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中国文化是我的家

　　童年的记忆、颠沛流离的生活为他的创作积淀了厚重的素材；古典小说、五四新文学作品的浸染使他成为当代著名的作家；《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孽子》为他奠定了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他，白先勇，一个众人熟知的名字，近年来却因与中国传统文化——昆曲相遇，而再次风靡两岸三地。青春版《牡丹亭》旧曲新唱，彰显了古典美学与现代意识的经典结合。

　　他说，昆曲是他一生的最爱；他说，为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最美的艺术，他甘愿做传播中国文化的终生义工。

　　是古典的美，是爱情打动了年轻的心

　　《中国青年》： 4月的8日、9日和10日，一连三天，在北大百年庆典大讲堂，我们听由你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那唱腔之美、舞蹈之美、服装之美、情愫之美——真真切切地触动了我们的古典文化意识，打动了我们的心。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要叫它青春版《牡丹亭》？

　　白先勇：《牡丹亭》是一部爱情神话，女主角杜丽娘16岁，男主角柳梦梅也只有20岁，它本来就是歌颂青春、歌颂爱情的一部戏。第二呢，昆曲本身可能有衰落的时候，但是，它有坚韧的生命力，它不会死亡。青春版《牡丹亭》演出的空前盛况，可以印证这一点。第三，我们不能让昆曲的观众老化，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戏院看我们的《牡丹亭》。尤其是大学生，他们吸收精美文化的能力强，如果昆曲没有他们的关注，昆曲的前途将会是黯淡的。青春版《牡丹亭》经两岸三地演出下来，的确也达到了这个目的。所以我想我们定位青春版《牡丹亭》，可能是正确的方向。

　　《中国青年》：《牡丹亭》演了几百年了，青春版的《牡丹亭》有些什么不同？

　　白先勇 ：我们有个大的原则，就是一定要遵从昆曲的古典美学。昆曲已有500年的历史，曾经一度成为我们的国剧。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有大量的文人、音乐家、表演艺术家投入创作，它的表演方式和音乐等各方面已经达到了高度的精确、精美、精致，这种风格一直传承下来——这就决定了我们做青春版的时候，应该是把传统的、精髓的表演方面的东西留下来。但是，要留住观众，还要赋予它现代的、青春的面貌。比如说，我们的服装，大家都说它美，美得不得了，我们是怎么做的呢？除了尊重传统外，我们在色调的搭配上、刺绣的设计上非常讲究，讲究一个“雅”字，美的东西是大家都喜欢的，不是吗？

　　昆曲的美是抒情、诗画的，我们按照这个原则去设计一切，所以我们的物体是抽象的，舞台是写意的——你也看到了，我们用一个背幕的投影，将写意、淡雅的画片放在上面，换句话说，我们把一个传统的戏剧放在现代舞台上，让它的生命焕发起来。

　　《中国青年》：是否有人问过你：都e时代了， e时代的青年还能够欣赏昆曲、还能够欣赏《牡丹亭》吗？

　　白先勇：e时代的青年心中也有美丽的爱情神话啊！不是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渴望能有那种天长地久的情感，尽管有的时候它遥不可及，尽管对有的人来说它永远无法实现。青春版《牡丹亭》已经演出第11轮，33场了，33场几乎场场爆满，而且70%左右都是青年，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e时代的青年看懂了那个生生死死的爱情故事。

　　青年们会看到——在明朝的时候，感情的表达是那么优雅，那么缠绵，那么细致，那么大胆。你看看那些戏词，比现代作家写的大胆多了，却又是那么美，表现得那么美，所以现代的青年才听得如痴如醉。有一个比较，比如说，我们看电影，电影里的爱情很多时候是速成爱情，而昆曲《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和柳梦梅，眉来眼去20分钟，就这么样地一来一往——这就够美了，昆曲里有一个词儿，叫作“无歌不舞”，就是唱一句，一定会跟着一个优美动作，所以，它不像其他剧种，唱着的时候可以半天不动，它是小生唱，旦角要配；旦角唱，小生要配，他们是一起舞。那种缠绵让你看得就是那样过瘾。4月10日演出结束后，你也看到了，那么多人冲到前台来，拍手、喝彩，就是不走，为什么？我想，是古典的美，是爱情打动了年轻的心。

　　它是神话，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爱情理想，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中国青年》：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首批“人类口述非物质遗产”，一共19项，昆曲名列第一。

　　白先勇：是的，中国有这么一块文化瑰宝，我们不去保护它，谁去保护它？我们不去发扬它，谁又会去发扬它呢？当然，联合国不可能替我们做这件事情，它没有那个经费，也没有那个人力，我们得自己来做，两岸三地的华人，世界各地的华人，同心协力地来传承我们民族的这一笔文化遗产。

