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对话北大学子: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2)

　　徐列：在运行一年过程中他的状态是非常之好，这是没有想到的。不是我自夸，我刚刚参加一个中宣部搞的一个期刊负责人的培训班，我在这个班上跟大家聊天的时候，一个杂志一年内，有这样一个上升的态势很少见的，他在业内或者读者界都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力我在去年年末已经说了，首先来源于我们采访对象，我们的采访对象给了我们很大的精神鼓励，我都说了，一会儿我们会介绍杜聪先生，在任何场合，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方我都会介绍，我们有一位采访对象让我们编辑部为之感动的人，我记得去年在客户会上，当

时陈钟先生谈到高贵的精神，一个杂志要有高贵的精神，我说对，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有一种高贵的精神，就是类似据有杜聪先生具有高贵道德品质的人感染了我们，所以我们才再做一个理想的事。

　　徐列：下面言归正传说我们这个选题，这个选题出台是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因为我们会找一个新闻操作人，按照市场规律，做出一个选题来，但是这个选题是在我们在创刊时就想好的，我们要做青年领袖，但是什么时候推出来，在五四这天推出来是非常合适的概念，不仅是青年这个概念，而且是市场的选题的交界的概念，做新闻人必备的素质，当我们做这个选题的时候，你们以什么为标准各个传媒都在搞自己的人物榜，搞自己各种各样的榜，当你们选青年领袖的时候你们标准是什么，我们做了很多的研讨，我们甚至在说，在年龄购置上，在学历购置上，在人的品位购置上有什么要求吗，青年当然是年龄问题，我们希望他是35岁左右，往上走一点，但是不会超过40岁，这是我们基本一点，第二个点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看中国的形象，这是我们要提的全球背景化的中国形象，这些形象人应该是代表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些形象，所以我们选最具有价值的一些人物，这是我们的标准，可能会选五四青年节会选各种劳动模范，青年先锋之类的，他们有他们的标准，而我们的标准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形象，中国形象是由这样一批青年领袖代表的。当然十个远远不够的。

　　徐列：有很多青年领袖，做十个概念是传媒人的概念，一个概念，十，可能会记住这个概念，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人物，最后筛选到这十个有各种各样考虑的。在各个领域表现非常杰出的，在年龄段非常符合这个年龄段的，更重要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在未来中国走向全球化时代内，他是代表中国形象的，所以我们在发刊池里最后有一句话是，他们要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力量。这种中国力量未来的力量是在青年人身上，所以我们选了一批青年领袖，有是这样一批青年领袖他不仅仅展示我们现有的中国青年风貌，更多的是在世界的立场上展示中国的形象，我们可以介绍在座的几位都已经具备这样的能力像我们贾樟科先生，在英国的一个艺术排行榜上排名第一位，即使章子怡是有争议的，我们也承认，章子怡其实代表中国一个形象，一个形象概念，比如说当新闻周刊在做中国世纪的时候，他们把章子怡作为封面，这是中国的一个形象代表，但是他只是各个领域不同的代表，包括杜聪先生在艾滋病救助方面他在国际是有影响力的。

　　徐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比如当我们选邓亚平的时候他们说你们怎么不选李宁呢。李宁影响更大，我们考虑过李宁，李宁一来年龄段已经超过了，他是四十一二岁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邓亚平身上有一种中国人不服输的精神，这是第一个，第二点从运动员退役之后，不断的读书，一直读到剑桥博士，现在是在中国奥组委工作。他们具有未来领袖的潜质。我们会选一些已经在中国已经很有影响力，比如说赵晓先生，中国最有活跃的经济学家。当人们说，中国20年经济发展，把这个秘解破后会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实际上我们中国经济是值得人们关注的，我们选这个人一定全球化背景下的，而不是中国背景下的。这就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选一些，包括琅琅已经是风靡世界的钢琴家，这些人都是以这样的标准选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杂志的定位不仅仅是面向全国的，他希望在国际上有他的影响，实际上我们去年有一个专题在国际上引起了重大的影响，我已经接到过外电很多要求采访的东西。

