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麟：那个时代我们去大后方

　　杨麟渴望更多的后人能够通过见证者的讲述了解那段被忽略的历史。杨麟说，国外有句名言：“不要问，国家能帮你 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帮国家做些什么。”成千成万的去大后方的中国同胞，他们没有问，他们做了。

　　撰稿／陈 冰(记者)

　　杨麟是个充满故事和传奇的人。

　　他比所有的外国人都中国化，却又比所有的中国人都西方化，他的朋友称他为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人物；他曾 经是上海滩的小开，如今是叱咤商界的“老K”；他出入上流社会，每年却要花固定的时间忍受贫穷落后的煎熬；他是《去大 后方》的策划人、唯一投资人，也是去大后方的亲历者。每每对当年去大后方的风雪路途做深情的回眸，往事就会不由自主地 浮上他的心头……

　　三千件棉纱带来的转变

　　1942年底，身处租界的杨麟还在圣约翰中学读书，而他的父亲、大达轮船公司总经理杨管北已经离开上海3年， 在重庆紧张地指挥着大西南物资运输。

　　日军进驻租界以后，已加紧对上海民生物资的控制，后方棉布更加紧张。在前线，许多中国士兵不得不穿着从死去战 友身上扒下来的军衣继续作战。当时一部分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人认为如果太平洋战争和解，就可以调集200万军人补给日 军在东南亚战场上的兵力。

　　杜月笙的学生徐彩臣得悉日方这一信号，迅速和重庆方面取得联系，利用日军想要讲和示好放宽管制的心理，将沪上 几千件棉纱，秘密转运至大后方。负责这一事务的杨管北通知了自己在上海的好朋友杨志雄。作为西门子在中国的买办，杨志 雄一共准备了六千件棉纱，第一批三千件，从上海运到大后方去。

　　杨麟和爷爷踏上了押运棉纱的漫漫征程。“在租界长大的人，在那个时候，租界外面是什么样根本不知道。但是知道 那个时候有许多学生、公司、厂家搬迁去大后方，总是认为这是个爱国的事情，同时也是非常时髦的事情。我一想着能够看到 爸爸，就跟着去了。”去大后方，对十四五岁的杨麟来说，既好奇又兴奋。

　　从上海到南京再转车到徐州，然后从徐州坐车到商丘，西去长安的铁路已中断。停靠在商丘火车站的三千件棉纱不得 不改由汽车、人力车接力运输。进入亳州境内，为绕开日军的封锁，车队选择由古驿道前行。杨麟和爷爷也行走在押运的队伍 里。

　　“一部架子车只能放三四件纱，三千件纱就要接近一千部架子车，一部架子车还得有一个跟班换着拉。一件纱三四百 磅重，遇到过不去的壕沟，就要把纱先拿下来，把架子车抬到对面去以后，再把纱袋装到架子车上面去。”

　　沿途尽是“三不管”的荒僻之地，更遇上一场罕见的春荒，仅几个月，饿死人数就达300万。杨麟跟随的运纱车队 ，所经过的河南、皖北境内，灾情最为严重。一路上尸殍遍野、惨不忍睹的场景比比皆是。“有个小囡已经发臭了，她的妈妈 还舍不得，一直把她抱在手上。”

　　法租界、英租界内安逸优越的生活情形和租界外中国人民艰难抗战生活的强烈对比，让杨麟震惊，他没有想到中国人 已经苦到如此地步。惊讶、困惑之余，悲天悯人的慈悲心肠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从此以后，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成为杨 麟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歃血为盟

　　由于受到杜月笙的特别关照，沿途的散兵游勇、帮会不但没有抢劫棉纱，反倒是一路护送。运抵重庆的三千件纱竟然 没有失落一件，杨麟说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方夜谭般的奇迹。后来另外的三千件纱则是改走福建南路运抵重庆的。

