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成批评报道发源地 政府公关重塑地方形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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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20日17:17 新民周刊 | ||||||||
  衡阳大火现场。重建坍塌的信任和声誉，是政府在媒体批评中的第一要务  媒体广泛报道的中部血吸虫疫情是中国乡村公共卫生状况的标本和缩影  中部是中国资源和劳动力的输出基地 有人将国民对中部的成见归罪于媒体报道，但中部在中国历史格局、政经格局和新闻地缘格局中的位置，使其在中国新闻叙事中的标本意义和象征意味不可替代。 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龙新派出所在辖区内悬挂“坚决打击河南籍犯罪团伙”条幅，引发的争论和诉讼，至今未息。而且，话题已经延伸到国民与媒体的“地域歧视”上。不乏论者和地方官员表示，新闻媒体对那些常年充当“负面新闻”(也有人称之为“批评报道”
检索近年所谓重大“负面新闻”的源头／发生地：2005年佘祥林冤案、2004年的嘉禾拆迁事件、阜阳假奶粉事件，2003年的衡阳大火、皖北丐乡、湘鄂赣血吸虫病，2002年的山西繁峙矿难，以及此前此后的几起重大腐败案件：安徽阜阳的“王肖”窝案，江西的胡长清案，湖北的张二江案等等，它们可以归于更广阔的“发源地”——中部。即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六省，地理学所谓的黄河和长江中游。加之中部频发的矿难、中国粮棉基地农业困境、中部乡村的教育和医疗、河南艾滋村艾滋病人的生存以及淮河污染这些话题，媒体的关注旷日持久，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观察，“中部”的新闻事件日复一日填充着一些新闻报刊的版面，也给电视新闻贡献了无数镜头。“中部”几乎成了最大的新闻发源地之一。 至于这些新闻是否构成或者助长了“地域歧视”，要从新闻源头的形成看起。 一个新闻源头的形成 监利县位于湖北省中南，从任何角度看来，这里都极其普通，只不过是中国一千多个县其中的一个——如今却年复一年地吸引着媒体的眼光。2004年，《南方周末》在监利县做了四篇报道，分别涉及乙肝流行、官员腐败、农村教育改革和当年的农业政策对农业的影响。报道之多之密集，引人注目。而这似乎还只是这家报纸对监利多年关注的延续而已——或许只有河南上蔡县因为辖区内农民艾滋病感染严重，获得了同样持续而多方面的媒体关注。 2000年8月，《南方周末》刊出一篇题为“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总理动情回复”的报道，揭开了当年一个重要的新闻事件，引出一段和农村改革有关的短暂佳话，也造就了监利县一个著名人物。后来有人说他是中国最有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而媒体对监利持久的关注，正是自此时开始。 2004年10月，这家报纸的一篇报道写道： 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湖北省监利县的离退休老干部们经常聚在一起，下棋、聊天、喝茶。2004年夏天的这样一次聚会上，有人提起了县广播电视局原局长苏兆新，马上激起一片怨声——这位很快就将成为法庭被告的贪官，在监利县早已民怨四起。 突然有位老干部说：“他可是监利的大功臣啊！”大家马上不解地围了过来。 “想想杨道洲啊——李昌平没能让他下来，多少老干部没能让他下来，可是苏兆新这次把他牵出来了。” 这个场景来自别人向记者的转述。县城中离退休老干部们的聚会是一个微妙的场所。新闻的消息来源和用于支撑报道的诸多细节，并不完全能从公开的信息和对现任官员的采访中获得。而那些希望能让县委书记下台的监利县的老干部们，正是良多细节的提供者。 报道提到，一位老干部向记者回忆说：“乡镇党委书记开会的时候，李昌平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有人当面挖苦李昌平时，没人出来给他说句话。”这个细节说明，媒体对李昌平的报道以及随后在监利县产生的效应，使媒体获得了消息来源的信任。这是一个媒体的新闻操作和民间舆论结合，并实现公开报道，引起全国性关注的范例。 李昌平通过给总理写信，在监利县引起一场自上而下疾风骤雨般的改革。然而，改革未竟，他辞职而去。这种戏剧性的经历，再三被当年的媒体所关注、采访、转载以及评论。李辞职后写出的两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与《我向农民说实话》，其中关于监利农民生存状态的描述，许多充当了媒体采访的线索。 李昌平——监利——媒体形成的稳定的互动关系，可以作为传播学上的案例。李昌平戏剧性经历的背景则是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三农问题。这是后来媒体再三报道监利的原因所在。李昌平“上书”这个偶然的新闻事件，暗合中国人拦轿上书的心理情结，使“三农问题”和“监利”两个关键词的传播效应成倍增加。 监利县因为一个新闻事件而改变在中国传媒格局中的位置。一个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部县区，有着平淡无奇的产业结构，不过是中国数以千计的同类城区中的一个。它因为一个偶然新闻事件而引人注目。又因为引人注目具有传播效应，引来更多的报道。由此从其他县区“脱颖”而出。它成了一个切片，一个标本，用来解剖中国农业地区的历史变迁。