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蒲城李氏家族: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缩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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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25日16:42 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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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大致有六代知识分子。发源于陕西蒲城的李氏家族以六代相传的“知识分子”，走过20世纪的中国百年。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有过几个值得仔细端详的大时代。所谓大时代，按照鲁迅的说法，“不是死，就是生”。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大时代有四个：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20世纪。
大时代中，社会面临巨大转型，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不仅与政治环境发生激烈冲突，而且自身也面临巨大的矛盾。大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最光彩的，也是最丑陋的；是最单纯的，也是最复杂的；是最勇敢的，也是最怯懦的。 华东师大许纪霖教授认为，在整个20世纪中国，总共有六代知识分子。以1949年作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发源于陕西蒲城的李氏家族恰好以六代相传的“知识分子”，走过20世纪的中国百年。 六代图谱 2005年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68岁的李景英戴好绒线帽，拄上那个带板凳的拐棍，打开那个带轮子的折叠手提袋，关上房门，步下四楼。精细、缓慢、不慌不忙。 北京市朝阳区靠近中华民族园的这块方寸之地，是她的家。她的丈夫、“人民好医生”韦加宁2年前去世了，女儿远在美国读MBA，儿子在北医大博士毕业后留在国内发展。这个家，在行使了承上启下的职能之后，成为她遥想当年、守望暮年的栖息地。 不需要大开大阖，大喜大悲，她只需在整洁的家中，在出门的路上，淡淡地，向一个南方来的记者讲述一个家族的百年。在复印小店，她展开那张手绘的、记录着一个家族六代人的图谱。 数学家、戏剧学家和水利学家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最初出现在20世纪中国舞台上的，是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人。他们大多出生于1865-1880年间，早年受过系统、良好的国学训练，有传统的功名，但为变法图强之故，已经十分重视西学的价值，但那些新知多是从东邻日本转手而来，常常显得一知半解。从骨子来说，这一代人的思想模式不外乎“中体西用”。尽管如此，他们毕竟是跨世纪的一代，既是中国历史上最末一代士大夫，又是新知识、新思想、新时代的先驱。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如“笔锋常带情感”的梁任公，影响了整整一代五四知识分子。 在这张不完全族谱的顶端，是清朝末年一个叫李智盛的农民，偏居陕西省蒲城县距城五十里的一个小村庄富塬村。李智盛虽无学问，但却重视孩子读书。他农忙种田，农闲时推着手推车贩卖水瓮，以此供养两个儿子念书。 长子李仲特(1858-1937)，20岁考中秀才，研习《算法统宗》、《梅氏丛书》、《则古昔斋算学》，后自学几何、代数和微积分等西学，成为数学家。他的主要著作《开方数理图说》尚有1923年版本，流传较广。 次子李桐轩(1860-1932)，18岁亦中秀才，后成为戏剧学家。创办戏剧教育团体——陕西易俗社，醉心于戏曲改良。鲁迅曾为易俗社题字赠匾“古调独弹”。从现有史料来看，李桐轩更像是一个活动家，他修订蒲城县志，推陈出新，被视为“悖逆”；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进行反清活动。晚年见国民党政府日益腐败，对南京政府失去信心，遂皈依佛教。 因兄长李仲特无子女，所以，李家今日的子子孙孙都是李桐轩的后人，爱国的基因大抵也源于此。 许纪霖：1915年以后，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崛起。