节目到了法国,剧院往往因为没有观众、利润少而不愿意接,国内的艺术团体就自己负担旅费,看起来演了很多场,但演员得不到演出费,演出团体也没有经济收益,‘赔本赚吆喝’。” 宓鲁回忆说,“有一次,国内希望将一出芭蕾舞剧推到法国,我联系了许多家法国演出公司,但都没有人愿意接,他们认为法国观众不会喜欢这种内容的芭蕾,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停留在古典的辉煌而真正能让人们了解中国现代文化的东西很少,这似乎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大憾事。对此,暨南大学的伊朗籍留学生阿里也有同感。在旅游了北京、西安等城市后,他向记者抱怨说,“买回来的都是一些仿古的赝品,感觉和现代的中国没有什么联系。”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截至2003年底,文化服务业的从业人员规模已经超过批发和零售业,经济总量与房地产业大体相当。但中国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方面,远远落后于国家对外贸易的总体增幅,并且存在巨大的逆差。据统计,2003年我国音像制品的进出口金额之比在两年时间里从不到2∶1进一步扩大到9∶1。

  在这样的背景下,杂技、中国功夫、大红灯笼等作为中国文化符号,更多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而不是今天的文化繁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些文化产品,在向外推广的过程中,仍然会面临诸多体制层面和操作层面的掣肘。

  “国内的任何一个演出团体或演员要出国演出,都必须层层上报至文化部,由文化部的一位副部级领导批准同意后才能成行,这个过程费时费力,而且有走形式之嫌,因为副部长不可能对数量众多的文件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宓鲁告诉记者。“而在法国,一个人要出国演出,只需凭个人的护照就可以了。”

  长期在广州一家对外演出团体工作的徐小姐也告诉记者,“演出人员的名单资料要先报广州市外办,再逐级报到文化部批准,时间可能长达4个月。很多时候演员第二天就要出发了,前一天还没拿到批文。虽然没误过什么事,但这个过程中的手续太烦琐了。”

  这些演出团体到国外后,“有关部门还要决定它们能演什么,不能演什么,管得太具体了。很多活动名为民间交流,实际上是由政府工作人员操办的,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而在发达国家,民间就是民间,和政府无关。”宓鲁说。据记者了解,我国在海外设立的几个中国文化中心也过于官方化,宣传意味过重过浓。

  徐小姐还提到国内的演出团体和外国的文化、习俗磨合的问题,“比如杂技在演出前,很多低龄演员会站在很高的梯子上安放道具,这在国内是很平常的,但外国的合作方往往会提出警告和抗议,认为这样不安全,万一出了事他们要坐牢,有人甚至以取消演出相威胁,他们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文化交流应该有物质内容

  按照国内的宣传口径,中法互办文化年“有利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有利于东西方文化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有利于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增进中法两国人民的了解。”从这些描述中,看不到一点商业和赢利方面的考虑。但对法国来说,北京正阳门被激光灯装扮成红白蓝三色的背后,恐怕是法国总统希拉克带来的庞大贸易代表团。日前在北京、上海轰动一时的印象派画展就是一例:法国人利用现代技术,把他们的经典艺术品进行复制,价钱不贵,让那些参观完画展的人能够把它们买回家,这样,法国的文化就能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而中国的画展搞完就完了,法国人看了以后,很快就忘了这些艺术品到底是怎么回事。

  宓鲁认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文化为外交服务’‘外事无小事’,在国外的演出,考虑最多的是出席者的级别、人数、当地媒体的反映等比较表面化的‘成果’,很少有经济效益方面的考虑,不讲实效。一场演出演完就完了,没有后续的推广和商业运作。”

  而更根本的原因,宓鲁认为是目前国内的文化管理体制。虽然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已经十余年了,官方文件也一再强调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民间交流为主体,以市场机制为杠杆的新格局”,但在文化领域里政府的职能仍然没有转变过来,既办文化,又管文化。看起来是政府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其实很难满足人们在精神领域里的复杂需求。

  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许多人对“文化产业化”的提法持强烈的拒斥态度,认定文化必定是远离市场的,而市场必然是反文化的,文化的各种功能的实现,必须要借助超经济的政治和文化权力。事实上,将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与市场连接起来,又对市场提出了精致化、趣味性的趣味引导,唯其如此,它才能引发人们的消费欲望。

  美国是世界上文化产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它实行的是“无为而治”的文化政策,没有一部正式的有关文化的官方文件。一种说法是这意味着美国没有文化,这恰恰意味着美国人领略到了使一个文化资源小国变成文化产业大国的真谛:把一切交给市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文化领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市场份额是检验文化政策的标准。