像历史曾有过的先例一样，山西的大寨，安徽的小岗村——都因为成为了新闻的发源地，改变了它们在新闻传播中的位置，也改变了它们在历史中的位置。若非如此，它们都将是中国广袤中部无数乡村和县区中默默无闻的一个角落。 传播效应最大化对象征地点的追求始终如一。山西的大寨和安徽的小岗村都曾作为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农业问题的样板田，虽然它们的媒体形象代表着不同的时代政策。李昌平的名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则是2000年前后媒体关于中国三农问题最流行的判断。监利和同样受到关注的安徽农村，虽然没有形成中国传媒关注三农问题的地理中心，然而在中国的记者和编辑心目中，三农政策要放到以上地区来检验，已经是业内心照不宣的共识。 溃疡的伤口 这种共识，与中国媒体高度关注河南艾滋村的逻辑如出一辙。 本刊记者2003年赴河南采访卖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例时，血头留在采访机中的声音嚣张跋扈。媒体的采访活动需要格外小心。有关部门对相关事态也尚无明确态度。而当河南省派出76位干部进驻文楼等村子的时候，全国媒体蜂拥而至。这是经常接触艾滋村的记者们经历的最自由的一次采访。在文楼村，可以感受到中国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的努力与进展。每一种政策给有人感染艾滋病的家庭可能带来的影响，都会在媒体的报道中有所体现。而官员们的态度、感染者的命运、疾病导致的鳏寡孤独们的现状和未来，也都被持续不断地记录着。这个被疾病改变的村庄，某种程度上也被传媒改变着。不管是文楼本身的独特性使然，还是新闻的职业惯性使然，它变成了一个农村艾滋病医疗的试验田，一个艾滋病政策的试验田，也变成了中国艾滋病报道的试验田。最终，它也检验着民间力量、政府作为和媒体在灾难面前可能达到的效率，以及这种效率的实现方式。 事实上，新闻发源地的形成，不仅三农问题和艾滋病问题如此，也不仅湖北、安徽、河南如此。2003年的一篇新闻学的论文曾对一家报纸自1998年到2003年5月5年中所谓“批评报道”所涉及的省份进行定量分析，涉及出现频率最高的5个省份的报道，占该报“批评报道”总数量44.6%，而湖南、湖北、河南3省均居其中，各占8.5%。当然，它们都属于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中所指的中部。 “中部”的新闻事件频发和中国媒体记者的“心理惯性”相辅相成，共同把“中部”塑造成了中国新闻传播的地理中心之一。诸多全国性的政策、话题、社会现象，都在这个地理中心里变成细节翔实的新闻事件。 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新闻事件及其揭示的社会问题，对观察者而言，像是公众传媒上的伤口，从中可以窥测中国时代转型的错位和落差，以及它们带来的伤痛。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新闻本无所谓地域的分别。“中部”作为传媒观察的关键出现，是因为“中部”新闻事件的高密度使公众传媒的伤口变成了舆论的溃疡，不仅触目惊心，而且经久难愈。新闻发生的密度也成了新闻。 监督传播效率 阜阳假奶粉和大头娃娃一事天下大白后，本地媒体在全国瞩目前已有报道；嘉禾拆迁事件轰动一时，引起全国关注的报道却最早见于北京《新京报》。 许多年轻的记者在采访中常常遇到年长的采访对象突然跪倒在地，声泪俱下。属于“上层建筑”的来自远方的新闻媒体，常常被含冤受屈者视作冤情获得转机的可能性之一。 地方性的新闻个案受到全国媒体的一致关注，并且很快形成某种倾向性的舆论，过程十分复杂。市场化媒体的机动性近年已有增强，但覆盖范围还很难做到无远弗届。网络新闻的普及，以及同行间的竞争，一方面对媒体快速有效地采集新闻提出了高要求，另一方面缩短了媒体的触角所及，或者说操作半径。中部6省地处北京、广州和上海之间，乘坐飞机或汽车等快速交通工具，基本上一日可至。这使它天然地处于几个媒体集中而且影响力大的媒体重镇的操作半径之中。中部事件成了本地新闻而外的全国性新闻竞争的第一落点。中部的事件动辄惊动全国，与此不无关系。 这些跨地区的新闻操作，一般被读者也被报道涉及的地方政府归之于所谓“负面新闻”或“批评报道”。地方官员常常认为，媒体的“批评报道”有损本地区在全国舆论乃至社会心理中的“形象”，因此转而从动机上指责具体报道的记者和媒体。中国新闻媒体一线的记者常常遭到某些重大新闻事件当事人的质疑： 全国都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单单要报道我们？ 那些象征性的新闻事件，比如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2004年的“阜阳假奶粉事件”和“嘉禾非法拆迁事件”，背后指涉的收容遣送制度、农村食品安全和城市化中的拆迁问题，不独广东、安徽或湖北才有，而是全国大范围长时期普遍存在。媒体对各地相关事件的舆论监督也一直不断。然而只有上述事件最终惊动高层，社会呼声强烈，指向鲜明。政府也正是借这些个案，因势利导，出台了相关政策，使类似事件朝着可以解决的方向迈一大步。 实际上，这些并不鲜见的新闻能够被广泛报道、转载和评论，促成经年积久的社会现象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究其原因，只能说那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充当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问题普遍存在和媒体的关注旷日持久，使矛盾充分显露，舆论背后集聚的社会力量才能形成明确的改革诉求，这种诉求将寻找个案作为突破口，从而得以表达。新的政策在民意的支持下，迅速出台推行。 