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周作人这代人，大多出生于1880-1895年之间，是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再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大夫老路，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职业，比如教授、报人、编辑、作家等等，而且在知识结构上，虽然幼年也诵过四书五经，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洋学堂中得到的教育，后来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欧美留学，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完整的、直接的认知。这是开创现代中国新知识分子型的一代人，但在文化心态、道德模式等方面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的不少特点。 李桐轩有三子一女，长子李约祉(1879-1969)、次子李仪祉(1882-1938)、三子李知祉(1887- 不详)，均有大建树。女儿李文祉1994年还任陕西省文史馆馆员。 李约祉25岁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在文学和普通科学方面，打下扎实基础。他继承父业，一生主要成就也在戏剧改革，写过大小剧本20多个，他对秦腔发展的贡献也被后人载入史册。他的晚年遭遇“文革”，被抄家后遣回原籍“监督劳动 ”，郁郁而终。 他也遗传了父亲对教育的重视，子女九人，多奋发上进，学有专长。 李仪祉是中国近代著名水利科学家。据说，因为家乡缺水少雨，乡人常常“祈雨”，他很小的时候，心里就印上了“ 水”字。他出生的年代是19世纪末叶，清廷腐败、帝国主义虎视眈眈，革命思潮风起云涌。时局和家庭背景决定了他更多地学习自然科学而鄙弃八股。他16岁中了秀才，后入书院深造，与于右任同学。两次留学德国，学习土木工程和水利专业。1915 年回国后，曾任河海大学、北京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 李景英回忆说，大约在这个时期，李家的家训也逐步成形，除倡导民主、爱国、正直、求实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即“做大事，不做大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李家第二代、第三代都有人出国留学，家里约法三章：学成必须回国报效祖国；不许娶洋太太；回国后要还债务，培养弟妹。 李仪祉在45岁时为后人留下一份“从实写出，且算背诵一遍履历”的《自供》，从祖辈、父辈、乡情、家境直至个人成长、留学经历，娓娓道来。 第三代人李赋镐是李约祉九个子女中的一个，后任中国农业大学物理系教授。1999年，他根据手抄本重新整理叔叔李仪祉的《自供》，留下这样一段文字：“对于咱家后代人来说，仪祉公的遗著《自供》是最好的家史教材。它能告诉我们今天的自己是由哪里来的，也能启发我们思考如何走向未来。” 《自供》中有诸多引人之处。譬如提到“我家虽穷，却是对小孩子教育，一毫不苟”，李桐轩当时在华州坐馆，不常回家，但却记得教儿子认字。“他将字整整齐齐，一格一格写在本子上，却另用一纸，中间剪成一个方孔，只露出一个字，教我认。”及至进了村办私塾，读的头一本书是《司空图诗品》。 每天清早，祖父李智盛早早起身，点上油灯，烧起火盆。祖母替兄弟二人穿衣梳辫，然后由祖父送去学堂。到了书房，先生照例坐在炕沿，一边摸黑梳发，一边吟诗。兄弟俩点上灯，念几篇书，天方明了。 两年间，《四书》、《五经》完全通了本，即从头到尾能够背诵，并且学习作诗、作论。其开宗明义第一篇论文，是 “颍考叔论”，居然作了百余字，其中有两句“凡事贵有本，有本乃有恒。颍考叔之孝，无本者也，故夺伦而忘其亲”很得先生赏识，被圈得密密的。 当时选拔人才的最基层是乡试院考，常常父亲带着儿子一起去应试，一年不中，下年再来。16岁时，伯父归来，带回好几口箱子，十之八九是书。除了八股类书、诸子百家、四史、通鉴，有江南制造局、湖南官书局的好些新书，还有一部铅印《红楼梦》。此外，伯父还带回《几何原本》，教兄弟俩代数、八线和勾股。 17岁又与哥哥李约祉跟了父亲去赴院考，当时八股尚未废黜，但督学叶先生提倡新学，便趁这一试加入算学、格致、历史、地理等洋学。于是有应试童生将“秦始皇拿破仑”解作“秦始皇拿个破车轮”，不一而足。李仪祉在《自供》中说，科举时代，东南开通，或有人能够见识，而陕西锢蔽，谁想到试典里会有洋学。伯父带回的新书和新知派了用场，他此试中了魁首，哥哥中了第七。李氏兄弟算学之名，于是大震关中。 有趣的是，与此同时，李仪祉完成了人生另一件大事：迎娶新妇。这门亲，早在一年前就定下了，他的心情是“毫无一点爱憎，只是一个羞”。这对小夫妻，婚后数月谁也不敢碰着谁，亦不敢说话。 这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就这样印在李仪祉那辈人的生命轨迹里。 18岁，他接触到英文。当年赴西安应省试，再赴北京应京师大学堂复试。复试一考三天，英文、算学、历史、地理、国文、物理、化学都有。有一道历史题是“维耶纳(注：维也纳)会议是哪一年”。 录取后，李仪祉进了预科德文班。