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将消失的上海记忆：挽留两万户

　　母亲知道我去“两万户”之前，怀疑地说，那里都拆完了吧。母亲自小在杨浦区长大，从1949年出生到现在，杨浦区虽有“下只角”的寒碜和挣扎，却是母亲在山东父亲面前赖以骄傲的地方。母亲以为消失了的“两万户”，山东父亲却知道它的现状，告诉我乘坐22路电车可以到。

　　去“两万户”的路上，跟很多人解释过为什么要去，解释越多，我这点点挽留“两万

户”记忆的努力仿佛也找到了意义。

　　接近下班时间，22路电车不紧不慢地开，这辆车的始发站和终点站几次变化，每次变化都和城市变化有关。第一次，为了保护外白渡桥，始发站从十六铺缩短到闵行路。这一次，为配合市政建设，终点站从军工路水产大学门口改道，经过长阳路、内江路、敦化路，停靠在长白路。

　　东西走向的长白路不宽，长白一村就在马路的北边，说是新村，其实就像是一台12寸黑白西湖电视机，被拆去了外壳，电路裸露在外面。在已没了窗户，人去楼空的隔壁，还有人住，日光灯、铝合金窗、晒着衣服的晾衣架，泾渭分明。

　　沿着马路，一溜白色墙壁把长白一村围了起来。墙壁上，满是标语和涂鸦作品，有的地方被不本分的梧桐树撞开了缺口。长长的墙壁前，只有一个修自行车的摊头。

　　长白路的对面是占地31196平方米的欧洲豪庭：韵都城，小区有714户住户。几年前，这里也是“两万户”。但现在在这群三段式立面造型的建筑中，已完全找不到当年的痕迹。

　　历史背景

　　“两万户”名称的由来，缘于可以居住2.1万户居民。1949年后，市政府根据中央“今后数年内，要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问题”的指示，把建设工人住宅新村作为改善职工居住条件的重点。在杨浦和普陀两区建造了大批两层的砖木结构工人住宅，可容纳2.1万户、10.2万余人，俗称“两万户”。

　　“两万户”的出现，令入住者告别了棚户、滚地龙、鸽子窠，这在当年不啻是一件大事。“上海工人的大喜事”，这就是当年《新闻日报》在报道“两万户”落成时的新闻标题。

　　曹杨新村是最早建成的工人住宅区，之后，从1952年开始，市政府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建造两万户工人住宅，共60万平方米。以沪东、沪西两个工业区为重点，在这两个工业区防护带1公里以外的地方，同时适应顾及沪南工业区，规划了长白、控江、甘泉、天山、日晖等9个新村。

　　住宅的样式参照苏联集体农庄住宅，砖木结构，有2个公用厨房和4个公用厕所，上下两层，每层5间房，可住10户人家。

　　全市的两万户，杨浦区约有1.4万户，分布在控江路以北，军工路至大连路之间。从1952年8月15日开始施工，1953年5月竣工。总计建房530幢1000个单元(每个单元为1个门牌号)1万户，建筑面积28.6万平方米。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万户”里的人口不断膨胀，住户已远不止“两万”户了，一间20余平方米的屋子三代同堂或住上两三对夫妻，一点也不稀奇。而且“两万户”的厨卫设施陈旧，公用厨房位于一楼，十分拥挤；厕所总共只有4个蹲坑，只能充当倒便池。于是，近年来，改造“两万户”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杨浦区在2002年5月宣布准备动迁“两万户”。全市最大的“两万户”住宅群：凤城一村已在同年被拆除。如今，只剩下零星的“两万户”碎片可以让我们重温。

　　2005年的上海冬天特别冷

　　2月21日的上海已被雨、雪考验过，这对于住在长白一村的尹玉珍阿婆来说，是最怕的天气。因为一下雨，屋子就漏水，这是老房子的老毛病，物业也没办法，所以80岁的尹阿婆只好买来一堆塑料盆接水用，有时半夜还得起床倒水。

　　80岁的尹阿婆，原是国棉十七厂的职工。1953年，她成为全厂第二个搬进“两万户”的职工。1960年，她被评为上海市劳模。

　　从图门路满是小商小贩的街上穿过，两万户似乎可以从任意的角度切入。从这里进入，能一眼见到全貌，拆了一半的房子里，外地孩子不知愁滋味地嬉闹；从前的小河、后来的树林、现在的垃圾场；人们在嘈杂中自然地生活。

　　70多岁的王老伯1956年搬进“两万户”，从前跟师傅修棕绷床，后来进了厂子做小工。现在年岁大了，身上的衣服还是以前的对襟式样。

　　王老伯和尹阿婆是邻居，门前的老年托儿所已被拆了。尹阿婆的家在二楼，刚分来时，是一楼，但是由于当时的地理环境实在荒凉，一楼不够安全，就调到了二楼。如今，狭窄的木楼梯，每走一步，都让人担心它的承受力。尹阿婆作饭、上厕所都要下楼，一天数不清要走几遍楼梯，80岁的她说习惯了。

　　尹阿婆在“两万户”里住了一辈子，在这间大约20平方的木结构房子里，她送走继母、丈夫、小媳妇，现在和残疾的小儿子一起住，说是相依为命，其实更多的是老人照顾儿子。

　　“我有5个孩子，其中3个是儿子。头上两个，一个插队江西，一个插队贵州。” 尹阿婆说在1953年之前，她和先生在外头租亭子间住，亭子间中间尖，所以人只能在中间站直。在那间走路都要弯腰的亭子间里，尹阿婆的三个孩子陆续出生。1953年，厂里评条件，根据人口分给她“两万户”的房子，后来又统一加了9平米，“那时我们一家8口人住，5个孩子，还有继母，只有一张床，3个小孩陪外婆睡床上。”继母一直跟着尹阿婆过，她养她老，送她终。

　　在这间狭小的房子里，尹阿婆一生的悲欢都写在这里。里面的家具是小儿子结婚时买的，现在已经被雨水淋坏了，而小儿子结婚8年，媳妇病了4年，婆婆伺候了4年。媳妇娘家就在图门路上，却因为和母亲不和，很少回去。病榻前，倒是婆婆在小心伺候着，甚至连媳妇喜好的麻将，婆婆也小心地捧了去。

　　尹阿婆小声告诉我，她舍不得媳妇，逢年过节还给媳妇烧点纸，“说起来，这其实是迷信的”。

　　另4个子女都有各自的生活，尹阿婆惟一的牵挂就是小儿子，小儿子每月仅500元的收入，不喝酒，抽点烟。尹阿婆一心想为儿子再讨个老婆，却是不容易的。“我走了他怎么办啊”？

　　尹阿婆幸运的是，家里并没有因为房子争抢，至少留下的都是温情的回忆。

　　“怎么办？”似乎是“两万户”居民普遍的心态。在和这片空间相处的几十年间，许多人在里面得到庇护，在里面演绎了自家的故事，闹的、哭的、笑的、打的，平常日子却有平常的生动。外滩记者 刘莉芳／报道 特约记者 钱东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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