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韩俊:我的价值体现在反映老百姓的要求

　　研究者的努力就是让政策一步步朝合理的方向迈进

　　《中国青年》：“一号文件”的出台，给农民带去了实惠，也为农村带来了勃勃生机。作为农业经济专家，你参与了这两个文件的起草工作。上个星期，我们作了几个采访，从农民兄弟的口气里，我们听得出，他们很兴奋，为什么？

　　韩俊：因为“一号文件”的含金量最高，实招最多。在第一个“一号文件”起草之前，我们曾去各省作调研。比如，我去河南的时候，一位基层干部对我说：解决“三农”问题，不缺口号，不缺提法，不缺概念，缺实招。农业有多重要，那么多好的词儿都被想出来了，可是到了基层却感觉不出它的重要性。所以有人说，农业是“口号”农业、“口头”农业，对农民来讲，又是口粮农业，口惠而实不至。

　　有一次，在国务院领导召开的座谈会上，我谈到：解决“三农”问题应该“咬牙、跺脚、出实招”。农村的改革、农业的发展都需要财政支持，说穿了，就是必须掏钱。比如说，免掉农业税，免掉农业税能给农民减轻多少负担呢？800亿，如果考虑到税费改革后各种乱收费也没有了。那么，一年农民大约减轻1300多亿的负担，你说农民能不高兴吗？

　　《中国青年》：我们知道，作为研究者，你的研究最终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农业政策的制定，比如，你很早就提出取消特产税。

　　韩俊：当时我到一个农户家调查，他们家有两份菜地，一年要交176块钱的特产税(实际上，他们种菜完全是自己吃的)。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个县的农业特产税税源是1800万元，但是，下达的任务是多少呢？是8600万元，农业特产税完全成了人头税(按人分摊)。调查回来以后，我们就向中央建议，说一定要取消农业特产税。

　　研究者常会面临研究成果不能百分之百被采纳的困惑。但事情的另一面是，研究者也应考虑到政策制定者要全面考虑的难处，如果没有突发事件将政策制定的协调成本陡然降低，比如SARS之于公共卫生体系、禽流感之于食品安全等等，就要研究者不断努力投入，然后找到合适的时机推出，让政府采纳。总体来说，研究者的努力就是让政策一步步朝合理的方向迈进，就可以了。

　　《中国青年》：你说过，从事“三农”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实地调查。2001年，你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后，这种调查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韩俊：这几年里，我经历了两种转变：学者向准官员的转变，学术研究向政策研究的转变。这种角色转变，让我首先想到的还是深入基层、实地调查。

　　来农村部的第一年，我就和我们的十几位同事作了三个县的税费改革情况调研。首站是湖北襄阳县。调研组在这个小小的县里一驻就是半个月，十几个人天天分头深入乡村，只需当地陪同人员带路，作的是完全独立的调查。大量的一手资料形成了10万字的《县乡财政和农民负担》报告，分19个专题详细整理出了调研中发现的尖锐问题。这份报告受到高层的高度重视。此后，我们又开始对江西、广东、安徽、青海等地的县域调研，完成了《中国县乡财政与农民增收问题研究》课题，为政府制定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我们是从事政策研究的，是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咨询性建议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要掌握第一手的、最真实的情况，才能够为中央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我没有其他想法，能上大学就行

　　《中国青年》：你的故乡在山东省高青县。资料上说，你是你们那个村子里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大学生。因为家乡的贫穷，你原本是一心想离开农村的。

　　韩俊：是的。我是1979年考上大学的。话往回里说，我们那个地方过去是一片盐碱地，号称山东的西藏。从我记事儿的时候起，我们村就一直吃返销粮。

　　也有人问过我小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说就是那种刻骨铭心的贫困。我们家有五个孩子，再加上因为爷爷、奶奶去世得早，小姑姑、小叔叔和我们在一起，一家九口人，仅靠父亲一个月6块钱的民办教师工资生活，那种贫困，你能想像得到吗？举个例子吧，1974年、1975年，连续两年，地里的收成很差，三四月份，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返销粮没有到，家里的粮食却已经吃完。怎么办呢？一家人，天天就吃红萝卜，一锅一锅的，每人一碗，上面撒上些面。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我们中学开运动会，老师要求中午饭带干粮。干粮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用红薯加工成面，用面蒸成的饼子或窝窝头。我们家没有啊，不是吗？也不能带着萝卜去学校吃啊。所以，我就回家吃饭，来回10里地，半路上就饿得走不动了。

