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对话北大学子: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4)

　　赵晓：这篇文章题目是《经济学是否在中国不慎扮演了后黑教主的角色》，因为我们知道后黑教主是人又后又黑就行了，那么经济学说了，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就行了，社会就好了，你们想象看这两者非常想象，这里包含了对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学启蒙认识偏差上的批评，跟你刚才提到的言论，差距一听可想而知非常非常之大了。

　　1：好非常谢谢赵晓老师：

　　学生：老师我想提个问题。

　　1：对不起我们时候有限。

　　学生：就一个小问题。

　　1：您觉得怎么样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学生：老师您说我必须跟这个世界保持更多的联系，要去爱这个世界，请问你怎么去爱这个世界，谢谢。

　　赵晓：我忘记在什么地方说过这句话，我记得另外一句话，我说如果你有一个未来，那么这个未来必定是和他人在一起的未来，所以我们要学会和他人相处，有一种合作精神，那么合作精神共同意识也是现在经济学研究的共同话题。谢谢。

　　1：下面我介绍今天最后一位演讲嘉宾，他出生于香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曾经在华尔街著名的金融机构服务，27岁的时候他就当上了瑞士某银行的联席董事，后任法国某银行的副总裁，前途无可限量，如果不是在2001年第一次接触到河南省的艾滋病人，他的命运不会有这样的变化。那一年他辞去了工作从此过上一种不同的生活，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他在中国的各个艾滋病区奔走，另外一半时间他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筹集善款，他的“志型”救助体系，救助了三千多名艾滋病孤儿，成为民间艾滋病救助最正规最有效的楷模，他以××的缜密制定出一套可以持续贯彻的事实方案，要讲救助艾滋病，因艾滋病失去依靠的儿童变成一个可推广可持续的事业，他就是杜聪。下面有请杜聪先生演讲。

　　杜聪：谢谢大家我觉得人的命运是很奇怪的，如果你问我十年前我会做现在做的事，我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也没有想到，我想提到其实我们的工作在华中地区，就是所谓的卖血地区，我不想强度河南太多，因为这个卖血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河南的问题，因为卖血造成的艾滋病人，跟艾滋遗孤在华中很多地方都有，我是在三年半前四年前去了当地，我非常震惊，曾经走访过很多的所谓艾滋村，那里的成年人口达到40%到60%是感染者，或者已经死去了，当时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大概每年平均10%的成年人口死去，一个村的人口可能就两三千人，北京一栋公寓大楼的人口，但是住着几百艾滋病人，而且可能一个月里面，可能有一天，有一个村里，有11个葬礼，只有一个不是死于艾滋病的，同一天下葬，所以当时气氛是非常凝重，我觉得每个人当时去过的都会深深受影响。也不但是我一个，当时南方周末的一些记者啊，采访的人啊，包括卢广，当时只是一个采访的任务，但是去了以后没有一个不为之动容的。做完这个采访以后，还会拿假期，自己掏钱去帮助当地的人。也就代表那个地方的那个人间的惨景的魔力是有多大，而且去过的人都会为之动容，我只是集中的一个。

　　杜聪：当时我有几个感觉，一个就是，一个很震撼，因为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人间苦难，在一个那么小、那么密集，当时还没有药物，没有救助，所以那些人死的很惨，很没有尊严，死在家里，不但是没有××，抗病毒药也没有一些机会性感染的药比如说头痛啊，发烧啊。保诊类的东西，都没有药，所以在在病床上死的很没有尊严，第二个感觉是这些孩子，因为这也孩子大部分没有艾滋病的，所谓的艾滋孤儿，或者艾滋遗孤，是父母有艾滋病以后遗留下的孩子，我去过一些家庭一些孤儿没有了父母，只是给爷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也有艾滋病，甚至他的弟弟妹妹也有艾滋病，我去过一个家庭，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有艾滋病，一家7口就剩下他一个，没有病的，也有一个爷爷奶奶有6个孩子，6个孩子全感染艾滋病，我在过去三年看见这个家庭一个一个儿子因艾滋病死去，家庭的衰落，本来爷爷奶奶有6个孩子，是很有服气的家庭，但是结果遗留下来的是一大群孙子要爷爷奶奶去照顾，有一天爷爷回来跟我说，他那个爷爷已经很老了，还要到村里搬砖头养活这些孙子。

