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女人的电影--外滩画报专访徐静蕾

　　外滩特约记者 孙洁／报道

　　今天，徐静蕾简称徐导，已与当年的“四小花旦”概念划清关系。在执导过的两部电影中，她很自在，同时很自虐地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希望将女人复杂的感情用最简练的场景呈现出来。近日在国内上映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缘自她曾被同名小说深刻打动，拍出电影来，自谓“普通女人”的她，希望“普通观众也会被打动”。

　　笑也假，不笑也假

　　记者(以下简称记)：《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你执导的第二部片子，为何你强调它才是你的电影“处女作”？

　　徐静蕾(以下简称徐)：第一部戏什么都不懂，被很多东西束缚住，比如技术上的问题，第二部因为懂得，所以自己的想法可以比较流畅地表达出来。

　　记：上世纪60年代好莱坞也曾改编过茨威格的这部小说：《巫山云》，你这是又改编了一次。

　　徐：主要是喜欢这个故事。它比较适合改编成电影，放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其实就是一个纯粹的感情故事。这个故事非常打动我，所以我决定拍，没有想太多。你要知道，做一件事想太多也会是束缚。

　　记：为何将故事选择发生在那个年代？

　　徐：一开始我想改到现在，可是写到三分之一就写不下去。后来是朋友建议，我才改在那个年代。有私生子、交际花，放在现在很容易变成一个社会上很敏感的问题，会偏离我想要的情感故事，变成道德批判的东西。改成那个年代后，可以更好地保留原著中有意思的地方。这是一个极致的情感故事，如果牺牲它去表现道德批判，我觉得不划算。不过这也够偷懒的( 笑)。

　　记：当情绪化的文字落实到影像上去，会产生很多细节的问题。

　　徐：小说牵涉到很多心理描写，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外化，文字容易表达，但落实到影像要有很多具体的东西，比较难的就是这一点。它很容易拍得不实，文字可以用几千字描写一种情感，表演的时候却会简单化，不能光靠表演或者一个景儿，你可能要营造一种气氛，要用周围的光，比如要去思量黄昏还是中午。不仅是技术的问题，很多时候你脑子里想像的东西未必真的可以跟实际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记：2000万一部戏，在西班牙电影节上也获奖了，你却说过，一部电影首先要对得起观众。

　　徐：我希望普通观众会被打动，这比获奖更重要。也要对得起我自己。有些镜头我们拍了十几遍，都集中在我和那个小女孩(演女主角童年)的身上。那个小女孩没学过表演，基本什么表演技巧都没有，有一半胶片是花在她身上了。另外，我自己演的戏挺多的，对于我来说，表演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当我是演员的时候，我当它是工作，可以运用这种模式，但等到自己当导演的时候，那些模式是骗不了自己的，真的还是假的，心里很清楚。有时候怎么看自己怎么假，笑也假，不笑也假。

　　我属于目光比较短浅的人

　　记：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女主角，在某些女权主义者看来有极端到病态的心理，用一生去“我爱你，但与你无关”。

　　徐：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比较极端比较病态的部分，只不过她做得比较绝。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这种愿望：我喜欢一个人，我愿意为他作出牺牲，但是能不能做得到？现在人的最大问题，包括我在内，就是意志薄弱。过去的人，可能一分开，几个月没有联系，就靠书信，那时候意志会比较强，现在两个人分开了，一会打个电话，照样可以联系上，通信也可以用短信，变得人的意志没有以前强烈。

　　记：导演和作为演员的两个身份有什么不同？

　　徐：当演员的时候，会觉得导演就应该围着我转，我问导演一句话，如果他不太回答我，我就会觉得很受伤害，他干吗这样？当导演的时候，我会发现导演心里装的事确实太多了，演员虽然很重要，但不是天下只有演员。我当演员的时候确实比较任性，我不高兴了，就可以耍赖，可以撒娇，但自己导戏的时候就不行了，得去顾全大局。

