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小伙王渊源：双语游侠的双轨人生

　　在众多中国青年如痴如醉奔赴美国寻梦之时，年仅25岁的美国人王渊源在遥远的东方找到了事业发展的平台。

　　这个“小外”，读金庸、研究《道德经》

　　25岁在中国当上了副校长

　　褐色眉毛、褐色眼睛的美国小伙John走进教室。

　　等着听口语课的学生显得波澜不惊，这年头，白皮肤的外教屡见不鲜，John只是其中之一，他们大多会有模有样地讲几句中文，理所当然地操着很流利的英语，重复着那些我们听不大懂又不得不玩命去背的语法圣经……

　　寄托一代，做梦都想去美国、欧洲，背井离乡换飞黄腾达，外教，只是圆美国梦的一个途径而已，而那天John的精彩表现着实让他的中国学生们吃了一惊。争论的起始，源于一个学生带有恶作剧性质的“质疑”：“老师，你们美国人是不是都很花心？”

　　“不，当然不是，美国人分为许多种。”John微笑着，用中文答。

　　“可我们看到的美国大片里，你们都很‘风流’，一夜留情、用情不专、主张性自由……”学生继续“逼宫”。

　　“那我也看过《手机》，严守一周旋在三个女人中间，他老婆、伍月和‘徐帆’，我能不能由此推导出当今中国社会的所有人，都酷爱婚外情？再比如，金庸小说里的韦小宝，和七个老婆生活在通吃岛，并且数目可能还会增加，我能不能看了这么一部武侠小说后总结，所有的中国男人都很花心？”John微笑答，依然用中文。

　　于是，学生们惊愕了！这个“小外”，居然迷恋金庸——在中国多少老先生言武侠必摇头叹息；不仅如此，他还读过《三字经》《道德经》《论语》《孟子》，知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道可道，非常道”——在中国有多少年轻人对传统文化弃之如敝屣。

　　John不是个普通的中国通，他把握的不是异国文化的皮毛。18岁，他放弃进入斯坦福大学的机会，决定就读美国维斯大学(该校的人文学科排在全美前十名)，专业是东亚研究；大四时，写了篇论述《道德经》的文章发在当地著名的学术刊物《亚洲哲学》上；2002年，负笈来到中国，致力于语言的研究与教学工作；2004年，当上北京新航道英语培训学校的副校长。在众多中国青年如痴如醉奔赴美国寻梦之时，年仅25岁的他在遥远的东方找到了事业发展的平台。

　　学生给他起了个绰号，“双语游侠”，同时，记住了这位“好汉”的中国大名：王渊源。

　　像中国这样大、这样重要的一个国度，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在我以往所接触的书里，竟很少被提到。

　　文化隔阂往往源于语言的不通，所以，我了解中国，先从语言开始

　　“中国话很奇怪。”1997年刚来北京时，王渊源同学苦恼过，回忆那段时光他最常用这么一句话“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年，读高三的他报名参加了学校的一个交流项目，来北京学习三个月，寄宿在一位姓王的家庭里，有了“中国爸爸”和“中国妈妈”，王渊源这个中国名字，就是他们给起的。第一天吃饭，王渊源就“不知道怎么办”，明明很干净很利落地消灭了几大碗饭，中国妈妈还一个劲儿地劝，“多吃多吃。”盛情难却，实诚的“小外”只得努力加餐。第二天他“惶恐”地发现，天哪，面前的饭菜分量比前一天的还要多，没办法，继续努力。看到这位美国“大肚王”，中国爸爸和妈妈面面相觑，转身去厨房，又下了碗面条……终于有一天，王渊源感觉自己的胃委实吃不消，遂向教汉语的老师求援。老师哈哈一笑：“中国人说‘多吃’，是礼貌和热情的表示，并不表示你一定要真的吃完。”于是，王渊源这才学会拍着肚子呵呵说道“我吃饱了”。

　　阴阳上去四声的发音，也让王渊源“不知道怎么办”。他一张嘴就有人嘻嘻笑：“怎么起了个女孩的名字，王园园？”培训班里学过汉语的同学，便跑过来好心好意又神秘兮兮地把“独家心得”相授：“记四声时，最好的方法是脑袋随声调一起摆动，比如发‘妈’，脑袋就这样，一字型平行摆；发‘嘛’，就这样，向上方一甩；‘马’，脑袋摆的幅度稍大些，先低后高要打个对勾……”为了把汉语学好，“小外”们煞费苦心。

