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外滩记者曾进／撰文

　　“20年代，为从日本手中赎回胶济铁路，清华要求大学教授一人捐一个月的工资，我父亲王芳荃捐了280光洋， 马约翰先生捐了68大洋。父亲当时在清华大学做注册部主任，相当于现在的教务长。”王元化先生在上海的寓所中向《外滩 画报》(以下简称《外滩》)的记者回忆起20世纪20年代其父在清华园的光景。

　　1927年——1936年，中国资本主义黄金时期。也正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胡适、李大钊、周作 人等为代表的中国新兴知识阶层开始出现。他们成为了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代知识分子；这批学者多去欧美、日本留学，接受了 欧风美雨的熏陶；另外一批经历了五四的学人，如傅斯年、顾颉刚等，也都在专业领域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地位。“一不靠官， 二不靠商，自食其力，自行其是”，顾颉刚在1923年一封通信中道出了当时知识阶层的经济理想。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简称《文化人》)正是在对当年中国经济史、思想史、社会史的梳理中，书写了一个知识群 体经济生活的景观。

　　昨夜星辰昨夜风

　　《文化人》作者陈明远大致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阶层收入分为四等：

　　第一等收入的作家有徐志摩(不仅教书、写作还开新月书店)、邵洵美(妻子是盛宣怀的孙女)、胡适等，教授有蔡 元培、陈寅恪、陈垣等，新闻出版人有《申报》的史良才、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等。这类人收入大概在600银元以上。第二 等收入的作家有鲁迅、巴金、老舍，教授有闻一多、傅斯年、顾颉刚、吴宓等。月收入大致在300银元以上。第三等收入的 有胡风、夏衍、曹禺、田汉等，月收入在200银元左右。第四等收入的为初出茅庐的作家，如柔石、沙汀、艾芜等，属于普 通贫民，每月个人生活费大概仅为20—30元左右。

　　在30年代，月收入200银元基本就是中产阶级，大致相当于现在的6000元—8000元人民币。

　　1927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大学教员薪俸表公布的大学教员薪俸如下：教授月收入400—600 元，副教授260—400元，讲师160—260元，助教100—160元。30年代上海中学教师月薪为50—140 元，小学教师薪俸为30—90元。

　　“那时候教师工资很高，日子很好过。教师的社会地位和薪金在当时都比普通官员高，所以当老师的也不大瞧得起那 些在国民政府当官的。”王元化对《外滩》记者说。

　　当时北京学术界流传一句话：北京城有三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

　　1930年11月—1937年7月，胡适月平均收入1500银元，合今人民币4.5万元。虽然还不如康有为、 梁启超富裕，但生活已相当富足了，家中雇佣门房一人，厨子一人，女佣一人，打扫杂役二人，司机一人。而顾颉刚在1936 年还购置了一辆汽车，每月除支付汽油费用外，还得支付司机工资20元。

　　当时的四口之家，每个月需要60银元就可维持生活。当时，1块银元就可以买6斤猪肉，或20张公园门票；在北 京，1块银元就可以请客涮羊肉，在上海1块银元可以买两份西餐。

　　《鲁迅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鲁迅和郁达夫、许寿裳等好友聚餐的记载。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2元钱一桌的 发“便席”，菜谱有：(1)四冷荤：四个装满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5分；(2)四炒菜：如溜里脊、鱼 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大盘1角；(3)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2角；(4) 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6角。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

　　住的方面，据记载，北京上世纪20年代城内一座8—10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元左右；一间20平米的 单身宿舍，月租金4-5元。鲁迅在1923年租用的砖塔胡同61号，3间正房月租金8元。

　　“当时文化界不斗富，生活比较朴素，如胡适、蔡元培等人比老派人物康有为等简朴得多，不娶妾，非常朴素，这个 与时代风气有关，萧伯纳来中国，蔡元培、鲁迅作陪合影，看照片，他们都非常朴素，一点不讲究。不像现在一些大款，争着 要成为贵族。”陈明远在接受《外滩》采访时说。

　　样本鲁迅

　　鲁迅，无疑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知识阶层经济生活的研究 样本。1927—1936年，鲁迅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黄金时期”。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主要靠稿酬和版税维持生计。

