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中国飞虎队员龙启明：见证特殊抗战史

　　本报记者 李梓 发自重庆 作为中国大陆目前惟一健在的华人飞虎队员，龙启明见证了一段特殊的抗战史。

　　“1943年我成了一名飞行员，成为飞虎队中最年轻的成员，但我的理想不是开运输机，我想驾驶轰炸机，把炸弹投向侵略者，为我的父母亲报仇。后来，我的理想实现了。”2005年4月底，龙启明老人对《时代人物周报》说。

　　岁月回眸，你会发现一个人一生的变化是如此惊人，尤其是那些经历了不同年代的长寿老人，他们的内心就像一个未曾开发的宝藏、一本记载历史的书籍。已经是83岁老人的龙启明也不例外，在所经历的不同年代里，他一直从事着“最热门”的职业：飞行员、工人、“特务”、外贸人才，等等。而服务于飞虎队的那段历史，则是老人一生中最难忘怀的经历。

　　“是报效国家的时候了”

　　1941年12月26日，香港沦陷，19岁的龙启明就此中断了学业。此前，他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喜爱汽车和其他时髦的东西。父亲龙朝杰是香港的“太平绅士”，高级华人公务员，同时还是华员会主席。龙启明生于香港长于香港，英文比中文流畅，言谈举止不可避免地染上了西式文化的印记，而他的父亲却严格教育子女，绝对不能忘记中国人的身份，为此他从不穿西装。

　　日军占领香港后，香港不再有太平日子，龙朝杰便动员两个年龄稍大的儿子回国。“我记得我的父亲对我们兄弟说‘现在是报效国家的时候了’。有些能耐的家庭，都在想办法跑到国外去，但我们毫不犹豫地回来了。”龙启明说。

　　1942年6月，龙启明到了桂林，他大哥到了重庆。此时的桂林，挤满了从香港逃难而来的人群，一时号称“小香港”。

　　龙启明打算继续学业，像在长沙时期的毛泽东一样，他把父亲给的盘缠拿去报了好几个学校，花了一大笔冤枉钱。7月，有两位同学动员他报考由中国航空委员会代招的飞行员。当空军打鬼子，这几乎是当时每个青年的梦想，不过报名费竟要400元，龙启明卖掉手表才凑齐了这笔钱。

　　“我记得当时第一天考英语，然后是数理化，这些我都不成问题。最后一天考党义，我们在香港念的书，什么是三民主义，我一点都不知道，只好交白卷，没等考试结束，考官就把我们仨赶了出来。我当时赌气想，完了，不要就不要呗。没想到‘双十节’前夕发榜，我们仨都被录取了。”龙启明回忆说。

　　“驼峰”历险

　　二战期间，美国将军陈纳德率领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在中国对日作战，因屡次重创日军而名闻天下，被称为“飞虎队”。

　　龙启明被录取后，先是前往四川宜宾的一个航校进行文化学习，然后到昆明巫家坝正式开始飞行训练。当时规定学员由教官带飞20小时，如20小时内还不能放单飞，便要被淘汰，龙启明仅用了5小时6分钟便放单飞了。1943年，已经成为高级学员的龙启明被派往美国亚利桑那学习，但当时中国战事吃紧，这批学员提前毕业回国投入战斗。龙启明加入了飞虎队，成为该队的5名中国飞行员之一，也是最年轻的飞行员。

　　此时，中国惟一的陆上国际通道滇越公路被日军切断，飞虎队接受了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空运战略物资到中国的任务，这就是著名的“驼峰航线”，龙启明被编入驼峰飞行的队伍。