　　昆曲是高雅的，它集合了文学、舞蹈、音乐、美术、戏剧等艺术形式，然后，它再用它的方式把它们精确、精美、精致地表达出来，怎么说呢？我们的年轻人应该从昆曲中接受美育教育，因为它合乎我们中国美学里的所谓抽象、写意、抒情、诗画的美学观念，而且，我觉得用它作大学里面的美学启蒙教育非常合适。

　　《中国青年》：昆曲最精华的部分在哪里？

　　白先勇：昆曲之美，美在唱词。那些唱词都是最美的诗。比如：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

　　这些句子在汤显祖的《牡丹亭》里比比皆是，不是吗？它们简直美不胜收。

　　昆曲之美，美在舞蹈。昆曲是用水袖的线条来表现舞蹈的美的，它跟我们的字画、书法是一套文化符号。试一试，如果我们把舞蹈的线条勾勒下来，它就是一幅最美的狂草。它的音乐也是极美的，它以笙箫管笛为主，所以听起来特别地婉转缠绵。如果给昆曲下一个最简单的定义，那就是：把抒情诗的传统，用歌和舞的形式具体地呈现在舞台上，这是它最美的部分。

　　《中国青年》：凭着对昆曲的一腔热爱，二十几年如一日，你投入精力和财力，努力宣传和推广昆曲，并制作出了代表当前最高艺术水准的青春版《牡丹亭》，在两岸三地的演出引起轰动，打破了青年人很难接受传统戏剧这一印象。但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来说，中国的古典戏曲，听众是越来越少了。

　　白先勇：是的。我眼见昆曲因为战乱、因为“文革”、因为缺乏年轻演员承袭衣钵等原因日渐没落了——我是写小说的，是教书的，我也原本在台下听听戏就够了，但是，不行，我怕它流失了，我着急，所以才有了回国排新版昆剧推广昆曲的想法。两年多的时间，我往返于美国加州、苏州、台湾、香港，联系各方面的力量，终于排出了青春版《牡丹亭》。

　　与传统的昆曲不同，青春版《牡丹亭》采用了现代的舞台和灯光，并找了年轻的演员来扮演杜丽娘和柳梦梅。演柳梦梅的俞玖林儒雅俊朗，演杜丽娘的沈丰英更是眼角生情，美得不得了。为了打动年轻的观众，我们这次打的就是“俊男美女牌”。

　　《中国青年》：为了推广昆曲，两年前，从美国加州大学，你提前退休了。

　　白先勇：我等不到退休了，因为它太重要，它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如果让它流失了，我们就没有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于是，我跳下来，可没想到的是，一跳下来就被拴住了。

　　做这件事情太辛苦，花这么多时间，还有这么多人力、物力。我个人的力量、我们几百人的力量太有限了，我希望有人能帮我们一把。

　　每回散场，大家拍手，热烈得不得了，我想，这里面有三层意义：第一，我们的戏的确很美；第二，两位青年演员出来了，大家为他们高兴，因为出了两位人才；第三，两位演员的老师也上台了，观众们拍得更凶了，站起来为老师喝彩，大家知道，有了人才，昆曲就有了希望。

　　《中国青年》：还记得你第一次听昆曲的情景吗？

　　白先勇：当然记得。那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梅兰芳回国首次公演，那一年，我9岁。梅兰芳一向以演京戏为主，昆曲偶尔为之，那次的戏码却全是昆曲：《思凡》《刺虎》《断桥》《游园惊梦》。很多年后昆曲大师俞振飞亲口讲给我听，原来梅兰芳在抗战期间一直没有唱戏，对自己的嗓子没有太大把握，皮簧戏调门高，他怕唱不上去，俞振飞建议他先唱昆曲，因为昆曲的调门比较低，于是才有俞梅珠联璧合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的空前盛大演出。我随家人去看的，恰巧就是《游园惊梦》。从此我便与昆曲，尤其是《牡丹亭》结下不解之缘。小时候并不懂戏，可是《游园》中《皂罗袍》那一段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曲调，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以至许多年后，一听到这段音乐的笙箫管笛悠然扬起就不禁怦然心动。

　　《中国青年》：从9岁看《牡丹亭》，到60年后的青春版《牡丹亭》公演，为什么你如此钟情《牡丹亭》？

　　白先勇 ：是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汤显祖笔下的爱情可以说是到了最高的境界——为了情，可以死，这还不够，为了情，还要再活过来。所以，我说它是一出爱得死去活来的悲喜剧。它是神话，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爱情理想，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人家问我：你的家在那里？我说啊，中国文化就是我的家

