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锦州尝试用商业保险介入低保者医疗救助

病房中的高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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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经济半小时》2月25日播出了节目《救助高晓光》，以下为节目实录。

　　今天我们来关注辽宁锦州市社会保险的一项重要改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认识锦州市的一位下岗工人。画面上的人这个人名叫高晓光，已经下岗了将近10年。而更不幸的是，2001年当时38岁的高晓光被诊断患有尿毒症，这个病虽然并不是绝症，但让高晓光陷入了绝境，甚至让他有了轻生的念头。

　　高晓光陷入绝境

　　高晓光：西边儿有个桥洞，有个西大桥，那个桥挺深的，我就觉着别活了。

　　高晓光所说的桥洞就在他家门口。自打知道自己患上了尿毒症，每天进出家门，路过西大桥的时候，高晓光就会盯着这个深深的桥洞，设想着自己从那里跳下去的情景。高晓光曾经是辽宁省锦州市橡胶厂的一名普通工人，1995年他离开了工作16年的岗位，成了一名下岗工人，每个月只能拿到280块钱的工资；在2001年的时候，高晓光被确诊患有尿毒症，那一年他才38岁。

　　高晓光：有老的，有小的，这小的还在念书，以后大学还需要一笔钱，钱多着，然后我这儿还要一笔钱。

　　尽管尿毒症并不是一种不可医治的绝症，但却需要靠持续的透析治疗来维持生命，但一次透析费要花四百多元，一个月需要透析八次，就是三千多块，这笔钱对于下岗工人高晓光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重负。

　　高晓光：现在说的话脑子都是为了钱。

　　作为橡胶厂的老职工，高晓光首先想到的就是求助自己的单位，一次次地，他走进这个工作了16年的工厂的大门，他觉得无论如何，面对他这种身患绝症的沉重负担，厂子也许能对他有个说法。

　　高晓光：如果说下来是你一个，我们领导班子，咱别说倾家荡产，给你拿点儿钱，问题不大。

　　橡胶厂是锦州市特困企业,厂子一直以来没有能力给工人上医疗保险,在厂里还有很多和高晓光类似情况的职工

　　厂领导：现在橡胶厂不下十名，你比如说死的赵桂发，现在的温小菊等等这些，都提出这些问题，一旦说我把这个口开开，现在这屋门就能踹碎，因为95年以来就没这个先例。

　　在自己的工作过的企业里得不到帮助，高晓光又来到锦州市的一些保险公司询问医疗保险。

　　保险公司：像您这种情况根据医疗保险的条款，不能参加，我们这里的条款之一，首先就是说身体健康，正常工作和学习的人，是可以参加医疗保险的，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是属于商业性的医疗保险。

　　对于患有重大疾病的人群不能带病入保，这已写进了全世界商业保险的拒保条例，而对于高晓光来说，这意味着他已被隔绝在了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高晓光：都断了，希望在哪儿呢，现在没希望一点儿希望都没有。

　　在家门口的这座桥上，对自己命运充满绝望的他常常久久地站在桥头,脑子里想着,自己的存在, 将要给家人带来的后果。

　　高晓光：当时我就觉得活着肯定就是给人家个累赘，我就是这个。

　　寒风里，一根接着一根几十根，他想抽完这辈子最后所有的烟。对自己未来深陷绝望的高晓光决定闭上眼睛在这里结束一切，而零下二十几度的天气，河水早已冻上了厚厚的冰。

　　高晓光：跳死了也行，跳不死的就残废了，这个挺高的，到时候残废了，还得花钱。

　　刚才我们看到，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高晓光几次想到了自杀，但他又担心，万一死不了，落下了残疾，自己反倒会给家人增加更多的累赘。最后，他还是选择艰难地活下去。高晓光这样的处境，我碰到的并不多，看了感到很难受。但在锦州，有一个人得天天面对这种事情，他是锦州市民政局副局长王维东，像高晓光这样的情况，他见得实在太多了。

　　杯水车薪

　　王维东，在锦州市民政系统工作了九年，像高晓光这样的贫困群众，他见得太多了。

　　王维东 ：由于没有能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那么他们就在生命的边缘上挣扎、呻吟，在那块挺着、捱着、熬着。

　　对手中没有多少救助金的民政局来说，所能做的只是逢年过节时，零敲碎打地送去一些象征性的慰问金，与上万元的医疗费相比，这些慰问金只是杯水车薪。目前锦州市包括下辖县共有6万多名低保对象，患各类疾病的人数达到了2.3万，(占40%)其中，患尿毒症、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的就有3045人(5。2%)。仅锦州市城区45000名低保对象中，就有1200人患有大病。

