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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改变了中国的方向(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10日17:45 南方人物周刊
他改变了中国的方向(组图)

1987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代表们争相和邓小平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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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改变了中国的方向(组图)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就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等问题回答了她的提问。



  2月27日上午10点,北京回龙观杨炳章的家。屋外阳光温暖而灿烂。

  本来约的10点采访,可没想到实在太远了,记者还是晚到了5分钟,向杨炳章表示歉意的时候,这位洋博士做了一个很西式的摊手动作,脸上的笑容也很自然地绽放出来。

  或许是在国外生活多年的缘故,这位从北大到哈佛的高材生一开口就直奔主题。“我们先还是按照采访提纲,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来吧。”语速很快,而且谈话中一直保持这种速度。

  由于写过《小平大传》,对邓小平研究多年,杨炳章很喜欢谈邓小平。“我是带着个人感情,尤其是一个中国人的感情来写邓小平的。”他这样告诉记者。

  整个谈话,大都是杨炳章在说,他没有多谈自己,不是不愿意,而是觉得和这次采访的主题关系不大。

  不过,最终,革命父亲的早逝、自己转学北大以及因为批评江青等而带来的1968-1970年和1974-1978年两次入狱的经历,还是不经意间带了出来。

  “唉,那个时候批判江青不是好事,现在都变成光彩的事了!”

  我写邓小平,他知道

  我是1984、85年开始写邓小平传记的。当时我在哈佛大学政治系读博士,1986年毕业。我写了两本书,英文版的,第一本《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写邓和中国政治的关系,第二本是《小平大传》。书的出版是在1998年。

  邓小平的两个孩子,一个邓朴方,一个邓质方,都是我同学,建立了一些私人感情。邓朴方高我一届,文革时我们是一派的。我个人认为邓小平做得不错,是很重要的政治人物,而且内心比较佩服他。开始写作的时侯,小平的传记已经有了,但不多。

  研究邓小平也和我个人经历有关系。我父亲是共产党员,以前在张学良的军事学校,西安事变后拉到共产党这边工作。

  我考大学上了解放军外语学院,1963年到了北大,然后文革开始,因反对江青而“犯了错误”,1968年坐监狱,1970年提前释放。后来我跑到北朝鲜去了,1974年又抓了进去,也是反对江青,叫做“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革命叛徒”,送回来后判了4年。现在当然是光荣的事,当时是反革命。

  去美国,还得感谢邓小平。1978年考研到北大,然后考到美国去了,1986年在美国毕业。

  我所用的资料和国内方面不太一样,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查的,一些资料国内不一定有,国内的资料我用了《李璜回忆录》,作为类比。

  写作时,去了四川广安邓小平的老家两次,采访他还活着的亲戚,核对了家庭情况。比方说,以前有些人认为邓是客家人,其实不是。

  我写书,邓小平知道,他没有意见。

  我写邓小平的这两本书都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自己删掉了一些,比如说他婚姻方面的问题,他长征时走失的一个孩子。

  这两本书,是邓小平研究领域在国外的权威文本,很多事实和分析也是有学术价值的。

  刚出的时候,多数意见是说好话,但也有些问题很过分。英国的《经济学家》认为我对中国方面的事情过于乐观,我认为不需要回答。

  有很多问题我不想涉及,比如,“谁说了算”我是回避了的,这也留下一些遗憾。

  库恩的事实错误

  我在哈佛待了20来年,也就带了10多个学生,每年回国两次。在国外,该说的说了,该写的也写了,写了三本书,1997年回来。也有家庭的原因,我的小孩和姐姐在中国。现在有时去有时回,从国外带回一些观点和立场。

  中国研究在美国是一个小科目,这几年,情况有所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政治地位的提高,让西方人更重视中国研究的课题。

  国外的传记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学术性的,博士论文也有做传记的,二是心理性的,描述人物历史。

  西方学者可能在研究视角上以西方为中心,中国学者则更多从中国自身出发。

  外国作者在事实方面出现的错误较多,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看法确实有可称道之处。他们对高饶事件、反右这些重大事情研究更深入,这和政治心态有关。

  我认为,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和专家,应该持中立立场。这几天我看到库恩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看了些美国的评论,他在基辛格中心工作了好些年。

  他这样做,完全是战略性的。他在中国做生意。而且,这里头也有一些明显的事实错误。

  比如说,宋健是决策层中有名的,但他是不是博士?还有中韩建交的事情,书中写哈佛一个研究中心寄了一封信给江泽民,江泽民转到了外交部,然后中韩就建交了。实际上,中韩建交哪里是这么简单,那是钱其琛当外长时费了很大劲的!

  他代表了正确的方向

  任何政治家都是有共性的,邓小平和毛泽东也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希望中国富强,而且都是政治经验非常丰富。不同之处,邓扭转了毛泽东的政治革命,开始全心全力搞经济建设,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方向。

  这是邓小平的一大贡献,他代表了正确的方向。邓是时代的代表人物。

  要从中国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来挖掘邓小平这个人物的特色。毛泽东是法家的,邓属于道家的,无为平淡的一个人。我们必须从文化背景上去了解他。

  毛的时代,邓在书记处工作,为人处世比较低调。毛认为邓有才,考虑过让邓主持中央工作,但后来没让他接班,因为邓比较反对文革。由于毛晚年的独断,使邓越来越感到权力的重要性。要办事就必须自己说了算。

  过去20多年,中国在经济上有很大发展,也造成很多小挫折。在不久的将来,国民生产总值应该会超过美国。但是国内和国外的评价标准不同,如果以国民生产总值为经济发展标准,目前的速度还是不错,但其他方面还得加快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一方面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政治必须进步。总的说,对于中国的前景,我还是比较乐观。(杨炳章口述 本刊记者曾繁旭 陈磊 采访整理 实习生成然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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