　　我考上高中那一年，爸爸的工资已经长到12块钱一个月了。我要交5块钱的学费，爸爸就去教育组问是否能提前发工资？得到的回答是不能。借钱也借不着啊，人家说你这么穷，什么时候能还上呢？爸爸就跟我商量：先去上学，等发了工资再补交上。我坚决不干。小孩都有自尊心，我不能让老师在我第一天上学的时候，就知道我交不起学费。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贫困，使得我一心想离开农村。

　　《中国青年》：那时候，你只有十三四岁。

　　韩俊：是的。十三四岁，我就有非常坚定的想法，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现在的孩子体会不出来。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学会了一门手艺：用柳条编筐子、篮子，尤其是城里人喜欢用的筷笼子。编一个能挣多少钱呢？3～5分钱，一个晚上我能编5～8个，一天能挣1毛5分钱，再加上爸爸和小叔叔编的，一天总共能挣七八毛钱。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一年级，每到冬天，我就干这项家庭副业，那时候，这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家里就挖了一个地窖，盖上顶，我们在里面挑灯夜战。

　　冬天，每晚在地窖里待着。还好，我没有落下什么后遗症。倒是双手，因为编织，炼就得十分灵活。

　　《中国青年》：那么小，就懂得了去分担，就体味了人生的艰辛。

　　韩俊：我第一次照相是初中二年级，那张照片，那个严重营养不良的小男孩，你会觉得那根本就不是我。直到上大学，我的身高才1.54米。

　　我的记忆力特别好，历史、地理基本上能考100分；政治，闭上眼睛能从第一课背到最后一课。上大学时，老师还经常把我的卷子贴在墙上，说，韩俊的答案就是标准答案。

　　上大学前，班主任老师对我说，就考文科吧，只要能上大学就行。我也这么想。那时候，妈妈挂在嘴边的话是：你们兄弟仨，将来恐怕连媳妇都找不成，谁跟你们呢？农村穷啊。在那种户口制度下，离开农村有三条途径：一是参军，对很多贫困的农家孩子来讲，这是一条好出路；二是招工，但没有门路，谁会招农家的孩子；三就是高考。我上高一那年，才恢复了高考制度，于是，我放弃参军、招工的想法，一心就要考大学，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尽管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尽管当时有许多同学去报考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院、财政学院，而我报考了山东农学院。农学院好考啊，我没有其他想法，能上大学就行。之后是，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这所学院。

　　幸运的是，我走入了农学院的大门

　　《中国青年》：从此你与农业、农村、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韩俊：是的。我读本科是1979年～1983年间，那几年，正是农村大变革时代。1978年，安徽凤阳农民开始探索，随后的三年里，争论得非常激烈。但是，到了1982年，98%的村庄都实行了大包干。

　　有几件事情对我未来职业的选择起了决定性作用。

　　第一件事儿。我们那个小村子，从60年代开始一直吃返销粮，但自从搞了大包干，自从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到1983年，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就全部解决了。按我母亲的话说是：地还是原来的地，人还是原来的人，因为分田到户了，大家就都吃饱肚子了。很有意思的是，过去搞人民公社、高级社的时候，我姥爷就反对，他认为还是单干好，经过做工作，他最后一个入了社。大包干后，姥爷对我说：还是我对吧，现在还得把地还给我。

　　第二件事儿是，1982年，我们到一个和我的家乡差不多的地方去实习。当时，温饱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农村依然很贫穷。我是学农业的，我看了大量的书籍，那上面说：美国农业如何，欧洲农业如何，日本农业如何，一比较，中国和他们的差距太大了！虽然——我已跳出“农门”，但当时我的父母还是农民，我的家还在农村，我和农村还有一种天然的联系……

　　《中国青年》：温家宝总理说过：应该带着感情从事“三农”工作。而你正是有了这种天然的情感。

　　韩俊：是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又是在那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改革年代里求学，这些影响是无形的。你也谈到“缘”，正是这缘给了我思考中国农民问题的机会。