谈到费用时，他用了一个“极便宜”。当时，伙食、课本、书籍、洋烛、制服统统是学堂里供给。本省又有津贴，每月每人银八两。每月还有考试，可得奖赏，好则十元、二十元，不好也可得两三元，沿习了书院制的做法。这些古老的、政府为培养人才不吝银两的做法，让人不联想21世纪的今日大学也难。 李仪祉四五年没有回家，习德文、物理、化学、定量分析地质、矿物、岩石、几何、微积分、图画，英文也有兼顾。此间他翻译了一本平面几何和一本《WilliamTell》，虽然未能出版。 他后来的路越走越“新”，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他的同学于右任当时在上海办《民呼报》，而他与另一位同学徐子寿同船前往德国，所谓“放了洋”。徐子寿是前相徐甫之子，气概阔绰，与德国公使、德华银行总办都有交情，诸事顺当，坐一等舱，李仪祉订的是二等舱。那一年，他27岁。由陕西偏僻山村走出来，不过区区几年。 在德国，舞会上曾有少女邀请跳舞，他不会，慌极，无以应，正打算以古人“不能射，辞以疾”的法子应付，身边立刻有同学代劳。类似小事不少，可见其骨子里的“中国”。 李仪祉后来担任过陕西省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工程总工程师、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兼总工程师等职。当时，陕西八百里秦川饱受黄河洪水肆虐，他研习中国古代治水经验，又实地勘探研究，提出一套“治理黄河方策”，在秦川八百里之上修渠8条。这些渠，至今还在发挥效用。后人感其功绩，将他的名字收入《辞海》。还有一部叫做《江河赤子》的电视剧，也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的。 中国西方语言文学泰斗 许纪霖：前三代与后三代，都有自己的历史中轴，那就是五四和“文革”。五四和“文革”，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而且是一种知识的和心态的分水岭。 到三四十年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崭露头角。用殷海光先生的话说，可以称之为“后五四”知识分子。这代人实际上分为前后两批，前一批出生于1895-1910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期间直接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五四中的学生辈 (五四知识分子属于师长辈)，这代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有很好的专业训练。如果说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在知识结构上都是通人，很难用一个什么家加以界定的话，那么这代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比如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政治学家罗隆基；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巴金、冰心等。前两代人是文化精英，主要靠社会影响出名，而这代人的声望主要局限在知识圈内。五四一代开创了新知识范型之后，后五四一代作出了一系列成功的范例，30-40年代中国文学和学术的高峰主要是这代人的贡献。 “后五四”一代中的后一批人出生要晚一些，基本在1910-1930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时代接受了五四以后新知识和新文化完整的熏陶，却生不逢时，在即将崭露头角的时候，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他们整整三十年光阴，直到上世纪 80年代以后步入中晚年，才焕发出学术的青春。 李约祉的九个子女中，比较显眼的是长子李赋京(1900-1988)、次子李赋都(1903-1984)、三子李赋林(1907-1980)、四子李赋丰(1918-1966)。而李仪祉的长子李赋宁(1917-2004)后来成为西方语言文学大师、著名的教育家和翻译家，任教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次子李赋洋成为生物学教授。 李赋京兄弟四人皆入了县志：他是著名的医学教育家，也是中国钉螺研究的先驱。他是李景英的父亲。 李赋都专攻水利，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组主任、西北黄河工程局局长等；李赋林、李赋丰也都在水利方面有专长，曾身居要职。 2004年5月10日，中国西方语言文学界泰斗李赋宁先生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7岁。李氏家族第三代的最后一人，走了。 弟子冯象格外怀念师长的学问风范。他说，先生一生好学不倦，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治学严谨，且待人谦诚，尤其对中青年学人关怀备至。 