　　徐列：因为各种问题我拒绝了，但是毕竟这个杂志他的目标首先是中国市场，他未来希望在他，为中国把中国人的形象展示给世界，借助这样一本人物周刊，在上海的时候见了朱学勤教授，他希望南方人物周刊是这样一本杂志，当历史学家在研究那段历史的时候，他要案头有本刊物，这本刊物是南方人物周刊，他那些人物能记录下历史的时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理念，记录我们的命运。我讲到这。谢谢大家。

　　1：好，现在我来介绍第二位演讲嘉宾，在我们好不犹豫将他的名字列入青年领袖名单的时候，他的首部在国内公映的影片《世界》正在经受本土市场的考验。这个当代中国最赋洞察力技术者，与一系列国际电影联系在一起，从投资一万元的《小山回家》到《小五》，到《站台》，到《任逍遥》，到投资一千二百万元的《世界》他甚至已经把自己的电影卖到了爱沙尼亚。在热爱中国电影的中国青年中，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热烈的关注，几年前，他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文章，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到来，成为里立竿见影预言，现在这位35岁的年轻人，也开始扶持更年轻的电影人，为他们的处女作寻找资金，在推进中国电影体制改革这件大事上他从未放弃勇气和直言，他就是贾樟科，好下面让我们热烈有请贾樟科先生发言。

　　贾樟科：同学们好，很高兴在这跟大家一起聊天，刚才徐先生讲到了，人物周刊的一个主题是记录我们的命运，其实我自己选择电影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考虑，因为我觉得电影是非常非常好的记忆方法，能把我们一路走过来的心路历程，把我们一路过来的中国人的感受用影像的方法记录下来。而且我喜欢媒介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觉得电影是超越语言的，或者是超越文字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要读南方人物周刊最起码是要识字，但是看电影，可能一个文盲都可以通过影像声音来感受到导演想要讲授的内容，我自己出生在山西凤阳一个很小的县城里面。在我的身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可能没有阅读能力的，他不能，后来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后来没有做文学，没有做美术，而是选择了做电影，可能跟电影他有这样一种能力有关系吧，那么我自己在我的学习电影的过程里，也正好经历了一个我，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我觉得比如从1979年前后开始中国社会的变革，他对我们每个中国人其实影响非常非常大，我自己成长经历见证了这个过程，到我自己能够拍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中国处在一个经济高速的发展。

　　贾樟科：也是影响到非常多的普通人的时间里面，所以我觉得我在第一时间拿着摄影机到现实里面，面对中国的现实里面中国人受到生活的影响，我们的感情是非常重要的吧，这样的话就说从1995年开始拍第一个短篇《小山回家》开始，其实的主题一直有两部分，一部分放在当代中国现实的标绘上，95年第一部短篇《小山回家》讲述的是一个从河南来到北京打工的民工，他春节的时候要回家，然后通过他回家的时候找老乡想结伴通行的叙事动机然后展开了农民工在北京生活的一种，一种状态吧，因为我那时候才上大学二年级，但是在我身边在北京的三环，那时候还没有完工，非常多的工地，非常多的工棚，看着那些布满尘土的面孔我知道他从何而来，为什么要进入到这个城市里面，他们进入到城市里面背後所有的辛酸，那个时候中国电影存在很大的问题，他基本上是一个离现实非常遥远的东西，要么是政策的宣传，那么是想象中的东方，充满假造的民俗，那么我非常感到不安，我觉得这样新的中国的现实情况为什么在中国荧幕上没有表达，所以这也是年轻的一种勇气，或者说年轻应该有一种与生具来的公平公正，自由的这样一种血液里面的精神。那么那时候就说在非常小，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差不多只有一万块钱的情况下。

