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家白先勇对昆剧《牡丹亭》的不解之情

　　在刺眼的灯光下，台上演员身上的戏服显得格外鲜艳亮丽，背景是“牡丹亭”的毛笔书法，苍劲有力。大红大紫的舞台效果与清雅悠扬的古代器乐合奏，把人置身于一种空灵、迷幻的远古时空当中，或许，这正是白先勇喜欢追求的那种人生如戏、戏梦人生的真假幻境，一出青春版《牡丹亭》把我们似曾相识的审美神经唤醒了。

　　除小说之外，白先勇的最爱就是昆曲，甚至“爱昆成痴”。昆曲，似上瘾的“毒药

”一般让白先勇嗜戏如命。为此，他四处奔走，埋首伏案，终于圆梦。由他策划制作的昆曲《牡丹亭》青春版在两岸三地上演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引发了两岸三地年轻人对古典风尚的重新认识，也有学者把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称作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次胜利”。

　　情迷昆曲

　　“你为什么那么痴爱昆曲？”这是不少记者采访白先勇问的第一个问题，白先勇也不知道回答了多少遍。十岁那年，白先勇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第一次看昆剧，看的就是梅兰芳演出《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其中《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那一段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曲调，深深打动了白先勇。甚至多年以后，白先勇每每听到这个唱段，便有一种“浑身起鸡皮疙瘩，魂飞天外”的生理反应。

　　在白先勇眼里，昆曲是世界上最美的艺术形式，“把每个人心中潜伏的那首诗都唤醒了”。同时，他也认为《牡丹亭》所倡导的爱情观对现代年轻人非常有用。它是一个表现“至情”的作品，爱得死去不够，还要活来，这才是“情”的最高境界。汤显祖之所以要写《牡丹亭》，不就是为了反对宋明理教对情欲的压抑，恢复人性自然的感情，进行情感的大解放吗？

　　“昆曲其实属于百戏之母，有500年的历史。其它戏曲都是吸收它的养分发展而来的。它有一个辉煌的历史，我们常常忽略了，在晚明和清朝初期的200年时间它曾经独霸中国剧坛。昆曲是我们的国剧。”这些话，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听到。白先勇在北大声嘶力竭地讲这段话时，台下一片寂静。

　　为了挽留与推广自己痴迷的昆曲，白先勇当了二十几年的“昆曲义工”，这次青春版《牡丹亭》已是他第三次制作了。1983年，他制作了由徐露、高蕙兰两位台湾名演员演出的《牡丹亭》的《闺塾》、《惊梦》两折戏。1992年，又把有“小梅兰芳”之称的华文漪邀请至台湾演出《牡丹亭》的缩减版。这两次演出都取得了一定效果。

　　既然是青春版，白先勇心目中的理想主角必须是俊男美女，男的要具备柳梦梅的书卷气，女的要有杜丽娘隐藏于娴静娇美背后，那一份追求爱情的反叛勇气。“你们不知道啊，现在为《牡丹亭》选角多难啊。社会的现代化，使得人们的面相也现代化了，寻一个周杰伦容易，可觅一个柳梦梅却很难。”寻寻觅觅，终于在苏州昆剧院觅得理想中的柳梦梅与杜丽娘，分别是年轻演员俞玖林和沈丰英。名师磨璞玉，他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说服“巾生魁首”汪世瑜、“旦角祭酒”张继青出山收徒传艺。他让俞、沈等七人磕头行拜师礼，打破了大陆昆剧界数十年来不收入门弟子的行例。“很多人说这是封建，我说觉得要恢复封建，这很重要，磕了头就有了皈依的感觉，同时也是对老师的尊重。”

　　舍我其谁

　　“看到现在的大陆，不由得让我想起七八十年代的台湾。” 白先勇一边喝着香郁的菊花茶，一边幽幽地说。

　　几十年来，在对台北风貌的描绘上，台湾还没有出现另外一部文学作品，可以取代白先勇写的《台北人》。1971年出版、由14个短篇组成的《台北人》，描写的人物包括没落的贵族、军人、女伶、知识分子、舞女……

　　“我现在几乎每年都要回台湾，初中二年级开始到大学毕业，我在台湾呆了11年，我的朋友、亲戚、与青春记忆都在那里。那11年，正是我成长、交朋友、读书虚度年华的时候。”一说起台湾的青春岁月，白先勇便兴奋不已。

