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姑娘周轶君:全球唯一驻加沙女记者(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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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04日17:32 新民周刊 | ||||||||
周轶君在汽车炸弹爆炸现场 周轶君采访亚辛 作为全世界唯一驻加沙的女记者,这个上海籍年轻姑娘在那里坚守整整两年。因为她的坚守,让那个地方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并传向全世界。 撰稿/张晓春 异国情调、宗教冲突、都市女性、战争冒险,所有这些能够引起当今大众媒体兴奋
飞去妈妈不知道的地方 作为CCTV“2004年度中国记者风云人物”之一的周轶君,给人的印象应该还只是比较抽象的职业身份——记者,她呈现给我们很多职业工作的成果,加沙血腥悲惨的战争场面,却很少自我的眼泪以及表白。但眼前的周轶君,年轻,干净,简洁合体的白色服装,手指和颈项缠绕着做工细致的银制饰品。真的,从外表看,周轶君是那种很普通的上海女孩。70年代的独生子女,初中上的是市重点学校曹杨二中,高中转到离家近的区重点,考上外国语学院,会两门以上外语。在陆家嘴的商务楼,或者周末的新天地,这样的女孩应该不少。除了时装、房子和车子,她们的生活中应该还讲究异国风情、浪漫探险的另类格调。 新民周刊:周轶君,你去加沙有没有那些在年轻人中被看作非常时尚的浪漫冒险的幻想? 周轶君:当然有。我是典型的B型血,遇到事很会激动的。我从小一直有当记者的梦想。而挑战最大的是战地记者。我所学的中东小语种专业使得我很容易就进了新华社。2002年的时候,当我知道社里加沙办事处有一个空缺,我就毫不犹豫地提出了申请。 新民周刊:加沙是个冲突不断、流血不断的地方,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在那里设常驻记者站。之前在那里作短暂停留的新华社记者基本上都是男性。这回新华社怎么就会同意让你一个26岁的姑娘只身前往加沙,而且一去就是两年? 周轶君:社里刚开始当然不同意。我第一次的申请被驳回了。后来我坚持向总编要求,我们的人事局局长就专门找我谈话。他告诉我,他去过加沙,那里除了危险,还非常艰苦,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并且,如果我去,那个新华社办事处就只有我一个人,会非常非常寂寞。我当时一心想去,就回答他,男性的爆发力可能比女性强,但女性可能会有更大的忍耐力。也许我的决心比较大,社里最后就同意了。最初好像真的是浪漫的成分多一点,真像珍妮·古道尔说的:“虽然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但我坚信一切将会是令人振奋的。”签证刚办下来的时候,我真的很兴奋,想赶快告诉所有的朋友。奇怪的是,平时一找就着的朋友,那天打电话过去,一个都没人接。这时脑子一下子静了下来,内心有点发虚。一想接下来的两年要独自在一个很陌生的地方过,我感到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我在所有的事都定下来后,才告诉妈妈。但我也只是对她说去耶路撒冷。相对加沙,那里还算安全,世界上一些大的通讯社都将办事处设在那里。实际上,我将去距耶路撒冷80多公里外的加沙地带。记得那天去机场的路上,汽车收音机里突然不合时宜地播出一则新闻:“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校园昨晚发生爆炸,已经造成7人死亡,85人受伤……”送我的妈妈眼圈一下子红了,她说:“真不知道让你去对不对!”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妈妈,只想快快到达机场,快快办完登机牌、进入安检,送行的人无法入内,我就不会看到妈妈的眼泪。 后来,在加沙的时候,跟妈妈通电话,每一次国内有关于耶路撒冷流血事件报道,我就对她说,你放心,事件发生时,我到加沙去了。但如果加沙发生了冲突,我会对她说,你别忘了,我是在耶路撒冷的。 新民周刊:你爸爸妈妈相信吗? 周轶君:希望他们相信吧。但我知道,他们的担心是不会停止的。因为,后来凡是有关于那里的报道,我妈妈都要记下来,如果是电视里的,她就用笔记,然后与报纸上剪下的一并输入电脑,email给我。我发现,她都成了中东问题的半个专家了。 活在鹰爪下 新民周刊:到了加沙后,你所看到的现实与自己的想象有距离吗? 周轶君:有。如果说,第一眼看到宁静美丽的耶路撒冷,我的心飞上了天空;一个多小时后,进入加沙地带那一刻,我的心跌进了万丈深渊。街上没有一堵墙壁是空白,涂满了红红绿绿的阿拉伯语:“自杀爆炸好”、“圣战到底”、“血债血还”……甚至还画着公共汽车被炸开的样子。 加沙地带150万人口处于以色列军队四面严密封锁之下,飞机上认识的以色列人撒拉形容加沙就两个字:“地狱”。 到办事处,公寓门上贴着字条:“欢迎来加沙。”