　　贾樟科：拿着摄影机把他放到工地上，把他放到农民工的房间里，跟着他的有走，寻找中国现实真实的质感，这个影片完成以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后来把海报写了一个词，叫做一个灼热的开始。那我觉得灼热的并不单单是我们这一帮年轻的电影人，而灼热的是现实本身，越来越快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普通人的生活发展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在这个过程里面到了97年的时候，拍摄第一个长故事片《小五》，《小五》是讲90年代末在我的老家县城里一个小偷他的经历。那那个时候我觉得是社会的变迁影响到非常多的普通人生活，也影响到基层人民生活，在那样一个古老的县城里，人际关系发生非常大的动荡，然后就是，包括比如说经济上的模式的改变，那个时候这样一个差不多从唐代就有的县城，他要由县改市，非常多的这种古老的接到都要拆掉变成千篇一律的没有任何性格，特别没有任何经验记忆新建筑，这样一个社会变化，也让我去拿摄影机面对中国最基层人民人际关系的改变，这之后又拍了第三个电影《站台》。《站台》又回溯到历史，就是讲1979年到1990年这十年里边，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快的十年里面，一个文工团的变迁，这十年里面也是我自己从青春期一个青春的过渡，这十年我觉得变化非常多，比如说物质上，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曾经有过饥饿的记忆。

　　贾樟科：那个时候一到冬天山西没有什么粮食可以吃，那一到冬天时候只有白菜只有红薯，只有土豆，而且有时候还会吃不饱。那么我是经历过饥饿的人，所以我觉得饥饿感，很多人说你为什么拍电影那么麻烦为什么还会拍下去，我觉得可能饥饿感是一个原因吧，我觉得我很难忘记饥饿，我想把我曾经的饥饿拍到电影里变成一种记忆，后来物质开始丰富，一点一点的开始有了电视机开始有了洗衣机，文化上也是，从刚开始我们只能看到样板戏那样的文艺形式，慢慢的可以看大流行文化的诞生，从个人得我觉得也是从集体记忆。集体的生活慢慢挣脱出来，开始寻找个人的自由。我经常讲一个例子，比如说以前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经常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是80年代的新一辈，所有的歌曲里都是我们，当有了流行文化，有了流行音乐以后，所有的音乐都是我，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我觉得对中国的社会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的。《站台》就是讲述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贾樟科：那么到了《任逍遥》的时候是讲计划经济衰败之后，带给年轻人的影响，我看那些工人子弟，他们的父母没有工作，他们也没有工作，他们在一个资源枯竭的城市里面，等待着明天，然后他们没有，他们自身没有任何的资源，可能慢慢的变成一种愤怒，那么到了《世界》就是最新的这部影片的时候，这部影片在讲，中国的快速经济变化的背後，那么就说，其实是很多普通人在付出成本，付出成本的这些普通人，很有可能他们分享不到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成果。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不去飞行，可能首都机场再现代化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就说一路过来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在拍两个事情。一方面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发生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就是经济的运动，我觉得自己很主观的，很自觉的去把经济运动背後，普通人的感受拍出来，另一方面就是也是一直想，想推动中国能迎来影像的世界，因为获得影像的生活，因为我们缺少影像生活的族群，比如说在欧美，甚至在香港，可能60年代70年代开始有了超8毫米，开始有的照相机。

　　贾樟科：开始去取景去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然后把这些拍下来，那么就说，比如说在我们自己生活环境里，因为自己经济的原因，摄影机一直是一个特权，我们甚至很少去拍照，我们生活里太多的记忆没有留下影像的痕迹，那么这种缺失可能会慢慢的，加上我们对历史时刻的遗忘，比如说我们很少电影去描述文革。比如说在文革这十年里面，没有太多的私人的影像记录下那样一个中国人的灾难，我觉得 非常担忧慢慢的我们会变成一个从影像的角度会变成一个没有过去的一个族群，我觉得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可能我们只是只有今天，那所有的一切可能就变得及时行乐。不知道来路非常恐怖的，如果我们获得一种影像生活，打破那样一种影像缺失，可能会带来新的生活方法，带来我们民族丰富记忆的形势，这个我觉得不是在危言耸听，比如说以前，比如说现在因为有了数码的照相机，有了数码的摄影机，很多家庭很多朋友可以用摄影机把大家日常生活拍摄下来，不一定要拍一个作品，比如说一个父亲他拍他孩子的成长，比如说拍家庭的聚会，比如说拍一次生日的聚会，比如说去飞机场迎接朋友，比如说同学考上大学的一个联欢都可以。