　　白先勇说，他的生活经历很复杂，甚至他都无法说出自己的家乡究竟是哪里。出生于广西桂林，辗转于重庆、上海、香港，后来随父到了台湾，最后又前往美国教书至今。这并非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地域混乱感，更重要的是他赶在了一个变动的时代。“丰富的经历让他的作品显得很独特，有历史感，而且格局很大。”北京大学艺术学系主任叶朗教授说。

　　读书、写美文、办杂志，这是每一个文学青年梦寐以求的美妙景象。当然，白先勇的台湾文青生活与他创办的那本《现代文学》杂志紧密相连。从1960年到1973年，再从1976年到1984年，这本前前后后有二十余年寿命的杂志，一共出版了五十一期。别看它发行量最多也不过两千，寿命也不长，但对于台湾的新文学却有着重要的影响，开辟了台湾的文学新风，还捧出了不少闻名于世的台湾作家：段彩华、王祯和、杜国清、林怀民、三毛等。白先勇说，在他创办《现代文学》的时候，三毛还是一名羞涩、内向的小姑娘，甚至一见到他撒腿便跑。现在不少著名台湾作家的处女作都是在《现代文学》上发表的。与此同时，《现代文学》也成就了白先勇的文学梦想，当年一大批不计酬劳参与《现代文学》编撰工作的人员，大都成为文化名家，诸如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余光中以及受到当下“小资”们推崇的文化学者李欧梵等等。

　　白先勇把自己的那一代统称为“战后成长的第一代”，无论是针对台湾本省还是从大陆迁移到台湾的均是如此。对于台湾本省人而言，他们终于告别了日本殖民统治，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而对于由大陆新迁至台湾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更要面对一个成长的新环境。在这种氛围之下，似白先勇一样年龄的台湾年轻人要办杂志，要创新，醉心于现代主义并非偶然。白先勇说：“西方的现代主义不也是在战后才兴盛起来的吗？那股求新望变的心态与我们一模一样，我们经历了八年抗日与国共内战，而战争的结束使我父辈的价值世界几乎崩溃。我现在看到很多北大学生，便想起了我从前在台湾大学那种‘舍我其谁’的劲头。”

　　家庭悲剧

　　在听白先勇3月31日讲座的那天晚上，记者采访了一名前来听讲的女生，问她究竟对白先勇的什么感兴趣。她的回答是；第一是对他的家世，第二才是对他本人的兴趣，昆曲本身排第三。记者在对白先勇专访时把这个事说给了他，他哈哈一乐，没有作答。父亲是抗日名将白崇禧，母亲马佩璋出身于广西富商，这样的家世的确会让不少年轻人感兴趣。身处大家庭并没让白先勇享受到平凡孩子的快乐。他说：“以前，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穿着大披风，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受到众人拥戴的将军。但由于父亲公务繁忙，总是来去匆匆，所以，父亲给我的总体感觉是陌生的。甚至，我甚至都一直问我自己，这是我的父亲吗？”相比之下，白先勇与几个兄弟姐妹们离母亲更加亲近一点。“他是爱我们的，只是爱的方式不一样，对我们的期望、要求也很严格。”白先勇说。

　　白先勇评价自己的父亲说；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一方面，他是念四书五经长大的，所以很尊崇儒家思想与道德规范。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性的人，不拘泥于老一套的陈规旧俗，相信西方进步的科学与思想，要不然他怎么会派出不少部下去留学深造？他的这种思想在对儿女的教育上也体现了出来，他鼓励我们接受新教育，又让我们严格遵守儒家的家庭秩序与道德准则。家庭地位排列方式也很简单，就是以成绩单来决定的。由于白先勇每次考试成绩很好，所以他在兄弟姐妹们中的地位很高，受到了父母的宠爱。“中国父亲很多都是这样子，若我考进北大，我们家肯定会放炮仗。或许正是这种评价方式，使得我们家里出现了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角色，那就是我姐。”白先勇说的“我姐”便是他那篇名为《第六只手指》文章中的“明姐”，真名叫白先明。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又很敏感的人，我们在桂林度过了很美好的童年时光。我与她的关系很亲近，一直到最后。”白先勇说，对于家中十个兄弟姐妹，父母并没太明显表现出来他们的偏心，每次分橘子的大小都是一样，但大家心里都知道，爸爸最爱的是谁，妈妈最爱的是谁，这让敏感的“明姐”很痛苦。她虽然成绩不是很好，却写得一手好字，讲得一口流利的英文，画画也非常不错，但就是不会考试，常常留级。后来，父母坚持地把她送往美国波士顿大学读书，由于不能承受竞争的压力，患了精神分裂症。“现在来看，精神分裂也有一定的生理遗传及科学依据，并非全属家庭环境。明姐患了精神分裂症以后，一家人突然觉得欠了她很多，尤其是父母。”