　　早年鲁迅就不讳言钱字，为经济独立进行呐喊，其著名的“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便充分表达了他的金钱观——

　　“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 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据陈明远统计，1927年10月—1936年10月?熏鲁迅总收入为78000元?熏月收入为723元(约折 现在2万多人民币)。

　　1927—1931年，鲁迅由蔡元培推荐，受聘中央研究院特约撰述员，月薪300大洋。这是笔固定收入，平均 每年折现在11万元左右。对此，王元化先生说：“其实鲁迅当时什么也没有做，白拿这笔钱，相当宽松。”1932年后， 国民政府以“决无成绩”撤消了这笔费用；此后，鲁迅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生活，成为真正的自由职业者，直到去世。

　　鲁迅理财很认真，爱记账。1923年，鲁迅曾著文揭露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经费、严重欠薪；1925年，鲁迅因支 持女师大学潮遭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聘，愤然起诉章士钊；1926年，作为女师大教职员代表，鲁迅赴国务院索薪；1929 年前后，鲁迅和北新书局发生版税之争，最终追回2万多元欠款(合今70万元人民币)。这些曾经被一些“重义轻利”的知 识人批评过的事件，更凸显出争取经济自由和权利的“真”鲁迅来。

　　“鲁迅曾幽默地一语道破天机，弄思想文化，一要有闲，一要有钱。一个有远见的集体、公司、领导人和国家，我想 都应该保障知识阶层的基本生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在接受《外滩》采访时说。

　　作为脂肪或者营养的金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阶层兴起与当时的经济相对繁荣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正如舒展的创造心灵之于相对宽 裕的经济生活一样。

　　与往昔比较，当下知识阶层的生活又如何呢？

　　比较富裕的一极，且广为大众所知的，有2005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上的四位作家：余秋雨年收入340万人民币 ，郭敬明250万，韩寒100万，海岩160万。

　　另一方面，不那么富裕甚至有些清贫的文化人也有。如华师大教授严重敏，目前的退休工资月薪是1800元。严重 敏和她的丈夫、著名地质学家朱夏是1949年新中国第一批留学归国的高级知识分子。85岁的严教授告诉《外滩》记者， 生活费不足的时候，她还得靠自己在外企工作的大孙子补助。严重敏回忆，她从1942年大学毕业后，工资收入水平最高时 期是1958年，她当时的月薪达180元，当时刚刚工作的大学生月收入才30—60元。

　　今年上海两会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剑雄曾经呼吁提高退休教师待遇，他举例的人物便是复旦大学的两位老教授 ，贾植芳和蒋学模。葛剑雄在接受《外滩》采访时称，贾先生因为夫人没有工作，一人工资两人花，非常艰难。夫人去世后， 本人常年有病，薪水微薄，日子也不好过。

　　知识阶层处于什么经济水平才令人满意呢？这是人言人殊的问题。经济生活对知识阶层的独立精神、创造力的影响， 照样人言人殊。

　　对此，致力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作家傅国涌对《外滩》记者说：“知识分子生活有保障，经济宽裕，因此对金 钱不鄙视，也不盲目崇拜，精神生活正常化，守住了自己的中间线。我认为这样的社会灵魂才能产生大的影响。不要过分动荡 ，像抗日时期，闻一多这样的文化人还不得不刻图章讨生活，哪里有精神做学问。现在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可能也跟过去差不 多了，但压力太大，竞争太多，更多人对知识的追求，与其说是追求精神生活，不如说是以金钱为目标。”

　　陈明远认为，金钱好比脂肪，有营养就可以了；多了，就成累赘。

　　“知识分子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关键看这个人是否有精神上的追求。同时，对金钱应该有宽容的态度，市场 经济环境下，有本事捞钱，不必指责，只要不出卖自己的灵魂就可以了。王蒙在中山大学演讲时说羡慕、嫉妒余秋雨有300 多万的收入，就是种风趣宽容的说法。余秋雨赚钱多无可厚非，只要是实至名归就行了。”袁伟时总结道。(《文化人的经济 生活》，陈明远著，2005年2月，文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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