　　贾樟科：今天这些影像可能是私人的记忆，私人的一种影像，但是可能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50年代以后他变成非常珍贵的公共的记忆，比如说在巴黎的时候我看很多买照片的商店里他们会有艾费尔铁塔从开始建到差不多盖了有三分之一，到盖了一半，到最后完全封顶全记录，那么有了这套照片可能一个年轻人，比如说走在巴黎街头他就知道这个城市的历史怎么过来的，这是比较简单的例子，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在经历这样一个时代的过程里，我们留下我们的痕迹，留下我们的印记，所以我也非常感谢科学吧，因为有了数码相机，有了数码录像机，他使拍摄影像这样的活动进入到我们中国人的生活里，到我拍完《小五》之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发表在南方周末的，刚才提到的《业余时代即将到来》，那篇文章其实整个就是在呼唤一个中国人的影像生活的到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比如说我们拍摄电影在直到现在有很多的限制，比如说在5年前，全国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才有权利去拍摄这样的影片，那么私人影像的一种缺失，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对这个一个时代，对生活空间的记忆是没有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吧。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慢慢的也有一个成长，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电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个人爱好，是我职业的生涯，是我的一个兴趣。

　　贾樟科：那么拍的电影越来越多，自己转变成一个电影工作者，我觉得不仅是自己拍好电影，而且要推动一种电影文化的形成，一种影像生活的形成，我觉得非常感谢这个时代，每一个时代对青年人来说都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保持这个时代面里一个自我，抓紧摄影机，把我生活这个时代里自我的感受，和拍摄出来，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生命才有意义吧。最后我想说的是，在座的可能是青年才俊我觉得这个时代资讯也非常多，大家受教育的程度也非常好，我觉得聪明人有智慧的人特别多满世界都是，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种反叛，有一种勇敢，可能才会给这个时代给这个社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新的东西。谢谢。

　　1：贾先生请留步，有没有同学要现场提问，请那位同学。

　　学生1：谢谢主任给我提问的机会，我想问两条问题，你对中国的电影产业的，现在状况的看法，以及将来发展的希望，我们知道中国电影好像跟西方比起来好像死亡之后再弄重生，这个就是未来想拍的一个最有名的片子，你未来愿望能不能反应学生的生活，就是你说的80年代学生的生活。谢谢。

　　贾樟科：中国电影产业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刚刚发行过我的第四个影片《世界》在国内发行，其实这次发行之旅认识中国电影产业现状的一个旅行一样。因为之前我的三个电影都没有机会进入主流的发行里面，通过这次的发行我觉得其实问题非常多，我觉得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影院可能基本上荧幕上放映的都是美国电影吧。时间长了之后可能对观众的影响是我们，史料不及的，比如说我曾经觉得那么多的DVD会带来一个非常多元的人们对电影的选择和认识，其实不一定，其实荧幕上大量的快餐式的美国电影已经在十几年里影响了观众的欣赏的兴趣习惯，我觉得观众便的越来越简单，比如说对，就是说对需要互动的有一些思考能力的影片有一种排斥，习惯的改变是我们需要加以注意的。

　　贾樟科：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整个产业的还是处在工业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很少有很好的类型电影，因为我刚刚从香港回来，然后这两天看了差不多演艺学院他们有电影的学员，他们差不多有20部到30部之间这样学生的作品，大多数是商业的制作，表现出特别大的商业电影的才华，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边的人才结构，基本上每个年轻导演进入电影界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大兴趣去拍商业电影，所以我觉得人才的结构，体制很多东西让产业本身存在很大的问题，慢慢来会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就是说到学生，我一直喜欢南京有一个作家韩东他有一个小说，《同窗共读》讲一个中专在一个小城市，郊区中专学生的生活，我一直在留意这个小说，可能有一天会改编他吧。

　　1：好还有一个问题时间。那边穿红衣服那位同学。

　　学生2：你好，你最后说是对国家有所贡献，我想应该是科学，相对的民主制度应该是最好的一个保障，我想就是说去年有一个导演叫刘浩拍了《好大一对羊》就是关心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片子，我觉得，包括我现在也在写一个小说，关于中国的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小说，关于中国这种民族化进程，民主制度改革的创作也好，观察或者认识也好，你对这方面是怎么来做的。或者说，您对一个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制度变革中，您认为这方面的创作，您认为有他的市场行为价值。