李赋宁在评论英国诗人、批评家阿诺德1822-1888的作品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话：“蜜蜂用蜜和蜡布满蜂房，给人类提供了最高贵的两样东西，甜蜜和光明。阿诺德就此发挥，解作‘美’与‘智’，其完满的结合，即理想。” 李赋宁大学所在的清华十一级外文系可谓人才济济，查良铮穆旦、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杨周翰等都是他的同班同学。1949年秋，他在耶鲁大学通过了博士学位的资格考试，博士论文已写一半，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1950 年便怀揣一颗报国之心毅然归返，正合了李家的家训。 41年后，历史重演，李赋宁的独子李星背着一台计算机风尘仆仆从美国回来，落定清华园。 “文革”的残酷历练 许纪霖：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五四和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和改变学术观点，相当长一段时期是由“十七年一代”(1949-1966)知识分子唱的主角。这代人出生于1930-1945年之间，其知识底色受到《联共(布)党史》影响极大，带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由于反复强调与过去的资产阶级学术决裂，他们在知识传统上成为无根的一代。这代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致力于学术研究，一直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规范。但如同上代人一样，他们的文学和学术生命被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所打断。对于这一切，其中的一些人在1976年以后有比较深刻的反思，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吸取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参与者，直接影响了下一代人的思想成长。 在李景英的记忆中，这一生似乎只有童年与老年。童年是在解放前，老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她的青年时代，“运动 ”一个接着一个，喜欢的老师成了“胡风分子”，熟悉的亲人成了“右派”，崇敬的革命先辈成了“反革命分子”，她自己，也成了资产阶级“白旗”。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有着改造不完的人生观，以至于她自己也觉得自己的世界观是改造无望了。当时现实要求她有时甚至必须反着看问题：她认为对的，那一定是错了；她认为好的，那一定是坏的；她认为美的，一定是丑；若是她什么时候高兴了，那一定该是批判了。 在青年和中年时代，除了读书、恋爱、结婚生子，她一直在“夹着尾巴做人”。当惊心动魂的几十年过去，竟没留下什么美好的记忆——“那些年，都白过了”。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带动了整个社会的人性复苏，日子变得有滋有味，而此时，她已经老了。 李景英是北京市积水潭医院同位素科的主任医师，还是西城区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57岁时，她决定提前退休，回老家陕西蒲城县富塬村教书。她自己写信联系，终于在那年秋天站在了那所只有9名教师、200个学生的乡村小学校的讲台上。她无法抑住自己的眼泪：“50年前，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在这里读的小学一年级。我回来了。” 她领着那些与她同根的孩子们念：“Ilovemymotherland.IloveChina.”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中国。 富塬村小学的旧址如今已是一片废墟。当年，它是第一代李仲特、李桐轩兄弟创办的家学，兄弟俩曾轮流执教。它不仅收李氏子弟，还免费招收邻村的穷苦孩子，于是成了远近有名的义学。 虽然只在家乡教书半年，但因为成了“新闻人物”，给小学校和当地带来许多社会关注和资源。回到北京，她依然没闲着。最近，她在社区里当义工，教老人们学电脑，而且还是五笔输入法。学生一共9个，除了一个偏瘫没有学会(但他的保姆学会了)，其余都会了，其中一对夫妇尤其出色，一个小时之内能用五笔打出一整页字来。这令她十分欣慰。 李氏家族第三代中，有一个不得不提及的人，农大物理系教授李赋镐，即整理叔公李仪祉《自供》的那位。 “文革”中，他因在《毛选》上有一些感悟性的批注，遭造反派抄家，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下放回陕西老家富塬村当农民，婚姻也因此破裂。这一切，造就了一个“左派”。