迎接我的是记者王昊,他已经在这里守了三个月,我来他就可以回家。他原来是个整洁干净的小伙子,但此时一头乱发飘逸,脸色黢黑。他告诉我,这三个月基本上都守在办事处,晚上也睡在这里。但希望我不要这样,因为我要在这里呆两年,应该有正常的生活,否则心理上会受不了。 新民周刊:你当时有没有感到害怕或后悔? 周轶君:后悔倒是没有。我的性格是既来之则安之。但说不害怕是假的。初到加沙,需要习惯每天来自头顶的轰鸣和玻璃窗的微微颤动。 白天,以导弹“定点清除”袭击随时随地发生。“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哒哒”的螺旋桨声临近、电视屏幕突然变成马赛克,或者手机没有电话打入却响个不停,都是空袭预兆。巴勒斯坦当地电台有一档随时插播的节目,专门通报以色列直升机或战斗机出现在加沙上空的位置,提醒“路人注意安全”。2004年5月,一家属于巴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的电台遭到以色列两枚导弹摧毁,正是跟“预报”轰炸位置有关。 夜晚,停电往往是空袭前奏。眼前一黑,然后爆炸声呼啸而至。虽然知道自己不是导弹寻觅的目标,但不知下一声爆炸在哪里响起的恐惧揪心裂肺。 2002年8月5日,上任第三天,夜里遭遇平生第一场空袭。4枚导弹的红光划破黑夜,炸毁加沙城两座小型工厂。以色列军方说工厂里制造进攻犹太人定居点的“卡桑”火箭,而巴勒斯坦方面则称工厂“无辜”,仅仅用作金属加工。 当时交接班记者王昊尚在,他摸黑去现场,我抓着门框追问:“你真的要去吗?真的要去吗?” 说不上害怕,因为有人分担,更多是对王昊的担忧。遵照他的命令,我关掉所有照明灯,在黑暗中等候消息。王昊不断从现场打回电话,示威人群的口号声、工厂主人的哭泣声、现场救护车的啸叫声,通过他的手机传送到我这里。一个多小时后,王昊回到办公室,才发现走时忘记关门,而我一直坐在原地没有离开。王昊说,他送走前任的时候,忍不住大哭,我却哭不出来。 送走王昊独自上岗的第一个夜晚,不远处一家电厂发生机械事故。同样是“停电伴随爆炸声”,令我误以为空袭来临,在原地蜷缩了20多分钟,直到电灯重新亮起。那个晚上,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将承受一种本不相干的煎熬。 新民周刊:你有没有遭遇过死到临头的感觉? 周轶君:有。那是加沙狂泻14枚导弹的那晚。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吓得从椅子上跌到板地上。我书中有记载。 那是加沙入冬第一场雨。 2003年1月5日午夜12时,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中,我跌坐在冰凉的地板上。 说不清是其中一个爆炸点太近,轰鸣声将我震下椅子,还是潜意识里想躲到眼前的木桌底下,乘势钻了进去。 50多辆以色列坦克在武装直升机掩护下,进入加沙城东三十大街附近贫民区,以色列军方称目的是抓捕发射“卡桑”火箭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雇员阿马德打来电话:“知道炸了哪儿吗?走路两分钟就到我家!死定了!你要记得我!” 我安慰他说,上次坦克开到我楼下也没事。这个阿拉伯男人以为我说他胆小,补充道:“我没问题,只是两个女儿都醒了。”两个女儿利马和苏苏,一个7岁,一个3岁。 另一名雇员沙乌德更是在电话中说,不如你来我家吧,大家一起死比一个人死好。 每隔十几分钟,我们互通电话。阿马德说着说着,突然嚷起来:“哇,哇,哇!”爆炸声离他很近。他的妻子招呼女儿们别到窗口去。我点名要跟3岁的那个说话。 “听——轰炸”,听筒里,她嫩嫩的声音,悠悠地说。我的心都快碎了。 坐在冰凉的地板上,我问自己:为什么来这里? 一个多小时后,声音渐渐平息。 决定像王昊那样去现场,那里才有“细节”。驱车在空荡荡、黑漆漆的街上飞驰,很快就看到闪着红灯的救护车、消防车和提枪的巴勒斯坦警察。一枚导弹命中距离我500米远的房子,那一声叫我跌到地上的“轰隆”来自于此。 警察引我走上二楼,两只打火机照出墙上1米多长的窟窿——导弹从这里飞进来。 继续赶往遭受导弹最多的扎耶通区,全区停电,伸手不见五指。忽然挡风玻璃前火花狂闪,我一声惨叫,生生把车立住,才发现是吉普车碾过被炸断的高压电线。 回办公室写新闻稿,需要交代导弹数目,记得坐在地上的时候数到8枚。后来以色列军方证实,一共14枚,看来我当时晕了。 而距离我最近的一次空中打击发生在楼下不足百米处。 新民周刊:第一次遭遇地狱般战争恐惧,你为什么还要上街,到事发现场去? 周轶君:那是我的职业。我无法逃避我的工作。当然有时不在工作状态,也会有意外收获。 2003年8月24日晚9时,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小李邀我尝尝他炖的羊肉。刚吃完放下碗筷,外面传来惊天动地的声音,窗口一片火光。我简直不敢直立行走,蹲在地上给记者们打电话,询问发生了什么。绿色照明弹和4次爆炸过后,空中传来“阿帕奇”的螺旋桨声,重型机关枪扫射的声音接踵而来。办事处离我的办公室不过200米,等我回到办公室,发现导弹落地的地方就在窗户下面。 4名哈马斯成员驾车到海边“密谋”,招来了以色列4枚导弹。