　　“当时我们飞C447，爬高只有1万英尺，如何飞过喜马拉雅山呢？贴着最低的山口飞过去，航线就像骆驼的背一样起伏不平。每天都会有一两架飞机掉下去。”龙启明说。

　　这可能是飞行史上最艰难的航线，喜马拉雅一带的气流总是变幻莫测，日本的零式飞机又在潜伏骚扰。有一次，飞机在飞越山口时突然遇到一股下降气流无法拉起，眼看只能撞到山上。龙启明手忙脚乱地对美籍主驾驶员说：“快来帮我一把啊。”但他的搭档只是无所谓地耸耸肩。在快撞到山的时候，气流突然上旋了。龙启明恍然大悟：“这是一个常识，气流被挤压而沿着山壁往上走了。”

　　危险的经历不只这一次。C447可以携带880加仑汽油，通常情况下，顺利飞到昆明会剩下580加仑。当局竟然把主意打到飞机自带的燃油身上，只允许飞机携带400加仑燃油返航。返航路程基本都是“爬坡”，而日本战机通常在这个时候伏击。

　　“有一次刚飞过喜马拉雅山，可以看见机场就在前面，突然接到红色警报。飞机只好在附近绕圈子躲避，过了一会儿油表就空了。我这时候当然能跳伞，但为了保住飞机，就想找个平坦的地方迫降，刚刚看见一片平坦的菜园，突然又接到警报解除的信号，又赶紧飞回机场。刚进入跑道，油就完全没有了，飞机从十几英尺的地方垂直落了下去。这是最惊险的一次，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了。”

　　参加“两航起义”

　　1944年，随着滇缅公路的打通，驼峰飞行的使命完成了，龙启明于11月调回轰炸队，驾驶B—25重型轰炸机执行战斗任务。

　　“当时我们都有这样的梦想，开上战斗机打鬼子，尤其是在得知我的父母遭遇不幸的消息时，这个愿望更强烈了。”香港沦陷两年后，龙启明的父亲因为不愿意应日本人之邀出山，带领妻儿逃回大陆。到达贵州后，因体力不济，命子女先行一步，此后便失去讯息。而在他们逃难的路线上，曾有多个村庄遭遇日军洗劫，当时在场者无人幸免。

　　“等我开上轰炸机后，日本人的空军实际上已经崩溃了，制空权完全在我们手里。我们主要执行对东南亚几个国家以及云南腾冲、湖北汉口等地日军目标的轰炸任务。与驾驶运输机飞驼峰等待挨打相比较，那种感觉真是痛快。”

　　1945年8月25日，队长希尔少校带领龙启明飞落汉口受降，这是他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战争结束了，飞虎队的传奇也结束了。

　　龙启明在飞虎队里，共执行驼峰飞行2100小时，战斗飞行370小时。“你可以以任何方式解读飞虎队。有人说陈纳德只是一个在美军中不得志的军人，他手底下的兵也是一群乌合之众，很多人是抱着发财的梦想来的，每打下一架飞机有500美金的奖励。我记得我在报考的时候，也考虑过空军的工资比较高，这都是实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畏惧过。”

　　从飞虎队退役后，龙启明先是准备去中国航空公司，后又被熟人拉去了中央航空公司，此时他已经具备飞国际航线的资格。

　　他的生活稳定下来。早在1943年，龙启明在昆明邂逅了一位孤身逃难而来的上海姑娘，两人于3个月后结婚，到了1949年5月，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即将出生。

　　此时中国内战已经分出胜负，两航总部迁往香港，龙启明自愿留下来照看被征用的三架飞机。5月24日，当局通知说解放军已经后退，飞机解除征用。航空公司当天立刻排了龙启明飞一班往香港的班机，第二天早晨，做好飞行预备的龙启明得知去往上海的航班被取消，调度给他一份报纸，上面印着巨大的标题“上海易手”。

　　1949年11月，中共地下党策动“两航起义”，龙启明和其他100多人，随12架客机飞回京津等地。

　　“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愿意从香港回来，原因很简单，就是放心不下家人。另外，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中国人办中国人的民航’，这让我觉得自己还能在将来发挥作用。两航迁到香港后，又被命令要迁到台湾，眼看航线越来越少，而国民党的腐败我们看得多了，也不愿意到台湾去。”龙启明回忆说。但他当时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两年后永别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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