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赵国秋

　　-观察记者 傅宏波

　　观察记者：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抑郁症？

　　赵国秋：抑郁症是以情绪低落为核心症状的情感性精神病。情绪低落以及与之相关的认知和行为障碍，构成了抑郁症 心理学症状。除此之外，抑郁症还存在各种各样的躯体不

适，即抑郁症的躯体化表现(或称之为生物学症状)。若不结合心理 学症状，这些躯体症状是非特异性的，也就是说，可见于多种疾病(比如内科疾病)。

　　抑郁症中有一部分患者往往以躯体不适为突出的主诉，认为自己患了某种躯体疾病。有的患者在抑郁症明确诊断之前 ，四处求医，久治不愈，频繁出入各大医院，进行各种各样的检查，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结论。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将这种类型 的抑郁症称之为“隐匿性抑郁”。由于识别困难，治疗缺乏针对性，患者长期遭受病痛的折磨，容易产生消极行为，给家庭、 社会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抑郁症的躯体化症状，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观察记者：那您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抑郁吗？

　　赵国秋：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不可以说：我绝对没有抑郁过。因为抑郁每个人都会有。

　　观察记者：既然如此，为什么有的人能坦然面对，有的人却不能？

　　赵国秋：人们之所以抑郁无非是某些方面不顺心。而得抑郁症的这些人，其实是一些非常追求自我完美的人，不甘心 处于一种跟别人不同的状态。比如说，人家能过得很好，有房有车，他就会拼命去追求，去努力，去打拼。然而很多事情并非 像他所想的，一定能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会产生一种落差，慢慢地积存下来。久而久之，就对自己丧失了信心，而造成越来 越严重的抑郁状态。

　　但是，更多的人体会到抑郁以后，会警醒自己，凭借着心理的防御、素质和承受的能力，就能越过这个坎。但其中有 一部分人走不出心理障碍，时间一长就可能会出问题。

　　观察记者：凭您多年的实践经验，发生在这些抑郁症患者背后的精神状态是否一样？

　　赵国秋：有区别。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不同的年代患者产生的原因也不一样。

　　比如70年代，发生比较多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冲击后最终走上绝路的一部分人。

　　到80年代的时候，情况发生新变化。有这么一个例子，一位大学外语系女生，各方面条件都很好，毕业后在城市里 找工作，连续找了几家单位，她都不满意。主要原因是她想象中自我能力的发挥与去了这个单位以后的实际状况相距很远，她 觉得生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因此她的情绪开始持续低落，终于有一天以割手腕的方式企图解脱一切。后来她的家人就陪着她 来向我咨询。我当时开导她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但她却认为社会应该适应她。所以这之间便有了一种心理的冲突，再加 上她的期望值比较高，人就很容易抑郁。

　　90年代以后，特别是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从原来的那种家庭矛盾、经济压力，逐渐地倾向于人际关系、生意 琐事、感情问题和事业压力等。

　　观察记者：我们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报道，由于各方面压力太大不断有人自杀的消息，特别是在春季。他们为何要 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

　　赵国秋：抑郁症是自杀的头号“杀手”。可以这么说，选择自杀的人之中，有近8成人患有抑郁症。自杀在正常人看 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在抑郁症患者看来却是一个解脱的办法，就是走极端。

　　而季节和天气变化不是构成人们心理疾病的因素。其实人出现烦躁等心情是属于正常心理，只是一种期待性焦虑情绪 。人们之所以会焦虑，主要是因为面临困难，又找不到解决困难的方法。加上天气不好，可能会使焦虑指数上升。克服焦虑情 绪的方法，便是要找到解决困难的路径。

　　但这个坎不难逾越，比如说上班族。他们应该在每天晚上想一想：今年我要做哪些工作，从哪里做起。先列出第二天 上班后要做的第一件事，然后计划一下最近几天要做哪些事。心中有计划了，工作起来就有头绪了，也就不会有焦虑情绪了， 摆正一个工作态度很重要。