　　除此之外，每天上午还要捧着鲁迅、朱自清、胡适的散文，虔诚地朗读，范文也透着东方式的“怪异”，像鲁老先生，为什么说“院子里这儿有棵树，那儿也有棵树”，说“有两棵树”不就结了？再比如，胡适先生的句型，按渊源的思维方式，也有些不合逻辑：由他前面的“因为”，不一定能推出后面那个“所以”来。

　　不理解也要执行，语言的学习从“模仿”开始，就得必恭必敬大声诵读。培训老师规定在班上只能说汉语，问题在于一屋子都是美国人，牙齿缝里的母语呼之欲出，却不得不大眼瞪小眼，一丝不苟、晃动着脑袋“妈嘛马骂”……

　　家乡有“迪斯尼”“嘉年华”，木马欢腾摩天轮呼啸，北京没有，但北师大附中有个美丽而宁静的花圃，小渊源时常去那儿消磨时光，在石头凳子上懒洋洋晒着太阳。天上有流云悠悠，地上有个满颊金色绒毛的男孩，还有个看花的老头儿，半句洋文也不会说的老头儿。但老头儿会眯眯笑，和善地走来走去，瘪瘪的嘴巴一张一合着，说着他听不懂的语言。他渴望能听懂这些语言。

　　老与少、中与西无声地亲近着，又“对峙”着……

　　一天，老人扳过渊源的手，老人的手很老，很粗，显然做过很多活儿，他在渊源的手掌上，一撇一捺地写下什么。大概是他的名字吧？渊源想。他渴望能看懂这些文字。

　　肯定有一天我要学会和他交流，并融入这神秘而友善的东方人群中。

　　对这个美国孩子来说，中国太新鲜了，当然在美国每天也有许多新鲜事，但那些事需要你去“寻找”，而在中国，新东西扑面而来，挡也挡不住。他更奇怪于，“像中国这样大、这样重要的一个国度，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在以前居然很少有人跟我介绍过，即使有也不全面。我看过《黄飞鸿》，发生在中国的晚清时代；我也读过美国一位华裔女作家写的《野天鹅》，反映了从1900年到1970年近百年间的变迁。可任何一本书、一部电影，都难以穷尽这么大、情况这么错综复杂、变化如此显著的国家。”

　　我学中文的最大诀窍是模仿

　　还有，不怕犯错误

　　强烈的兴趣让王渊源把艰涩的语言学习、并且是世界上最“难缠”的方块字学习，坚持下去。他反复听磁带，走起路来嘟嘟囔囔，甚至回到美国，也时常“触景生情”，看到一棵树，会想，这在汉语里，怎么说？看到轿车了，会想，在汉语里怎么说？老外认真起来蛮可爱的，像阿甘一样执著。

　　许多国人抱怨，学英语没有环境，口语不好是因为身边没有外国人交流，但王渊源抓住了一切可以“模仿”的机会，从电影、电视、互联网上……甚至连流行歌词也不放过，比如任贤齐一首《心太软》，其中有一句是“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什么叫“想出”太难呢？是因为爱太深，想出来就特别难吗？他费解。

　　还有，周华健那句，“人分飞，爱相随”。奇怪，为什么说“爱像睡呢”？怎么可能像“睡”呢？他糊涂。那时没学过“相”的用法，不明白这个其实是语法，太奇怪了，是不是因为台湾人卷舌音分得不是很清楚？哦，我明白了，这句话可能是说爱情是像睡眠一样，虽然爱得很深，但最终都得醒来。他如此自圆其说，很得意。

　　至于崔健《花房姑娘》那句，“我独自走过你身旁，我不敢抬头看你脸庞”，唉，实在是郁闷啊！“肚子”怎么可能走过一个人身旁呢？思考了许久，王渊源终于“明白”了，可能就是要强调一个人肚子特别大吧，看后面那句，他自卑，所以不敢抬头看人家的脸庞……

　　大学期间，王渊源如饥似渴研究东亚哲学，随后两度来华留学。他的最大特点是不怕闹笑话，犯着错误快乐地成长，汉语逐渐由磕磕巴巴到“能登大雅之堂”， 2003年，他被某英语培训学校聘为外籍教师，开始了在北京的“打工”生涯。