楼下很快聚集了数十名记者和围观人群。人们在现场找到被炸飞的四肢和衣服残片,袭击还造成10多名路人受伤,其中几名儿童伤势严重。 那是我第一次不出办公室,就拍到了现场照片。 死亡的翅膀覆上无辜人的眼睛 新民周刊:你在加沙和耶路撒冷,发回那么多文字和图片。留在你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哪一幅呢? 周轶君:印象深刻的有很多。但让我感触最深的是那个男孩的死。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作为记者的软弱、无能,甚至有点残酷。也是内心的同情和职业责任冲突最厉害的一次。 2004年2月7日早晨9时。我刚刚倒上一杯咖啡,轰鸣声自头顶来。调小电视机音量,侧耳再听,果然是F-16战斗机。办事处雇员阿马德打来电话:“团结大街,一辆汽车被炸。” 确认消息并发出快讯之后,我开车去现场。汽车收音机里说,有个“小孩”在轰炸中受伤,我立即决定调转车头,先去医院。 15岁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坐在病床边,肚子和胸口插着管子。医生在做记录。是那“小孩”吗?我问。“不”,医生一指,“那里,那里还有一个,但是不让进去……” 我拔腿闯进急救室。右边床上,一个男子脱得只剩蓝色内裤,不住呻吟,大腿间血迹斑斑。 左边是那“小孩”。闭着眼,很安静。大夫用白纱布条捆扎小孩的手腕。我狂按快门。突然,医生愤怒地过来推搡我和一个巴勒斯坦记者。另一个医生拿过一个红玫瑰图案、塑料封皮的本子放在小孩胸口。后面两个医生扯开白床单,盖上。 相机取景器背后的我方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个小孩刚刚死了! 医生把怒气发泄在我身上,用力将我推出门去。在门边,我一回头,看见手术台下一大团殷红的纱布。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残忍,好像在撕扯人家的伤口。 一个警察模样的人把我拉过去,递上一张纸,说死去的那个小孩叫塔里克·苏希,14岁(后来证实是11岁)。今天以色列空袭的目标是一名杰哈德官员。 几个小时后,“小孩”苏希的葬礼就要举行。我直接钻到他家。角落里一个看起来刚刚30岁的妇女说,那是苏希的妈妈。她一身黑衣,脸色惨白。我问可不可以看看苏希生前的房间,她说家里就一间屋子。门框上钉着一只小布熊,那是苏希的玩具。问带我进来的孩子作何感受,他说:“不知道。” 苏希的尸体和妈妈只呆了几分钟。 所有的记者都离开了。爆炸现场、医院、葬礼的照片,全有了,还等什么呢,收工。北京编辑部也来过几次电话,催我回办公室发杰哈德官员遇袭的消息。可是,我心里偏偏放不下这个死在眼前的孩子。有人递给我那个玫瑰花封皮的本子,作业本,上面写着:塔里克·苏希,六年级。 据医生讲,爆炸后苏希被气浪甩出去25米,背部、胸部和手腕都被弹片击中。进医院后8分钟死了。8分钟。苏希在我拍摄的过程中死去,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直接地面对死亡。我理应难过或啜泣,但我没有,居然对着他不停地举起相机。 荣誉和收获 新民周刊:整整两年,国内新华社发自加沙和耶路撒冷的稿件以及照片,几乎都出自于你的手。有成就感吗? 周轶君:身临其境,除了工作和责任,其他的都来不及想。在那里根本看不到自己报道的外界反应。只有一件事,因为我妈妈反馈给我,让我感到非常兴奋。 2003年6月我采访哈马斯创始人、精神领袖亚辛。过去听说亚辛家周围戒备森严,夜间靠近住宅者都将遭到开枪警告。因此我想象,亚辛住在一个类似城堡的地方。下车后才发现只是几间普通平房,与任何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情景没有区别。亚辛用一种彬彬有礼而又漫不经心的眼神迎接我。助手事先强调,必须穿长袍、戴头巾,否则不得采访。但亚辛的眼神告诉我,他对一名女记者来访根本不在意。后来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我的头巾戴得很不“地道”,一截头发露在前额。原定一个小时的采访,实际只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因为亚辛“累了”。但没有想到,我妈妈发来的信息,不仅国内,连境外的大媒体都转发了我对亚辛的采访,而且还登了我采访亚辛的大照片。 新民周刊:两年在加沙的生活,对你没有改变吗? 周轶君:心态变宽了。生活中琐碎的事情不会再过多让我困扰。觉得生命更可贵了。我回来见到每一个人都像是自己的亲人,对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有了更多的理解。我更能体会到他们对我的爱,他们给我自由,在远处为我担惊受怕,比厮守在一起更不容易。 新民周刊:以后还会到那里去吗? 周轶君: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去。我对那里有牵挂。(采访记录:实习生郁晶陶)-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