　　贾樟科：我觉得电影 本身，可能就是表达了一种，一个民主的要求吧，包括特别多的年轻导演叙事方法的改变，也带来了电影里民主意识，其实电影里也是有民主在里面的。比如说几乎所有的一个上帝一样的人，他洞悉一切，能够给观众非常多的指引，他能对生活很轻易的做出一个结论，甚至他会非常主观的对生活加以评价，慢慢的我们中国观众也形成一个习惯，就是看电影的时候这个电影在告诉我们什么，总有一个期待，期待影片或者导演告诉观众一个结果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不民族的影像形式，如果你留意年轻导演的叙事，几乎所有的叙事者本身不是一个强者，不是真理的拥有者，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来面对这个时代的时候，导演也是一个比如说他也是迷盲的人，他也是面对生活焦虑的人，这两种影片有很大的民族意识的跨越，有现代精神的跨越，这是中国电影里发生最珍贵的部分，其实有很多文化的限制，包括比如说甚至包括我们身上，有可能有我们都看不到文化腹面的东西，可能我们身为中国人，也经历过文革的××，有斗争的哲学，比如说会有一种身上甚至会有一种法西斯心，这所有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从对自我的观察，对自我的文化腹面的文化限制的一种清除开始的。那我个人做电影的时候这一点作为一个创作者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非常重要的品质。

　　贾樟科：他首先是个人得问题，其次也可以是民族的问题，电影毕竟是，他就是一个要求吧。

　　1：时间关系我们先谢谢贾先生，一会儿还有专题。下面我介绍第三位演讲嘉宾，他被誉为国内最活跃，最有影响的年轻经济学家之一，从1997年开始他和人合作完成一长串学术论文，在国内最早推出通货紧缩的预警直接通过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台，1999年研究“对冲基金”，2000年讨论石油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2001年对中国财政危机进行宏观平息，每一次他走在最前面，2000年以后经济学界关于“富豪原罪”民营经济改革，银行改革等，产生了多次的热点争论，他都是积极的发起者和参与者，现在他正尝试把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觉得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并不足以支撑一个健康良性的市场机制的形成，到了文明转换的时候的他就是赵晓。现在我们欢迎赵晓先生给我们做专题演讲。

　　赵晓：非常高兴在这么一个地方参加这么一个活动，因为这个地方是我学习过的地方，我在这个地方看过书查过资料估计在坐的还有不少是我的师弟师妹，我非常高兴，今天给我们出了很多题目，主办方，这些题目我是一个都不敢回答，比如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青年领袖，青年领袖的社会责任是什么，青年领袖与时代未来，这些问题都是个体化的问题，我在这里不敢代替大家来回答，但是我很高兴能够向大家介绍一些我自己的思考，以及见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分享机会，我今天想谈谈市场伦理中国经济转型的话题，像很多人一样，我是“亚当史密”的信徒是一个经济学者也是他的崇拜者，那么我们知道“亚当史密”一生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国父论，另外一本是道德情操论。“亚当史密”是以国父论成为经济学鼻祖，被世人所注目的，但是很多人也认为如果“亚当史密”不是因为写国父论成乐呵呵有名的经济学家，遮掩了其他的光芒的话，他也必定会因为道德情操论而名垂千古。

　　赵晓：“亚当史密”他一生呢给我们留下了两个谜一个谜叫价值之谜，好比水是我们生活的必须品，对人的价值很好，但是他的价格很低，钻石是奢侈品对人的价值并不高，但是价格却很高。那么这个谜在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之后已经得到解决，边际学派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并非商品所包含的劳动，而是消费者从商品消费中得到效用，而价格要由边际效用来决定，水呢是必须品效用很大，但数量很多，而且很容易获得他边际效用并不高，对人来说，多喝一口水，少喝一口水并不重要，所以他的价格是偏低的。钻石呢。虽然总效用不大。但数量稀缺，人们对消费钻石的边际消费也很好，所以他的价格是高昂的，现在这种解释在经济学界普通解释，这个问题认为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亚当史密”给我们留下另外一个谜呢，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个谜就是“亚当史密”在前面我提到的两本书，《国父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分别强调的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在《国父论》中“亚当史密”构件了一种基于利己主义的经济科学体系，但在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他又从同情心出发论述又肯定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这种利己与利他的不一致被经济学界称为史密问题。而史密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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