　　决定我未来职业道路的还有一件事儿。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看过李政道的一篇文章，在文章里，对于年轻人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选择什么样研究领域，李政道有一个忠告，他说，作为博士研究生，他选择的这个领域和方向一定是10年、15年，甚至是20年都有可以研究的东西。那么，在中国，有哪一个问题能像“三农”问题那样，在10年，20年，甚至是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需要大量的人倾注大量的精力去研究呢？一个人一生的事业如果能跟这件事情捆在一起，那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儿啊。想一想，我都觉得幸运。

　　《中国青年》：有的人跟你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觉得“三农”问题有什么好研究的呢？既然没什么可研究的，就转行干别的去吧。

　　韩俊：尼采的一首诗里曾讲了这样一个道理：人们在沙漠里挖井，许多人只挖了很浅，就说，这里没有水；另外的人持之以恒地挖，终于见到了水。“三农”问题的研究也是这样，只要你静下心来，真正扎到农村去，你就会发现，有那么多的问题可以研究、需要关注。

　　关于“三农”，我原来只是关注其中的一两个大的问题，比如，从大学本科到读博士，我一直关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工作之后的这十几年，对“三农”领域所有的重大问题，我都保持了一种敏感性，以便能够及时提出一些前瞻性的、针对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不要奢谈什么农民比城里人更幸福

　　《中国青年》：是什么促使你——从一开始的一心想离开农村到现在的为9亿农民说话？

　　韩俊：只要对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稍稍有一些了解的人，都会认同这样一个判断：中国农民对中国的工业化、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之大、时间之长，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没有过的。

　　改革开放前，我们在农村搞统购统销，1953年～1978年，因为农产品的剪刀差，我们从农民那儿就拿了5000多亿，一直到 90年代中期，农民的这种贡献没有停止过。

　　《中国青年》：你曾谈到过三个“最”：农民对国家的贡献最大；农民的声音最弱；农民的要求最容易得到满足。

　　韩俊：是的，在社会各阶层里，他们的呼声最弱。这两年有所改变，但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实际上，农民被边缘化了。

　　有人说，他们像一盘散沙，形象地说，他们就是一个麻袋里的土豆——是的，我们再不为他们说话，谁还为他们说话？

　　去年，媒体上刊登了一个调查，说是：农民的幸福感比城里人还要高。在“强国论坛”里，我发表看法，我说：不要奢谈什么农民比城里人更幸福，城乡的差距这么大，农民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农民的幸福感怎么会比城里人还要高呢？

　　然而，如果这个调查结果属实，又说明了什么？说明农民的要求之低。去年，国家财政拿了116亿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摊到每个农民头上，是一亩地补10块钱。我去江西调查，遇见一个农村妇女，她告诉我她拿了8块6毛钱的直接补贴(城里人会觉得这算什么钱嘛)，我问她：嫌少吗？她非常认真地回答：怎么能嫌少呢！过去是国家跟我们要钱、要粮、要劳力，现在是国家给我们钱，给1块钱我都不嫌少。温总理重视农民了，国家是重视农民了，我们才有了这样的待遇。

　　《中国青年》：作为一个政策研究工作者，你觉得个人的价值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韩俊：你反映了老百姓最真实的要求——你提出的政策、建议被中央采纳了，这个政策实施后，又使老百姓得到了实惠——我觉得我的价值应该是体现在这里。

　　《中国青年》：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你认为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

　　韩俊：“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大问题，胡锦涛总书记说，它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之后，总书记又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大的政策思路、大的基调已经定了。

　　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就解决好“三农”问题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以工促农。实行由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其实质就是要处理好对农民的“取”与“予”的关系，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二是以城带乡，城市应向农民敞开大门。比如说，他们的孩子应该和城里人的孩子一样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三是城乡互动，构建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丝毫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农业和农村自身发展问题的关注。因为，即使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能够顺利推进，能够缓解农村发展面临的困难，2010年农村人口仍会有7亿左右，2020年农村还会有5亿左右的人口。 采访-本刊记者 高晓春

　　韩俊，著名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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