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容
现在地球人都知道了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的猪论：“一头大猪带着一群小猪，墙上挂着一桶猪食，如果大猪不把猪食拱下来，小猪就一点都没得吃。现在，大猪将猪食拱下来了，一群小猪就开始闹意见，要求得到更多，这怎么行？”
从这段话中看不出侮辱流通股股东的意思，倒是有一点老大哥教育小弟弟的语气：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呢？
三一重工是一家民营企业，确切的说曾经是梁个人的企业。对于其他股东来说，他岂止是拱下了猪食，简直就是开发了一座粮囤。
如果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老总常常拿着钥匙不当家，民营企业老总则常常相反：太喜欢自己说了算。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有家族传统的上市公司多半不喜欢外部股东插手公司事务，而这些企业的小股东们，也往往满足于每年开个股东会，拿些礼物，吃顿饭。
但是全流通来了。做了四年噩梦的流通股股东难以面对自己无法得到更多补偿的事实；作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梁稳根也无法理解流通股股东为什么要自己来补偿他们失去的财富——他认为这并不是他造成的。
这的确不是梁老板本人造成的。这个制度的死结要追溯到15年以前，我们现在经历的种种痛苦，可以说都是在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买单。
二年以前，当大家还在为全流通方案绞尽脑汁的时候，一位经济学家说：在全流通过程中，共赢是不可能的，只是共输。大家只能互相都做些让步，尽可能少输一点。
对于习惯于大胜或全输的人们来讲，少输是痛苦的，因为它意味着“我没赢”。但是市场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场所，就像是一架天平，讨价还价的结果只是一个相对均衡的点，难分胜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参与进来的股东都以争吵的方式承认对方的重要，他们说了也听了。在一个既可以用手投票又可以用脚投票的机制下，股东的权利开始得到尊重，一种新的股权文化开始酝酿。
股份公司刚到中国的时候，十几年出现多起轰动一时的诈骗案，很多把毕生积蓄投入其间的股东家破人亡，血本无归。有人断言：中国人就不适合搞股份。相对于薄弱的信用基础，脆弱的商业环境，中国的股份公司实在是一个早产儿。需要改、补的太多了。全流通是一次外科手术，但愿渡过最初的反应期之后，大猪和小猪们都会习惯于爬到秤盘上面对面地斤斤计较，多动脑筋，少动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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