　　杜聪：他很高兴见到我，给我看了一个五块钱，他说今天我很好，赚了五块钱，在一个窑厂里搬砖头，因为平常一天他只能赚三块钱的。而且是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家。当时呢，我也体谅那些孩子，他们除了要做很多的家务，照顾弟弟妹妹煮饭给家里的人吃以外，还要很，很早要面对承受父母死去的压力，我们一般人可能到了五六十岁，四五十岁才要送父母最后一成，但是当我们父母死后，我们都是很难受的。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做一点工作，比方说可以送他去好一点的医院，或者煮饭给他吃，不一定让他好过一些，但是起码让我们心理好过一些，这些孩子很无助的看见这些父母死去，而且死的很惨很没有尊严，以后对他们心理肯定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我的第三个印象是我很同情当地的政府，当时没有外界的帮助，也不允许有外界的人进去，很多记者被赶走啊，救助都去不了，后来吴仪总理说，可能有隐瞒的情况，在非典之后，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情况确实是，但是当地的政府面临的是数以千计的艾滋病人，在一个很小很穷的县里。

　　杜聪：这些县本身在河南贫穷县以下的县，但是要面对那么多的艾滋病人，所以要他们外界当时要求他们做了不好，工作做不好也是不合理的。香港一个相对富裕的城市，有几百万的人口，但是面对今天还是两千多的艾滋病人，整个台湾现在也是4000多的病人，四五千的病人，新加坡也差不多，但是这个地方当时的艾滋病人，加上已经死去的病人，是台湾香港新加坡的总和还要差不多那么多的病人，你要这样一个穷的小县要处理香港加新加坡加台湾那么多病人的福利给他们提供合理足够的服务是不合理的。所以当时我的，当然在当时跟我去的人都在哭，都有很多很感人的场面，但是我在感性之后，我要很理性的想一想，如果我要帮助他们，我要怎么帮助他们，与其在外面做工作，我不如低调的进去帮助他们，也就是我们过去三年的一个做法，我们已经做了6个学期了，我们一直没有中断。从第一个学期我们从一个村开始，到现在县的一个村，四个省份，3000多个孩子，都是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走过一个很长的路，当时我们有很多的思考，我很欣赏西藏传佛教他训练僧侣的时候有两件法器，一个是铜铃，另一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杜聪：这两个是代表智慧和慈悲，我很欣赏他培训僧侣的含义，就是希望每个培养出来的佛教的都有他的有智慧也有慈悲的心。因为你如果你只是有慈悲的心没有智慧你只能做的工作很有限，可能你感性，你的救助也有限，也不一定能得到很大的效果，如果你有智慧没有慈悲的心也不行。所以他培训是两方面都有。所以我经常在工作里也在想不但要慈悲，要一个有效率专业理性的去处理问题，所以我们当时，人家问到我们应该针对什么，针对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他们都没有艾滋病的，大部分，也有一些有，当时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去具体的救助那些病人，因为我们当时的力度，但是我们可以把他的下一代救活起来，我刚才也说了中间的一代，青壮年的一代很多家庭已经面临断子的一代，就是你生六个孩子，六个孩子都有艾滋病，你生四个，四个都有。我已经没有，当时我确定没法救助，没法挽救这个局面，但是很多家庭还没有绝孙，中国人很多骂人断子绝孙，可能已经断子，这个我没法改变，但是还没有绝孙，我可以把他孙的那一代救活。

　　杜聪：那也是我们为什么针对孤儿救助的一个方向，而且当时如何救助我们采取了很多的想法，我们坚决不建孤儿院，或者一些针对孤儿做的一些，因为那些学校孤儿院会给他很多的标签，他长大以后人家会问，那你在哪里哪里毕业的。他我从那个那个艾滋孤儿院毕业的。那人家就知道他是一个艾滋孤儿，我们的而且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也会有很多的心理压力，很多对孤儿院的研究，像监狱一样的孤儿院他们可能心理方面有问题，而且不能完成社会化的过程，我们在一般有父母有家庭，我们懂得怎么对老师一个态度，对同学是一个态度，就好像一个在监狱里住了十几年的人，刚出来很难找到工作。除了歧视以外他还是不适应对人的沟通，他的社会化断绝了很多年，我不想这些孩子这样的过活，所以我们，而且当时分散领养也不可行，因为分散领养要民政部门的和，我们当时面临的是几千个这样的孩子，我们不能分散在全国各地，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一个监督的系统。