　　在亳州和父亲会面的杨麟，还有幸观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

　　有一天，杨管北和杨麟一同骑驴进入到河南宜阳煤矿附近的大山里。山里面有个庙，庙里的大雄宝殿之上居然在举行 强盗们的拜山仪式。原来，国民党政府得知日军即将对开封动手，命令法国留学生、交通部帮办张笃臣(音)迅速到该地召集 龙头聚会，歃血为盟，共同抗敌。

　　“我远远地躲在后面，像看戏一样看到他们举行仪式。假如两个山头是我管的，叫‘双龙头’，两个大拇指扯个拉弓 样，两个山头的就是满弓，这样表现自己的资格，山主在拉弓的时候，所有的小喽罗又敲锣又叫。假如我一个山头，我就是一 个大拇指。座次就是按照占领山头的多少而排定的。”

　　“然后那么粗的大碗，鼎啊，宣誓，歃血，每个人的血都滴在这里面，有酒，然后舀起来，每个人都要喝，每个人都 宣誓：不忠于国的，死；淫人妻女的，死；不孝顺的，死；帮助日本人的，死。在宣誓的时候，旁边的喽罗打着鼓，大家宣誓 。那个气氛是很雄伟很雄伟的。”

　　震天的锣鼓、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情强烈地刺激着杨麟，到达重庆在南开中学就读了半年之后，杨麟就瞒着父亲跟随青 年军去参加滇缅大战了。在一个风雪迷蒙的山路上，杨麟被一场重病击倒。

　　肾、肝、胆都出现严重问题的杨麟，发高烧睡在马上，被人一路牵回到重庆南岸家里。这一病，杨麟在床上整整躺了 四个半月。“等我可以起来的时候，整个人像是从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出来的一样，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我不得不在两个 佣人的支撑下重新开始学习走路。”

　　把杨麟从死神身边夺回来的医生也是一位传奇的人物。这位名叫周伦的德国留学生，不知何故，和女朋友一起睡在了 轨道上。女朋友被疾驰而过的火车压死，而他本人膝盖以下的部分也被火车截去。每次到杨麟家出诊，都会拄着拐杖发出“咚 、咚”巨响而来，旁边还得配上一个专门搀扶的佣人。

　　“当时也没什么药，好不容易找到几打罂粟灵。罂粟灵一定要放在冰箱里，家里虽然有冰箱，但没有电，冰箱根本不 能用，只好到冰厂去买冰回来保存。”

　　表弟李政道

　　当杨麟正在和病魔抗争的时候，他的表弟李政道也在经历着生死劫难。

　　不愿意呆在沦陷区的李政道和哥哥李崇道一起踏上了离开上海的火车。当时，李政道正在读中学，二哥李崇道读大学 预科。和沪上许多有钱人家孩子一样，兄弟俩就读的，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

　　为了追赶不断移动的浙江大学，两人四处流落。后来李崇道用仅剩的一点钱买了一张车票，让弟弟跟着自己的一个同 学先上路。与二哥李崇道分手后，李政道靠着学校提供的一顿午餐，硬撑着到了赣州。此时，身无分文的他，一副难童的模样 。

　　刚刚抵达赣州的李政道，走进了一座路边小楼。在那里，李政道发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15岁，正是多 梦的年龄，但是跟着流亡学校，一路西行的李政道，即便对将来有过各种美好的设想，也绝对没有料到，这本书，会给他日后 的命运带来重大的转机。

　　这是一本讲述牛顿定理的书，李政道很快发现了其中不太正确的地方，当他把这一发现告诉老师时，却被误认为疟疾 发作。在这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地方，少年李政道在与病魔的抗争中，顽强地探索着宇宙的奥秘，寻找着人生的意义——他 知道自己的能力。

　　赣州临时中学，收留了一批像李政道一样因病暂时无法继续西迁的学生，因为师资紧张，校方指派李政道为代课老师 。为此，他暂时在赣州停留下来。那年他刚满16岁。

　　后来，李政道又孤身一人踏上了西去贵州的道路。身无分文的他帮人收拾茶馆，唯一的要求是人家吃剩的东西他可以 吃。日机轰炸，茶馆的人夺命似的逃到城外的防空洞，李政道却忙着收拾被炸毁的残局。强烈的生存信念让他早已将死亡的威 胁抛到了脑后。