有人将“中部”各省的高曝光率，归之于中部与中国几个媒体密集的城市的距离，以及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改革难度大，暴露问题相对较多之故。 “中部”的新闻事件之所以易于形成全国性的舆论合力，与中国新闻的“地缘格局”的确有关。中部作为重要的资源和劳动力输出地，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这种资源输出的经济位置，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再三强化。中部“发展慢，改革难，问题多”，背后实有更深远的历史结构在发挥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部”的媒体形象是一个象征符号，从更长远和更大范围内来说，传媒对“中部”的观察，是将其视作中国历史格局——尤其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切片和标本。中部的水灾和矿难，三农问题和河流污染和艾滋村，这些与中国发展未来走势高度相关的议题，急需媒体形成接近的价值判断，形成舆论的合力，集体发挥社会功能。 新闻的惯性与惰性 艾滋病防治志愿者乌辛堃给本刊记者发来邮件说，他刚刚经历了一次Journey to the Heart of China(中国心脏地带的旅行)，途经山西、河南和安徽3省。他解释说：用“Journey to the Heart of China”来形容这次旅行，首先是因为This land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red earth supposed to be 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ower and wealth.(这块有黄河和红土的土地被看作中国文明、权力和财富的源头)，而如果不是用“心”体验，不是共同生活的经验，很难对这块土地上的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他委婉地说，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使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现状。然而，媒体有一种“渲染悲伤”和“报忧不报喜”的倾向。当跟他一起到艾滋村的大学生看到感染者仍然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之前，很多人一直以为，一旦感染艾滋病，就会气息奄奄。 在2005年春节前安徽、江苏等地发生流脑的时候，传染病专家姚文虎略带不满地表示，很多采访他的媒体，连“暴发、散发、流行、大流行”这些流行病学的术语的区别尚还一无所知，新闻标题用语有误。“这绝对不利于人们判断形势、不利于传染病医生开展工作。” 2004年8月，本刊记者在上海采访桂希恩教授，随口提到几位曾赴上海参加培训的文楼艾滋感染者，头发花白的教授立即问及他们的姓名。他解释说，他知道几乎所有文楼感染者的姓名。桂希恩稍不满足地说，有一部关于文楼艾滋病患者很好的纪录片，可惜，条件限制，记者没有拍到一个艾滋病患者在家庭之外的生存背景。 作为新闻源头的地点被反复关注，这是新闻追求传播效应最大化的本性使然。而随着新闻从业者通讯录上某一地的人名日渐增多，将全国性的问题放到此地进行观察，就会变成惯性。在比较坏的情况下，惯性也可能会变成惰性。 “不同吃同住，有时候很难了解到一个人的做人准则”，乌辛堃说，相比于国外媒体为一篇调查报道花两个月的时间，仔细向每一个可能的当事人进行求证的工作方式，他所接触的少数中国记者的调查访问，常常在时间的压力下无法穷尽“真实、透彻”的可能。甚至没有在多种声音中寻找到对事物性质的恰当平衡。 当文楼村成了观察中国艾滋病政策的坐标，我们在这里可以见证历史；而当文楼成为观察的唯一坐标，观察所得很难避免褊狭和片面。 虽然中国新闻版图上的溃疡像一切新闻和评论的初衷一样，其本身并不意味着某种最终的结论。“中部”的高度曝光率与社会心理中的“中部成见”到底有多少关系，也尚难判定。虽然不乏有人将“中部”在中国国民中的刻板印象归罪于媒体报道，但因为“中部”在中国历史格局中的位置，“中部”在中国政经格局中的位置，“中部”在中国新闻地缘格局中的位置，这个中国新闻叙事中的标本意义和象征符号，在更长时间内将不可替代。中国的“新闻溃疡”将长时间考验中国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把握能力，以及平衡新闻个案与普遍诉求之间关联的水平。 持续的疼痛让机体变得麻木。从理论上来说，传播效应会因为新闻发生地雷同而下降。舆论的溃疡甚至不及一处新伤更能引起受众的重视。但溃疡的价值在于它是鲜明的指征，更明白无误提示躯体的病情。通过记录那些历史切片，记录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关的溃疡和病症，是中国现代新闻自诞生以来的传统之一。 这些切片也提醒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为现代化要付出何等代价，代价的伤痛由个体来承担时，又是何等惨烈不堪。“中部”的“新闻溃疡”，同样考验公众和政府对“中国问题”的把握能力，以及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文化变革之间关联的水平。“中部”的新闻与其他地方的“批评报道”——比如“孙志刚事件”和“SARS”，并不因为地域改变它们的根本属性。- 撰稿／汪 伟(记者)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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