　　白先勇对记者说，他的母亲马佩璋对政治、权力统统不感兴趣，她很乐意当一辈子家庭主妇，把全部身心都扑在了儿女身上。“明姐”得病之后，母亲拼命地补偿她，但已来不及了。

　　“我姐姐的大悲剧，其实也是一个人生的大悲剧，她一辈子都不忍心伤害任何人，连小动物都舍不得伤害，即使得了病，她都一直很顾家、很节俭。她长得非常好看，我一直在想，若她不得病的话，一定是个贤妻良母，按理说她的人生应当很幸福，但没有，病魔把她一生摧毁。我与她的情感很深，她的遭遇让我非常难过，她的经历也开始让我学会如何去同情与悲悯一些不幸的人。如果我还有慈悲心肠的话，一定是她引发的我，按佛家的说法，她是在渡我。我姐姐是我们家的最大遗憾。”说到这里，白先勇的眼眶有些潮湿。白先勇在《第六只手指》中有这么一段话，“明姐弥留的时刻，大嫂六弟都在场。他们说明姐在昏迷中，突然不停的叫起‘妈妈’来。”

　　“中国人丧失了文雅”

　　时代人物周报：你说昆曲《牡丹亭》勾起了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寻根，我们寻的是什么？

　　白先勇：经过几次社会大变革之后，中国人其实丧失了很多文雅，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快点把昆曲弄回来的缘由。中国人需要很多的精致文化陶冶，我们失去了这一部分，甚至有一阵子，人们把这些东西当作封建与落后对待。类似昆曲这种东西是我们中国文化之中最精致的一部分。“文革”其实是把这种文化根脉给斩断了，台湾虽然保护了一部分，但现在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因为如今当权者要搞什么“去中国化”运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东西是不能丢掉的，丢掉了便不是中国人了，我们有书法、昆曲、诗歌、孔子、《离骚》、《红楼梦》……只有这些文化结合起来，你才可能称得上是中国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那我们是什么呀？难道是野蛮人吗？在加州大学选修我的课程的学生不少是华人，从功利的角度讲，他们是为了拿我的学分，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突然觉得自己要文化寻根了。他们需要了解自己民族的起源与历史。

　　时代人物周报：喜欢昆曲与你家世有直接关系吗？

　　白先勇：我喜欢昆曲，其实与我的家世与背景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的父母对昆曲也不太懂，纯属一个比较个体的爱好。昆曲一向都是精英文化，所以很多人自然把我的爱好与我的家世联系在一起。

　　时代人物周报：你总结过青春版《牡丹亭》为什么那么火吗？或许是他们大都冲着你而来。

　　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在两岸三地演出后，引起了年轻人那么大的轰动，我想主要是他们第一次看到中国古典文化原来可以那么美，由这种干净、细腻的美感而油然而生的骄傲与文化自豪。这种潮流与轰动并不是追风那么简单，也并非因古典思潮的回归引发的一种易变的时尚。

　　时代人物周报：听说你酷爱《红楼梦》。

　　白先勇：对，太喜欢了，尤其是它的词曲太美了，简直难以用语言描述。我想从文化的角度分析，《红楼梦》应当是中国文化的顶峰之作。同时，它也是中国文化由盛到衰的回光返照的征兆。乾隆盛世或许是我们东方文明最后一次优雅的晚宴。

　　时代人物周报：能把你说成是一个唯美主义者？

　　白先勇：从某个角度，我的确属于一个崇尚唯美主义的人。我追求美，并非是由于我个体的偏好，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的唯美性。虽然中国是封建历史最长的国家，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华文化的创造力与多元性。让我羡慕的是，古代很多文化大师都是做官出身的，比如李白、苏东坡、王维等等。他们从政时是一个官员，但写诗时却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他们每个人都保留了一个独立、感性的自我诗意世界。

　　时代人物周报：你怎么看上去老那么面若桃花，有什么秘诀？

　　白先勇：哎呀，这你可是问着了！为了保证我的精神与身体，我主要是做一些气功，属于道光功，是一个在美国的大陆女孩教我的，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非常有效，要不然我早就撑不住了。（记者 韩雨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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