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仅有道歉是不够的

　　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可以说对不起”，我们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但这离一个和谐社会还差得很远。一个由自由市场逻辑支配而且“法制健全”的正义社会未必是一个“正派社会”——如同一个“不正派社会”绝不可能是和谐社会一样。

　　我们很难看清楚历史，因为那都是一些过期的垃圾，但是即使不了解‘历史’，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一整个世代的能量会在一阵烁眼的闪光后趋于成熟，为何如此，当时没

有人了解，事后回顾，也没有办法解释清楚。”

　　67岁的美国荒诞新闻之父、传奇作家汤普森在一周前选择海明威式死法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他的这个论断会变得为人所传诵。他的“主观中的乐观”影响了我们对新闻和历史的判断，仿佛时代的演进能够以储蓄的方式获得增值而无须其他努力。

　　但中国人向来是谦逊的，当姚明还在美国NBA全明星赛场上含蓄地表演时，他的国家的科学家们已宣布：“事实上，以人均GDP等三个指标来比较，2002年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水平只是美国1892年的水平。”一份《2005中国现代化报告》昭示着中国跟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之间的跨度相差一个世纪--除非有刘翔惊鸿一跃的奇迹出现，才会“当惊世界殊”。

　　学会说声“对不起”

　　面对这份检阅中国发展成就与差距的《2005中国现代化报告》，中国人必须学会道歉：向受城市挤压的乡村说对不起；向因社会转型而失去工作岗位的人说对不起；向基尼系数说对不起；向艾滋病人说对不起；向矿难工人说对不起；向消费者说对不起；向生态环境说对不起；向东西部发展落差说对不起；向能源危机说对不起；向现代化付出的代价说对不起；向现代化得不够说对不起。

　　道歉是一种美德，说“对不起”因为我爱你(CHINA)！从“中国可以说不”(1996)到“中国人可以说对不起”(2005)，屈指算来，正好是十道年轮，“一整个世代的能量在一阵烁眼的闪光后趋于成熟”。从国人“说不”的嚣张到“说对不起”的内省，我们不仅饱受全球化的冲击，更从“现代化及其陷阱”中体悟出这两种语境的时随岁易。

　　道歉是一种姿态，我们必须学会道歉。即便我们从不认为错了，即便我们把一切道德资源都挪用到“社会转型期间所付出的必然代价”头上，即便道歉的话语权生长在强势的、高高在上的、具有LOGO特征因而无比醒目的另一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后检讨自我：我的诚信呢？荒谬在何处？

　　基于一种歉意的社会正派

　　也就是在十年前，村妇秋菊开始向欺负她的人“讨一个说法”，这个在后来被赋予很多象征意义的行为事实上成为了一个正义社会降临的民意基础，但一个“法制健全”的正义社会未必是一个“正派社会”——如同一个“不正派社会”绝不可能是文明社会一样。这是一个被自由市场逻辑支配的正义社会，充斥着对弱势者的歧视、羞辱以及未必违法的伤害，对贫穷或财富缺失者的傲慢和羞辱，对精神痛苦的麻木以及对“别人灾难”的漠视，相反，对于一切与我们有关或者无关的社会缺陷，我们却根本不会怀有一丝基于善良人性的歉意……我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这样一个残酷现实，无疑都在给一个正义社会的完美性减分——一个看上去是如此正义但却不那么正派的社会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和谐社会吗？

　　著有《正派社会》(The Decent Society)的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说过：“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这种制度可以起到保护社会成员不受自由市场羞辱的作用。这种保护包括重视贫穷、无家可归、剥削、恶劣工作环境、缺乏教育和保健等等。”我们显然正在为这样一个社会的到来进行制度性的建设，但这能简单替代“讨一个说法”的道德和情感合理性吗？

　　和谐社会的低调伦理

　　中国人为什么勤奋而并不能富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认为：“众多廉价劳动力的勤奋工作，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只有“晓是非，明得失”后才会有道歉的出现，道歉永远不是口头禅，它需要自觉，甚至需要练习。因为道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结束，而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因为，一个正派的社会并不一定能够保证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以自尊，它的低调性决定了它只要求不要去伤害人们的自尊。

　　仅有道歉是不够的，建立和谐社会将会成为道歉之后的最佳行为准则，国家主席胡锦涛最近在中央党校讲话时强调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和谐发展”是东方智慧，而“现代化的怨恨”却是西方产物所带来的副作用，用“和谐”才能消灭“怨恨”，所以我们要学会主动道歉，而不是等到必须道歉的那一天到来。

　　对不起，中国，我爱你。文/大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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