  与美国采取完全不同文化姿态的是法国。它有文化部,有《法国文化政策》,在文化发展方面不太相信市场的作用,而更相信政府扶持和帮助的神通。这一方面出于法国人对其文化传统的骄傲,另一方面也是对在文化竞争中处于守势地位的无奈。这种无奈感在1994年的《杜邦法》中得到了很明显的体现。该法要求在互联网和新闻传媒中捍卫法语的地位,并有非常具体的时间和份额要求。《法国文化政策》则强调文化和法国“国家形象”间的密切关系,强调加强法国文化的对外影响。

  而我国的许多做法,和法国有很多类似之处:更多强调的是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但靠保护就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吗?目前,我国的文化领域确实存在着“大众文化、西方文化过度膨胀,而高雅文化、民间文化日趋萎缩”等现象,但是迄今为止,在国内生产文化产品的整个“工序”中,却依然看不到多少“产业”的成分。在国内,无论是集娱乐元素之大成的电影工业,还是年产天文数字的电视剧、电视节目,再到已经非常市场化的流行歌坛,都还处于一种手工作坊加闭门造车的状态,和西方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文化的产业化程度不是过了,而是远远不够。当然,如果我们认为文化的某些领域、某些形式是不可能产业化的,那么它们之间如何划界、划界之后又如何保护受到文化产业挑战的高雅文化领域和形式,就是我们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所要重点对待的。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有国内的文化产业不断发展,人们习惯于用市场的眼光来看待和运作文化时,重实效、有物质内容的对外文化交流才会出现。

  树立大文化的观念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在世界上树立中国的良好形象,但像中法文化年这样的大型活动不可能经常举办,而且一个人热爱中国文化,并不代表他喜欢中国政府,这是两码事。最直接塑造中国人形象的,实际上是两国人民的直接往来和华人在其留居国的表现。

  在宓鲁的印象里,在国外最能体现中国的地方只有唐人街,但是,如果用这个来吸引法国人了解中国,只能是徒劳,“因为那里的环境真是不怎么样,而华人很大程度上还是自成一体,和法国主流社会有段距离”。

  据了解,目前在法的华人大概有30万左右,主要从事的是餐馆、杂货和中低档制衣业,这些行业共同的特点是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在中餐馆辛苦劳作十几小时后,当地华人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政治、文化等活动。

  长期以来,华人族群以在当地遵纪守法、能与当地居民友好相处而受到法国主流社会的肯定与称赞。法国总统希拉克就不止一次地表扬过华人族群是“融入的典范”。但近两年,关于华人的负面报道逐渐增多,就在中国文化年在法国举行的时候,法国一家电视台播放了有关警方搜查出一些华人食品超市出售过期食品,以及一些地下工场制作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供应中餐馆后,大多数中餐馆的生意一落千丈。而日前一家发行量颇大的法国报纸在第一版用《华人黑社会攻击巴黎》这样吓人的标题,刊登了有关法国华人黑社会活动和频繁发生在华人之间的暴力犯罪情况的报道。而雇佣没有合法身份的“黑工”,更使华人餐馆和制衣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偷渡等非法活动的庇护所。

  记者的一个亲戚曾在今年初到法国旅行,当众团友大包小包地准备从广州出境时,一幕场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一个团友,只带了随身小包,正在和家人抱头痛哭。大家都很奇怪,出国一星期而已,何至于此。但刚到法国,这个男人就消失了。导游告诉大家,这个人是有备而来的,是去打“黑工”的,在“黑”了身份后,他多半会到中餐馆去打工(只有这些地方才会收留他们),而这种情况几乎每个团都有。

  这一场景,恐怕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法国机场为何要加强对中国人的入境检查。很多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对法国对中国人的“歧视”非常愤慨,却没有人反思一下人家为什么要歧视我们?至于一段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东北某官员大闹法航班机、最后被请下飞机的事件,对中国人形象的损害更是可想而知。

  这一系列事件,肯定只是一群害群之马所为,但他们造成的负面影响却很大,这种影响,可能是100次完美的画展或杂技表演都不能挽回的。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中国人对文化有一个狭隘的理解,总以为文化就是唱歌、跳舞,搞点文艺活动。法国人理解的文化是大文化。这个大文化层面上的互动,带给双方的影响是深远的。”

  这一大文化的观念,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人的素质和精神面貌。如龙应台在《百年大计——请从文化始》中所说的,比厅院硬件建设更重要的是人民素质的提升,比创意“产业”更重要的是“创意”个体。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建筑、音乐、电影等文化产品的作用很重要,但人的因素也许最为根本。□本刊记者 赵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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