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尤其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有很大发展，各地大学院校扩大了规模，并纷纷建立新的高等学府，大学进行“扩召”，全社会掀起鼓励年轻人上大学的热潮。短短几年，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的百分比和国民素质都有了提高，这是令人欣喜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之一。但是，我们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并未以同等力度发展和鼓励职业教育(我在的城市就没有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原有的一所后来又转为正式中学，目前只有些不能取得资格认证的民办“驾校”“厨校”“电器修理学校”等等)，以致产生出很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是社会上普遍认为只有上大学是年轻人美好的出路，是将来就业并能获得高薪的有力保证。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都千方百计地要将孩子送入大学，尤其是贫困家庭，还把孩子上大学作为摆脱贫困的唯一希望。与此同时，国家除了通过行政管道对贫困家庭的大学生提供补助，还鼓励民间对贫困大学生进行各种形式的捐助。民间对贫困大学生十分同情，近几年民间对贫困大学生的关心似乎超过对贫困地区“希望工程”的关心。世界各国大学里都有家庭贫困的学生，但只有中国的高等院校将这类学生作为一个“贫困生”“特困生”群体给予种种优待，报刊舆论还将其称为“一族”，给社会的印象好像国家特别鼓励贫困家庭把孩子送入大学似的。但国家社会又无力将这“一族”全包下来。贫困家庭将孩子送入大学后，更加重家庭的贫困，父母含辛茹苦四处借贷甚至到卖血的地步。
并且，我国全社会对大学生都投入太高的关注，过分地照顾。从大学生假期回乡返校路途的旅费到影剧院、旅游景区景点等文化设施的门票都可享受折扣(这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是没有的)。有的地方和家庭把孩子考上大学视为“荣耀”，个别地方甚至还要立“高考状元碑”。这种“非国民性待遇”，无形中使大学生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滋长了大学生高人一等的“天之骄子”的感觉。这既使大学生对毕业后踏入社会的期望值过高，又使大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都承受着社会及家庭对其期望值过高的压力，不利于大学生养成健康正常的心态。而在求升学、重学历的社会大背景下，我国的学校教育也很难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目前中学生、大专生中普遍存在“高分低能”现象。许多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精神和才能不足，缺乏独立办事能力及实际操作技能，有的独生子女大学毕业生甚至不善于处理基本的人际关系，以致单位企业现在宁愿雇佣经过社会磨练的往届大专毕业生也不愿招收应届大专毕业生。而在大学生这方面，因在大学里他们还能受到社会的尊重和种种照顾，一踏入社会这一切反倒没有了，即使被招聘进单位企业的大专生也再没有什么特殊待遇，于是普遍产生强烈的失落感。
可是，现在每一行业、企业都迫切需要经过正规专业培训有一定技能的劳动者，有专门技能的工人、业务人员的缺口相当大，并且越来越大。很多企业给技能型劳动者支付的工资已超过有大学学历的所谓“白领”。这不止在中国，世界各国都有“蓝领”工资超过“白领”工资及二者差距越来越小的趋势。然而现在进入我国各地的人才市场，企业可以轻易招聘到五个大学毕业生却招不到一个经过专业培训有合格证书的技能型劳动者。这类劳动者只能由企业自己应急培训或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带出来。这种方式培训出的“无证”技能型劳动者，当然没有专业的系统知识，缺乏进一步提升技能的理论基础。
一方面，我国大专毕业生就业难，成了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另方面，社会又普遍缺乏经过正规培训的专业技能型劳动者，这对经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都是不利的。
我们提倡按家庭经济状况选择升学或就业，并不意味社会的不公平。对学习优秀的贫困大学生，国家仍须给予他们奖学金，也并不妨碍有了工作经验和经济积累的技能型劳动者再进大学，反而对他们以后继续深造有利。贫困家庭对中学毕业的子女继续升学则应量力而行。社会应鼓励贫困家庭的子女早日学习专业技术，早日就业以改善家庭生活，同时大力发展和鼓励职业教育，增加这方面的投入，不止为贫困生也为一般未能考上大学的中学生提供就业的准备，培养出大量技能型劳动者以适应社会需求。这里，关键还在于转变社会目前流行的成才观，营造多种途径成才的社会条件和风气。（第一提案人：文艺界张贤亮委员）
相关专题：2005年全国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