　　《中国青年》：在青春版《牡丹亭》之前，你是作为作家被我们记住的，比如，你的《寂寞的十七岁》《孽子》，还有《台北人》《纽约客》等等。三毛在《惊梦三十年》里说过，你们两家比邻而居，当年的你在年幼的她的心目中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偶像，很多年后面对你时仍如当初万古洪荒般的心惊。

　　白先勇：可以讲，是我发现了三毛。三毛学画时的老师是顾福生，顾是我的好朋友。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他有一个女学生，学画很努力，但是没有什么绘画的天才。可她很会写文章。他就将她的文章拿来给我看。那是一篇写人鬼恋的故事，叫《珍妮的画像》，我就把它发表在我自己办的杂志《现代文学》上了。

　　《中国青年》：创办《现代文学》的时候，你很年轻？

　　白先勇：很年轻。《现代文学》前后共出版70多期，那个时候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是影响了当时一批很年轻、有才情的作家。

　　《中国青年》：你写了很多青春方面的作品，比如，《寂寞的十七岁》，看这本书时，我简直以为那写的就是你自己的故事。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是我的少作，用的是第一人称，写的也很像自己的故事。书中讲的是青少年内心的彷徨：一个中学生因为书念得不好，爸爸整天骂他，他就怕得不得了，就逃学、离家。跟我恰恰相反，我那时的功课很好，而且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连重话都没有说过一句，所以完全不是我的故事。写小说的人要有这种本事，要有这种想像力和观察力。

　　《中国青年》：我们知道，你的父亲白崇禧先生是国民党将领，母亲是富商的后代，你又是如何走上写小说的道路呢？

　　白先勇：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第一个恐怕要算我家从前的厨子老央了。老央是我们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鼓儿词奇多。因为他曾为火头军，见闻广博，三言两语，能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龙活跳。冬天夜里，我的房子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灰炉里煨着几枚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碗水，去火气。于是老央便问我道：“昨天讲到哪里了，五少？”“薛仁贵救驾。”我说。老央正在给我讲“薛仁贵征东”。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而那银牙大耳，身高一丈，手执方天画戟，身着银盔白袍的薛仁贵，便成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亚力山大、拿破仑，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老央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煤灰扑扑的军棉袍，两只手的手指甲里乌乌黑尽是油腻，一进来，一身的厨房味。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一把抓住，不到睡觉，不放他走。

　　刚才说过，大三的时候，我与几位同班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有了自己的地盘，发表文章自然就容易多了，好的坏的一起上场，第一期我还用两个笔名发表了两篇：《月梦》和《玉卿嫂》。1962年，出国前后，是我一生也是我写作生涯的分水岭。别人出国留学，大概不免满怀兴奋，我却没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乱，四顾茫然。头一年在美国，心境是苍凉的，因为母亲的死亡，使我心灵受到巨大无比的震撼。那时候完全不能写作，也因为环境改变，方寸大乱，无从下笔。有一天黄昏，我走到一个湖边，天上飘着雪，上下苍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楼里万家灯火。我立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来。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黄庭坚的词：“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种地方。我又开始写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

　　《中国青年》：所以，我们常在你的文字中读到异乡，读到淡淡的哀愁。

　　白先勇：是的，去国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就日深。

　　我的生命是从桂林开始的。当40多年后，再回到这里时，幼年时吃过的米粉，走过的那些桥、那些山，还有那些童年的记忆统统回来了。但在美国不同，我从没觉得那儿是我的家。

　　《中国青年》：你在美国待了41年，比你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待的时间都要长。

　　白先勇：哎，奇怪了，桂林是我的家，台北是我的家，香港也是我的家，但美国不是。有的时候，人家问我：你的家在那里？我说啊，中国文化就是我的家。

　　我在桂林、南京、重庆、上海度过童年，在台北念中学、大学、办杂志——很有意思的是，我写来写去，写的常常是童年的事。可以这么说吧，我是从台北的镜框来看中国大陆，来看世界的。

　　《中国青年》：说说你的父亲吧。

　　白先勇：他对我们管教很严，我想，他是怕我们变成纨绔子弟吧。所以，他让我们拼命念书，还整天要查我们的成绩单。我记得，那时候，他从前线打电话回家，没讲几句话，就问我母亲我们的成绩：哪个好，哪个不好。他自个儿是苦出身，所以觉得念书很重要。他还有一种超强的意志力，就是做事情他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这是我对他的理解。

　　《中国青年》：因为历史的原因，大陆、台湾，在你心里有隔阂吗？

　　白先勇：政治是一时的，文化则是永恒的。我心中的中国是《诗经》《楚辞》，是黄河长江，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哪儿还有什么隔阂呢？采访-本刊记者 高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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