在那段日子里，他对家族的人和事均产生了某些怀疑，他写道：“……我要重新认识李家人。” 譬如，三哥李赋林曾在一次酒后骂过江青，排行第七的李赋镐因为“文革”中立下的誓言“对党绝对忠诚，不做任何有负于党的事”，便在第三天将此事报告支书，由此引发了批判兄长的大会，并被要求在会上发言。 多年之后，他醒了。 他在一篇悼念文章中写道：“三哥是宽厚的！”并借族人之口点出了自己的“愚忠”。他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推动着他厘清是非善恶的，不仅是三哥，还有那些在“文革”中自杀了的兄长和姐姐们，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陷入愚昧落后而被世界远远抛在身后的严酷教训。 李家的知识分子，跟当时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都没能逃脱这段残酷的历练。 新一代的知识界中坚 许纪霖：到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新一代知识分子崛起。这是“文革”一代人，他们大多出生于1945-1960 年之间，早年有过红卫兵与上山下乡的经历，通过自学和高考，具备了再度面向西方、兼容并蓄的文化目光。他们以西方最新的文学和学术成果为参照和比照，开始致力于新一轮的思想启蒙和知识范型的开拓。这代人的知识是开放、多元和博杂的，目前已逐渐成为知识界的中坚。 第四代的李星是李赋宁之子，学成回国时35岁。当时，他已在美国生活了整整8年，完成了博士后研究，有一份优越的工作并在DREXEL大学任兼职副教授。他与祖父、父亲一样，都出身清华，具有清华人特有的气质：朴实、谦逊、勤奋。他是电子通信网络方面的专家，国际互联网上至今还流传着他编写的MacHanzi软件。归国后，他在清华电子工程系教书并且承担多项科研任务。他将在国外学到的新知贯通在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里，学生们都喜欢上他的课。2年后，李星晋升为正教授，时年37岁。 他将祖父的几条至理传给学生，譬如“不怕做小事”。需要的时候，他就亲自上机找问题，编写程序。他也以身教给学生一些提纲挈领的准则，譬如“大事不糊涂”，“想得深一点”。他深信：商业只能做这一代的，教育才能做下一代的。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家人的配偶从第三代起也多是读书人，其中不乏非同凡响之辈，譬如李星(第四代 )的妻子申丹。1977年，18岁的申丹以湖南省英语类状元的成绩考入北大，4年后，又以硕士入学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唯一的公费留学英国的资格，就读于爱丁堡大学，1987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1993年，34岁的她成为北大文科最年轻的教授，后又成为北大最年轻的博导。在同学眼中，她是北大“最有希望的人”。她影响着她的学生。 这些优秀的读书人能够相遇，且将生命轨迹重合，除了命运安排，必有其内在的逻辑。 李景英的丈夫韦加宁是积水潭医院手外科主任医师，素有“圣手”之称。他在临终前完成了《手外科学手术图谱》，最后的107张手术图谱是李景英和儿子韦峰替他贴上的。在离世前的第四天，他突然想起要补画一张，让家人将病床摇成70 度，垫上枕头，艰难地完成了草图。在他，图是永远画不完的。 这是他们最后的告别—— 李景英：“你还有什么牵挂？” 韦加宁：“没有。” 李景英：“你真棒，那让我们说再见吧！” 新星生机勃勃 许纪霖：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代是“后文革”一代知识分子。这代人出生在1960年以后，在他们的心灵之中， “文革”基本上没有什么烙印，思想解放运动也印象平平。而“文革”一代知识分子担纲的“文化热”却赋予了他们早年的人格底蕴。幸运的是，无论是留学西洋，还是在国内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这代人都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是又一轮的专家型学者，在上两辈学者指导下，他们目前所做的新知识范型的阐释工作，已经有了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21世纪，中国文学或学术假如有可能形成新一轮高峰的话，这代知识分子将是颇有希望的主角。 李家第五代，多在国外。而第六代，已焕发勃勃生机。 5月8日，18岁的马毅为赴美演讲，此前他已拿到一个国际大奖。2005年，他刚被保送清华大学电气自动化专业。他是李赋京的曾外孙，也是李家第六代中第一个上大学的。 李景英的女儿韦岚从美国发回的家信中说：“咱家人很好，上代下代之间交流较多，后辈可从中受益，可以从前人的经验里找到捷径……”也许，这就是所谓“有根”与“传承”。 撰稿／李宗陶(记者)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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