　　记：你现在转型导演，是否可以说更成功？

　　徐：我没想到做导演会这样顺利。不过说实在的，我也没想过。基本上我属于目光比较短浅的人。同样是转行做导演，做摄影的人可能比我的压力要大，因为他毕竟在电影技术方面比我强，女演员的话，大家会觉得就那样吧，你干得好是太好了，你聪明，干不好也没什么，是应该的。

　　记：你的电影里出现过很多大腕，像姜文、张元、叶大鹰等等，你怎么评价他们？

　　徐：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孩子气的地方，我发现很多搞创作的人都有这种共性。有的人是孩子头儿，比如姜文，指挥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玩，张元就是一个自己玩得特高兴的小孩，叶大鹰则像一个有点不太自信的小孩，又要当众表现，又有点不自信。

　　记：问个笼统的问题，你究竟想用电影去表达什么？

　　徐：我的表达方式，会受教育的影响；我说话的方式，可能受身边朋友的影响；我的电影一定会受前人的影响。我想表达的东西，一定是我心里有的，我心里有的一定是，我在某些片子里看到过、共鸣过，并被打动过的东西。

　　意志的胜利

　　徐静蕾·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外滩》特约撰稿 河西/文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22年收入斯苔芬·茨威格第二本小说集《热带癫狂症患者》，小说集的总名已经很能说明他的精神状况了。《来信》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被某种“热带癫狂症”式的激情所控制的女人，她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时，她忽然意识到，她应该将她的一切秘密告诉她的心上人，于是她奋笔疾书，写下了这封差不多有三十页的长信，冷静时缠绵低回，动情处乱石崩云。

　　这位女士给那个登徒子写这样一封长得离谱的信用意何在呢？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而这一生是属于你的。从她懂得人情世故的第一小时起，直到生命结束的最后瞬间。”整部小说的文眼是一个词：“指认”。她完全可以通过当面陈述的方式告诉他发生的一切，然而她没有，她一定要他认出她来。这和性梦的情况非常相似，醒后会忘记梦中与之交媾的人是谁，而在梦里这个人一定是刻骨铭心的。弗洛伊德曾对茨威格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做出精神分析的解释，他指出，这篇小说建立在青春期的性幻想之上，赌博就是手淫的隐喻。《来信》的结尾印证着弗洛伊德的预言：“他觉得这一切常常出现在他的梦中，出现在沉睡的梦里，只是在梦里而已。”

　　茨威格笔下的这位陌生女人偏执到了病态的地步，她是不是一个“爱情法西斯”呢？她终其一生都想要得到这个男人，在信末，她都不忘提醒他，别忘了“买一束玫瑰花儿，把它们插在你那花瓶里”。她的一生似乎都为一种强力意志所驱使，那么热烈地去爱一个人，而这只能是一次意志的胜利。

　　徐静蕾《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电影版本，完全是她的“一厢情愿”。原作中的小说家年轻而风流，到了徐版，姜文魁梧有余，却怎么也算不上年轻，言谈举止也谈不上风流。徐静蕾试图将爱情分离成两部分，男人的部分和女人的部分，“ 女人的一夜，女人的一生”，这是她的座右铭。

　　最大的问题是，尽管在表面上徐静蕾非常忠实于原著，但就我读到和听到的所有她关于这部影片的说辞，都脱不了“ 自古红颜多薄命”的哀怨，还有一种脆弱的女权主义。徐静蕾把它改写成了爱情的童话，她想用歌德和茨威格的话——“我爱你，与你无关”——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我想，脱离了茨威格一生的语境，这句话怎么解释都能说得通。茨威格本人性格上的弱点，以及他神经质般的激情不能简单地划定一个解释的框架，它们也许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此外，虽然茨威格受到纳粹的严酷迫害，但他却曾经公开表示过对纳粹的好感，他看中的是这种病态的执着，他的内心之中有一种狂热的情绪需要释放，正如这个陌生女子在临终时所要做的——这时她已经死了，他认出她来也毫无意义——她写信也许只是要一次完完全全的宣泄，情感的宣泄，最后，这种情绪在1942年彻底压垮了茨威格，让他去见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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