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韩约翰谈高坝建筑专家萨凡奇

　　近年关于三峡大坝的讨论中，中国公众熟悉了萨凡奇这个名字：1944年5月这个美国高坝建筑专家受政府资源委员会邀请来华，在中国工程师陪同下查勘了三峡，随后提出了报告，是第一个比较具体的三峡高坝计划。1946年4月，萨凡奇博士再度来华复勘三峡坝区，而中国派出54名工程技术人员去美国参加三峡工程设计工作。

　　抗战与内战前夕，这个大建设工程简直是异样的天籁。《萨凡奇计划书》由美国白

宫披露，果然轰动世界。最后，这个计划淹没在炮声隆隆中。但是，在大多数中国人盼望联合政府时，“萨凡奇工程”代表着中国的希望。

　　这篇文字要说的，却是一个美国作家的看法。韩约翰(John Hersey)1914年出生于天津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韩约翰年轻时半工半读在耶鲁毕业，就开始笔墨生涯，曾给诺贝尔奖得主辛克莱·刘易士当秘书、司机兼跑腿。不久开始做《时代》周刊的远东记者。二战开始，他赴欧洲战场做记者。但从1944年起，就转到太平洋战场。1946年来华采访战后中国政局。韩约翰是《纽约客》长期撰稿人，这个时期，刊登“上海来信”、“重庆来信”等，颇受公众注意。此时正是萨凡奇二度来华，他为《纽约客》报道过萨凡奇计划在中国引起的轰动。

　　1943年韩约翰以写西西里战役的《阿达诺之钟》一书获普立策奖，写于1946年的长篇报道《广岛》，本准备在《纽约客》连载，主编读后非常感动，决定破例，全期只刊登此书，一天售出三十万份。《广岛》是韩约翰的典型风格，即以一种半新闻体写当代的重要题材。他认为事实本身是短命的，待报纸一入字篓就完，人的心灵无法对数字差别起反应，死于地震或死于原子弹爆炸的是几万还是几十万人，最后变得不重要。只有写出事件中的人，才能使读者有切身体会。韩约翰最关心的是人在灾难中的生存。他的另一名著《墙》写华沙犹太人反抗纳粹的起义，结果被镇压，男女老少无一幸免。

　　既然他的写作生涯如此富于成果，因此1956年韩约翰的第八本小说《孤石》(A Single Pebble)评者常常认为不是重头戏，就不奇怪了。但是我认为这本小说是韩约翰最佳作品之一。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一个年轻的美国水利工程师，受一个在中国推动三峡工程的大公司所委托，到长江做实地查勘。“我”从宜昌登上一艘上溯至重庆的木船，靠纤夫过三峡。

　　上船后，餐风宿露的生活就使“我”病倒。船主的年轻妻子素玲有船家女的豪爽，聪颖而秀美，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对“我”讲长江的故事。“我”对素玲对长江都产生了隐隐的恋情。纤夫的班头是三十四岁的“老石”，此人孔武有力，豪放不羁，嗜赌好酒，纤夫们对他敬畏，但素玲对他有好感。

　　船入巫峡，景色瑰丽，但航道益险。栈道只有半人高，一人宽，是在绝壁上开出的走廊，一千年没有加宽，纤夫们匐匍着把船拉过长峡。“我”在此峡谷找到大坝的理想造址，激动不已。

　　“听着，”这位年轻的美国工程师对大家说，“有两百万美元，我就能打通新河。”这时，“我”成了萨凡奇的影子。

　　但“我”说出自己的理想后，全班船员，尤其是老石，视“我”为仇敌。最后木船陷入险滩，为了救船，老石葬身江流，船主失踪，船员和纤夫认为是“我”的狂妄得罪了河神，带来灾难。最后都离他而去。