　　观察记者：您身兼杭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要负责人。请问这个机构如何发挥他的作用？

　　赵国秋：现实生活中，随着人们生活压力的增大，人的心理问题也就多起来。我注意到杭州的报纸上基本每星期就有 一例自杀报道。正因为自杀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就必须进行心理干预。

　　观察记者：能否举个例子？

　　赵国秋：好的。一个人因抑郁而选择自杀，他有一个心理考虑过程，情绪的冲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比如说一个人站在楼顶想跳楼，像这样的现场干预，有几个原则是必须要尊守的。

　　第一，对当事人要跳楼的理由，我们不要轻易地去反驳。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一个认同的原则，这一点非常重要。 比如说，欲自杀者说他非常伤心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认同他的那种感觉，尝试着去理解他，而不是轻易地去反驳他，这一点 非常重要。

　　第二，在现场，我们应该去跟他交谈，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要跟他来讨论自杀的理由是否充分。而不仅仅是 在现场拿一个喇叭喊：“不要跳!”，因为光靠这样叫喊根本就毫无用处，也不够有力。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叫他陈述自杀的理 由，但问题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到非要自杀不可这样的层面，因为他给出的自杀理由大多是在情绪的极度低落，或者极度冲 动下的选择。如果说他愿意对话，这就有机会。反之，我们便可以跟他商量，如果一定要自杀，我们就得给他先做准备，如果 跳下去没死，就可能导致半身瘫痪，就可能要准备大量的钱来治疗；如果跳得非常到位，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和跟当事人商量， 是先找到他的家人一起来为他收拾现场，还是我们把他草草地收拾一下再送到殡仪馆去。如果我们这样跟他讨论，可能就是给 当事人一种刺激，或许会对他有效，而最后将他那种要跳下去的指令受到有效的阻止。这在我看来这也是非常有用的一种方法 。我觉得应该把心理学的理论与技术运用到自杀的现场，如果仅凭着当时自己的一份热情和责任，我觉得这是远远不够的。

　　观察记者：比如我们身边出现了有精神比较郁闷或者消沉的朋友或者他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赵国秋：我觉得应该采取一种内紧外松的基本态度，应该要重视这个问题。但是不要把他当做病人，而应把他作为健 康人一样看待，这个很重要。但是从内心应该体会到，他的情绪是有问题的。因此，我们平时要更多一份关怀，多一份心理的 支持，尤其需要心理上的支持，而不是说给他吃一点好的或穿一点好的就能解决实质问题。

　　观察记者：那我们的社会能为之做哪些工作呢？

　　赵国秋：近几年，国内患有比较严重心理卫生问题的人发生的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我们怎么来有效地为这些人提 供最有效的服务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首先需要我们政府来做事，我们全社会都来关注。但现实是，目 前我国缺乏心理干预方面的立法和运作机制，缺乏心理援助的内容。当务之急是进行心理干预方面的立法，从法规上确定心理 干预的必要性。

　　其次，要建立强有力的专门机构和专业队伍。目前，心理干预方面的人员十分紧缺，仅靠几个或十几个专家是不够的 。我们应该花大力气，为这些有心理问题、有情绪问题而抑郁的人提供服务，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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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国秋，毕业于浙江大学心理学系应用心理学研究生班。现任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心理咨询师职业鉴定委员会专家 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专家执委会执委、浙江大学医学院硕士生导师、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杭州市第 七人民医院院长。是杭州市九届人大代表、十届政协委员、著名心理咨询专家。

　　专长：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社区心理卫生、精神卫生。主要学术成果：《大中学生心理卫生问题及对策研究》获省 科技进步四等奖、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杭州市城乡小学生心理卫生问题研究》获市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学生心理障碍的 干预效果的追踪研究》获市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学教师与医护人员职业心理紧张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获省医学科技进步 三等奖、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精神病专科医院改革和发展的若干体会》获99年中华管理学会精神科分会年会交流一等奖。 并已出版《学生心理卫生》、《职工心理卫生》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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