　　在去遵义的路上，急于到浙江大学读书的李政道托人帮忙，坐上了一辆免费邮车。没想到车开到半路，在翻越一道山 梁时翻车了。谁也无法说清楚西迁路上的经历，对这位上海滩的富家子弟产生了多大影响，只知道这位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对人生有一种特别的体验。

　　“我就觉得人，每一个人，都是有他的生存力的，要鼓励自己能生存下去，那么你怎么鼓励自己呢，并不是说你那个 时候要为什么人服务，没有什么，就是生存，我甚至觉得我跟蚂蚁不一样，因为我可以了解这个宇宙是怎么演变的，蚂蚁不能 。所以我自己有个意义，是可以使得自己生存下去的。”

　　杨麟说表弟李政道历时两年半，终于走到重庆他家时，已是衣衫褴褛，形同乞丐。“衣服没有一块是完整的，全部成 了絮状，身上连一块肉都没有。他说是我家亲戚，佣人根本就不相信。”

　　靠着梁大鹏的介绍，李政道来到吴大猷家。此时的李政道已是浙江大学一年级学生。他中途转学，投奔联大，是出于 对吴先生学术名望的仰慕。吴大猷递给他一本书，试他的解题能力，不料李政道连破数道难关，让一旁的老师惊讶不已，吴大 猷自认发现了一名物理奇才。

　　从上海到昆明，一路求学的李政道，用了3年时间终于走完这漫长的流亡之旅。

　　据杨麟回忆，李政道能够到美国留学，完全是一种巧遇。当年蒋介石要求吴大猷造原子弹，吴大猷说原子弹可不是敲 螺丝钉就能敲出来的，必须通过专业培训的专业人员科研才能够搞出来。就这样，吴大猷带着6个天才学生去了美国，其中就 包括李政道。

　　为了造原子弹出国留学，结果却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的人生之路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

　　还原历史

　　纪录片《去大后方》的制片人阮敏感慨，如果没有杨麟先生，就不会有《去大后方》。正是靠着杨麟的人脉关系，剧 组才能史无前例地采访到李政道、李崇道、南怀瑾、唐德刚等一系列重量级人物，并首度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通过李政道的亲口讲述，我们知道了在诺贝尔光环的背后，这位获奖者还经历过如此黑暗漫长的求学经历。从来不在 媒体上露面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看在和杨家三代世交的情谊上，不仅现身说史，更在讲述一位身患重病的母亲为了不拖累 两个孩子西迁，而让他们将自己亲手活埋的故事时潸然泪下。

　　南怀瑾还亲自为片子创作了主题曲。这首取自清代戏曲家李玉《千钟禄》中《惨睹》一出的昆剧唱词，本来唱的是末 代君王的千古伤心。南怀瑾先生略略修改了十几个字，就将它变成了一首雄浑悲壮的民族挽歌。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去后方，说不尽国破家亡。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走他乡？”

　　为了能够真实地还原历史，在纪录片的“历史重现”片断中，杨麟不止一次地要求剧组返工重拍。“民生轮船的字不 是这样的，当时的轮船上面写的都是××号，××轮，不会把公司名字写在船身上”；“空军的衣服不是这个样子的”；“这 种飞机的型号还没出现”；“纱包哪有你们做得那么粗糙，重新来过”；甚至连爷爷的胡子也不放过，“他的胡子不是这样的 ”……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杨麟渴望更多的后人能够通过他们的讲述了解那段被忽略的历史。杨麟说，在国外有两句名 言：“不要问，国家能帮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帮国家做些什么。”成千成万的去大后方的中国同胞，他们没有问，他们做 了。

　　南怀瑾先生说，杨麟是中华民族的孝子。他做了一件人人都能做，但是却没人去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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