　　这部小说，读来好像是对白种人优越感的忏悔，素玲和老石似乎象征了长江或大自然秀美迷人和雄放纵恣的两个方面，“我”所代表的现代技术文明显得苍白无力。但另一方面，纤夫们悲凉的河歌、老石的悲剧，依然透露出现代技术的优越感。究竟是否应当用西方的技术来改变东方？小说把这种两难之境戏剧化，发人深思。尤其在今天，回顾韩约翰半个世纪前的小说，不由得不赞叹他的见识深远。可惜这部小说至今没有中译本。

　　工程师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愿望无疑是善良的，但同样明显的是他的事业完全没有成功的希望，明显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韩约翰只写出两难之局，而不给简单化的结论，使他的小说比其他写中国的西方人更为深刻。

　　以“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名义

　　-方舟子

　　1925年4月29日，鲁迅在《坟·灯下漫笔》这一名篇中，针对那些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外国人，有这么一段精辟的分析：“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 从前被称为“固有文明”的东西，现在则换了个时髦的说法，叫做“文化多样性”，赞颂“中国固有文明”，也改叫保护“中国文化多样性”了。名号变了，但是其心态，仍然不出鲁迅先生在整整80年前归纳出来的这四种。

　　许多在大城市养尊处优、享受着现代化生活的中国人也跟着大喊保护文化多样性，当然并不是要学外国人去保护他国的文化多样性，他们还没有那么高的“道德”去插手他国的事情。他们的道德高度表现在要去保护中国其它地方，特别是落后闭塞的地方的文化多样性。 比如近年来北京出现的众多“民间环保组织”，其主要精力并不是用于帮助治理北京市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污染、保护北京的生态环境或弘扬北京的文化传统，却是高高在上地要去保护边陲地区的生态旅游环境和少数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其心态，也不出鲁迅先生为外国人归纳出的那四种。

　　“环保人士”反对开发云南怒江水电的一大理由，便是开发怒江将会改变原住民的生活方式，破坏文化多样性。我最近有机会去怒江走马观花体验了一下那里的生活方式。与怒江人民的热情好客、淳朴善良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象的，是那里的贫困。当地政府安排我们慰问的贫苦人家，与我们无意中闯入的人家相比，竟还算是殷实的了。后者的贫苦程度超过了30年前我在福建山区之所见，可谓家徒四壁 不，连墙壁也没有，只是四面透风的木头而已，当地之所谓杈杈房、木楞房，需要用火塘取暖。

　　“环保人士”称开发怒江实际上会让原住民变得更贫困，也难怪同行的司马南质问：我不知道像这样全部家当用一根扁担就能挑走的生活，还能再贫困到哪里去？我曾听过一个著名”环保人士”的讲座，在放了一张怒江原住民小孩崭露好客笑颜的照片之后，她感叹说：”怒江人民虽然很穷，但是过得很幸福，他们愿意祖祖辈辈一直这么过下去。”有的人以前可能连怒江都没有听说过，一听到怒江要开发，眨眼之间就成了怒江人民的民意代表了。 自己安贫乐道是美德，希望别人安贫乐道却是缺德。那些口口声声说怒江原住民过惯了幸福的贫困生活并且愿意一直这么过下去的“环保”老爷、小姐们，自己愿不愿意去过过这种“原生态”的生活？

　　从史料记载看，怒江各族人民也并不是天生就喜欢过这种生活，由于民族压迫，经历了多次大迁徙，被迫上山栖息。近年来为了保护山林，当地政府一直在对山民进行搬迁，用一位官员的话说：“即使怒江不开发水电，生态移民也不会停止。”只不过移民补偿金要少得多。贫困不是文化，民族文化也不是静止不变的。既然我们早就告别了汉代的生活方式，历经了多个朝代的演变，剪下了辫子，拆掉了裹脚布，脱下了长衫马褂，融入了现代文明的洪流，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少数民族继续保留其“原生态”，作为博物馆的展品供我们研究、欣赏呢？

　　保护文化多样性是从保护生物多样性引申而来的，其实大谬不然。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对应的，应该是尊重文化多样性。文化的主体是有尊严有意识的人，而不是动植物，外人对他人的文化应该尊重，却不应该自以为高人一等，要当他人的保护人，只许自己变，却不准他人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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