　　民政局王维东：但是我们感觉到，单靠我们这样发现一个救助一个，还有多少没有发现的，所以我们就萌生一种想法，要靠制度来完善救助体系。

　　王维东每天要面对的不只是一个高晓光，而是成千上万个高晓光。他要解决的不是一个人的痛苦，而是锦州所有低保对象的痛苦。那么，他设想的低保人群疾病救助体系到底能不能实现？这个新制度是否能把高晓光们从生命的边缘，挽救回来呢？

　　城市中的低保对象本来收入就低，如果再得上一场大病，就更是雪上加霜。对他们的处境，锦州市民政局副局长王维东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叫贫病交织。身患尿毒症的高晓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没有单位，没有保险，孤立无援的他，越来越无力支撑高昂的治疗费。

　　高晓光一家的困境

　　2003年高晓光搬到了妈妈家，他自己的房子已经为了治疗卖掉了。

　　高晓光：卖了8万块，8万块钱够撑一年半吧，到不了一年半，一年多点儿。

　　自从2001年生病到2002年上半年，高晓光已将自己全部积蓄的不到十万块钱花在了透析和吃药的医疗费上，2002年下半年，高晓光开始向朋友亲戚借钱来维持治疗。卖房后的钱，高晓光一半儿拿出来还债，另一半维持了仅半年，而这以后，已经身无分文的高晓光一家向熟人借钱就越来越困难。

　　高晓光：透析都透完了，吃药都吃没了，钱吃没了透没了。

　　高晓光妈妈：我借了20000多块钱，20000多块钱对我来说费了很多劲，因为啥，我没有偿还能力。

　　老人家几乎借遍了认识的所有的熟人，而作为五十年代的老共产党员，她尽所有可能想要还清向邻里朋友亲戚借的债，但是每个月退休金只有400块的老母亲没有更多的生活来源。

　　高晓光妈妈：我借都是500 400 500这样的，我估计我能还上。

　　为了还债，老太太每个月四百块钱的退休金，她也就花几十块钱。

　　高晓光妈妈：我一天1块钱够我花了，吃饭咸菜也不搁，就这样吃馒头。

　　老太太每天的工作就是捡垃圾。

　　高晓光妈妈：我没办法。

　　高晓光：我自己知道妈妈捡垃圾，这一辈子我不会……,我最欠的是我母亲。(流泪)

　　本来，40岁正是一个男人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阶段，但高晓光自从染上重病后，不仅再无力支撑这个家庭，反而成了老母亲的拖累。像高晓光这样的低保对象，可以说，单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根本是无力走出困境的。那锦州市民政局副局长王维东有没有找到救助他们的好方法呢？

　　四处碰壁

　　作为民政局的副局长，王维东知道，像高晓光这样的困难户，当前最缺的是钱，所以他首先想到的是帮他们找钱。于是王维东找到了锦州市主管民政工作的副市长侯志平。

　　副市长：锦州的支出70%左右在保人员的工资，也就是说在保吃饭，再加上社保这块支出以后，我们可剩余的财力几乎就很小了。

　　看着副市长侯志平一项一项地算着市里的开支，王维东知道，要靠市里解决这个困难，看来是很难了。根据对锦州市部分患重病的低保对象进行的调查统计， 2003年他们平均每人支出的医疗费为8500元。如果以全市3045个患重病的低保对象进行计算的话，每年的支出将达到2600万元。(字版)很显然，对本已吃紧的锦州市财政来说，这是一笔无力承担的费用。给钱这条路被堵死了。

　　王维东：我们民政搞不了，我要寻找第三者来搞这个事。

　　寻找谁呢。谁才能帮助锦州市6万名低保对象渡过难关呢？王维东又想到了主管医疗保险工作的锦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因为民政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平时工作联系很多，王维东一下子就找到了和他交情不错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岳汗青，没想到，一谈到低保对象的医疗保险问题，岳汗青立马就把王维东顶了回去。

　　锦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岳汗青：他(低保对象)跟我们是两个概念，不是我们管的事，他们民政局管的事，跟我们劳动局管的不是一码事，他是社会上需要救助的，单独建立这个，所以你扯不到一块。

　　岳汗青告诉王维东，依据现有的政策，劳动保障局只负责企业、事业、机关单位等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目前锦州市共有37万名职工参加了医疗保险，占全部职工数的80%，还有占20%的几万名职工的医疗保险问题没有解决。(字幕)而低保户大多是下岗失业人员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群，他们的基本医疗保险问题还是一个空白。

　　王维东：由寻找到第二套方案的那种兴奋，到第二套方案流产以后的那种茫然，说我这事又干不了，又怕干不好，可算找到这个救命的稻草以后又是这么一种结果，所以这个时候就感觉到挺难。

　　财政没有钱，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又无法接管，王维东建立救助体系的设想，一提出来，就处处碰壁。这让王维东一时陷入到了茫然之中。而与此同时，身患重病的高晓光处境也变得更加艰难，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病情在一天天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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