　　杜聪：如果我们随便把孩子给了人家，现在有一些出现了，在别的地方，那些孩子可能会被卖掉，被虐待，被做摇钱树等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在他们原地就读，他们最重要的是失学的问题，没有读书的机会，很多因为没有钱不去读书，失学率很高，我们把他们放回学校里面，给他们，我们当时书费是直接交到学校去，我们不给钱给学生，也不给钱他的家人，因为我们怕他不用来读书，所以我们只是把钱给了学校，给学校一个名单，然后他们去读书，这个他就可以跟没有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一起长大。没有的那种，艾滋病孩子一起的心理压力，而且出来的时候，人家说你从哪里毕业的，他可以说我是那个那个，普通学校毕业的，没有一辈子的标签，而且如果有一些父母都不在，也没有爷爷奶奶的话，我们放他到一些寄读的学校里面，有管吃管住，其实那个服务跟孤儿院可能也差不多。所以原地就都他有一些家人亲戚去见他们。

　　杜聪：而且不用很多孩子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问题，而且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当时我要把整个村的所有孩子照顾了我才到另外一个村，因为我以前在云南助学的时候有一个很不好经验就是我是帮另外一个团体做过一个志愿者，做助学，当时他一个学校只给了一个固定的名额，比如说30个人，40个人，但是可能当地有需要读书的人可能有50个，60个。所以那些家长为了得了免费的奖学金都把孩子扮的很穷很惨很可怜，在我面前要我去给，因为奖学金有限，我不想这些孩子活得没有尊严，所以我就定了一个很客观的标准，就是你父母有艾滋病的，或者死于艾滋病的，你不用在我面前扮的很穷很惨很可怜，我希望你很开心的有尊严的长大，你不用扮乞丐，因为这样也会培养那些孩子从小有一个乞丐的心态，所以我把整个村，而且这个事很幸运，这是很客观的定义，很科学的你父母有没有艾滋病跟扶贫，贫穷是很主观的一个，而且扶贫过几年他脱贫了，你可能还要再做调查，你也希望他脱贫，但是艾滋病是你做了一次调查他是不会，起码现在的科技是不会，不可以变成没有的。所以我们之中做了孤儿的工作。

　　杜聪：现在我觉得有一些人们，你现在打算咱们办，你的路怎么走，我觉得当时我们有两个任务，一个就是做助学，希望把孩子以助学为主的工作，已经做的满成功，第二就是希望引起政府，跟民间的关注，因为当时开始有人提艾滋病人，但是我希望多一些人知道艾滋病人背後也有他的孩子也有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有艾滋病造成的孤儿问题，到了今天我觉得这两个目标都已经达成了，而且助学慢慢政府通过很多政府的政策，也会帮忙，现在我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的就是全面对孤儿的关怀，特别是心理方面的辅导，我当时刚才也说了孤儿其实有很多心理问题，我自己亲眼看见过去三四年一直有来往的孩子，我看见他们的心理状态明显的有不一样，有衰落的地方，现在你们看报纸，看见有一些人，突然间疯里，把家里人杀掉，自己自杀无缘无故的那着一把刀到学校里面，这样的东西并不是一天之内发生的，可能他是精神上有很多一层一层的压力，我觉得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如果现在我们不给他舒缓他现在已经压了很多层的心理压力，继续压下去，到他们长大十年八年以后。

　　杜聪：他们会变成这样的人的机会会更大，所以我现在很多的工作都是针对他们心理方面来做，而且还有职业的辅导，而且很多已经长大了可能过了十八岁没有工作，找工作本身就困难，河南这样的所谓艾滋地区，去找工作更困难，我现在有一些香港老板的工厂在广东，在不告诉其他员工他们是艾滋遗孤的情况底下只有老板知道的情况下，给他们栽培，给他们找到工作，也能有一些收入，也能学习到一些技能，这可能是以后很大的工作，还有本身也有艾滋病孩子的关隘，这三方面事是我所面对的，但是五年后，七年后怎么样呢，我现在很积极的部署，把我们的工作带到城市里面，现在我们的工作，还是以农村卖血地区为主，但是很快这些孩子就会长大。我们有三千个孩子在我们的工作里面，但是不在我们工作里的孩子很有很多，他们过几年长大以后，他们在村里已经没有亲人了，或者没有留恋的地方了，他们会流落到大城市，来到北京，更难找到工作，他们没有教育，或者教育水平比较低，他们更容易学坏。会被边缘化，会被歧视做坏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