　　对他们来说，我就是美国

　　“I can make a future for you in China(我能帮你在中国创造未来)。”仅仅见过两次面，时任新东方校长的胡敏(现为北京新航道学校校长)就“一针见血”，是胡敏把他带进了英语教学领域。这句话自然让王渊源很兴奋，却也惊讶，他自己都不太确定未来在哪里呢？

　　说实在的，第一天上课，他有些紧张，虽然竭力掩饰自己的紧张，谁说美国人都像《生死时速》里的基努那样金刚不败？讲完课正偷偷拭把汗，有个同学走上前来：“老师，你的课讲得很好，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谢谢！”王渊源高兴坏了。

　　“但我希望听到的不仅仅是语言点，我觉得你可以讲更多文化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是要出国的，除了关心考试以外，还关心出国后的生活。”

　　这个学生给了渊源一个启发，从那时起他开始有意识地把美国的一些东西在课堂上介绍给学生听。事实上，当传播与沟通的窗帘被拉开时，你会发现，外面的世界并不像想像中的那样积雪难消。对那些认为去了美国就能圆一切梦想的提问，他多少有些无奈。比如一天，一位16岁的女孩快步走上讲台，以充满期待的眼神说：“老师，我想去美国当宇航员，您看怎么才能实现呢？”

　　他不忍告诉女孩，这个愿望真的很渺茫。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尚且是难以实现的英雄梦，何况还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巨大鸿沟。中国自己的宇航事业也在蓬勃兴起，为什么不投入其中？不过，王渊源还是给了她几个网站，让她自己去搜寻、去了解相关的政策。“我一直觉得摸索的过程非常重要。有些学生时常问我申请美国的大学有没有捷径，我们当然也会提供一些必要的留学咨询，但我还是觉得，你喜欢一个学校，你得自己跟学校联系，研究一下它的需要和入学政策，这个摸索的过程对一个人的成长经历，特别重要。”

　　“不管做‘文化的传播者’是不是我的初衷，也无关爱国不爱国，这些学生身边的美国人不多，对他们来说，我就是‘美国’，我的行为、我的语言就是‘美国’。我不是要把美国的优点无限放大，就是想做一个桥梁，一个文化传播的窗口，包括以后让美国更了解中国。”渊源说。

　　对他们来说，我很懂中国

　　而对渊源的许多美国朋友来说，他太“中国”了——娶了个中国太太，在北京买了房子，帮新航道源源不断地聘请外籍精英来华任教，说话还老向着中国人。

　　有一次，一位朋友向他抱怨：“中国文化跟我们真是有很大的差别。”

　　“何以见得？”渊源愕然。

　　“你看，他们敬酒的方式好激烈，碰了杯还不算，非得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来劝你喝，你不喝还不行，否则就不够哥们儿。”

　　渊源就告诉他，这是中国人表示热情的一种方式而已，你不必太计较。而且，这只是一个细节、一个习惯而已，没有必要上升到整个民族文化的高度。”

　　再比如，有的朋友很疑惑：“中国学生好像没什么创造力，同一个题目，20几个学生的文章竟然差不多。有一次我布置写作题《你认为一个好电影应该是怎么样的》，竟然有个学生说：‘我不知道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不是电影专业的学生，而且我担心我的答案可能跟别人的不一样。’我只得说：‘太好了！这正是我想要的你的回答。’中国学生们太拘谨、太没有个性了。”

　　渊源就告诉他：“不一定是中国学生没有创造力，而是与教育体制很有关系，学生一上学，老师就有一个很明确想要他们表达的东西，他们可能觉得你也是这样要求的。其实，中国学生是很聪明的，换种环境换种思路，他们的创造力会很好地释放出来……”

　　从来没人要求过王渊源这么做，但充当中美文化之间的“使者”，已自然而然地成为他默认的一个设定，“我喜欢那句话，人之初，性本善，道相近，习相远。我甚至觉得，人的本质都一样，但习惯可能不一样，很多很多人的习惯累加起来，就变成了文化。所以，我来中国越久，觉得她与美国之间相似的地方越多，特别是在美好的品德方面，因为美德都是相通的。所以说，沟通得越多，相同的地方也就越多，也就会彼此欣赏。即使不同，也可以共存、互相包容。”

　　当我请王渊源概括在新航道的工作状态时，他回答：“真的很有压力，也真的很有激情。”他看问题总是看两面，然后在双轨上开心游弋。这种思维方法，在西方，叫辩证法；在东方，见于老子的《道德经》。 采访-本刊记者 李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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