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对话北大学子: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5)

　　杜聪：做黑社会打劫等等很多社会问题。我看见在柬埔寨就有这样一个组织，他现在地下有几千个孩子，在金边，他这些孩子在七年前，这些孩子有四层是，七年前他们在农村，父母有艾滋病死了，现在在大城市里的孤儿，我看见今天的他们，我就看见七年后的我们，我有很大批这样的孤儿可能也会因为父母死了，跑到大城市找工作，所以我们的服务也要跟着来，可能我们要城里开职业培训班，帮他们找到工作，做一些不同的关隘，这是不可避免的。人家也问我政府现在已经很关注了你还在干吗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角色也不一样的

，可能几年前政府还在否定的状态，可能还是说，中国没有艾滋病，艾滋病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到现在很好，中国政府已经承认有艾滋病的问题，而且很重视艾滋病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又有新的挑战了，新的挑战第一你如何解决艾滋病问题，方案是什么。第二因为现在方案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案，所以我们有经验的人也可以跟他合作，或者跟他，希望能定一些更好的方案出来，去关心这些人，第二就是有了好的方案不一定见得在地方能执行的很好。

　　杜聪：在很多环保领域，劳工啊很多一样有法律，但是河流可能还会被污染等等。劳工的法律也有一些不能被保障，所以地方的执行也是另一方面的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现在我们跟很多媒体都很认同的，现在已经了第三个阶段了，我们看媒体报道也是，可能三四年前我们还是处于一个去告诉别人有这样一个问题的状况，比方说针对卖血啊。有这样的，为什么卖血，现在这个血货是怎么来的，来源的问题，说明当地怎么惨怎么痛苦，就好像一个地震一样。第一个报道是地震过后的一两天说有这样的新闻，有这个大地震，第二个报道是地震以后灾情怎么样，灾情怎么严重，现在我们到第三个阶段了，我们如何具体的救助，具体的帮助灾难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还是非常的有意义，还是有积极性的，如果艾滋病是一场火，这个火在河南，我当时的感觉现在的感觉也一样，我并没有，我是去救火的。我是救火员，当时怎么起火的。谁放的火还是意外的我不管，因为我不是警察，我不是找证据，找谁谁去起诉谁谁的。这个也是我一直在艾滋病工作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看法。而且当时只有这样的才可以工作下去。

　　杜聪：年轻的一代我觉得还可以为艾滋病做出很大的努力，因为现在艾滋病在中国还是刚刚开始，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去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属的总裁说的，在艾滋病日时说的。中国在他的演讲了提了十次，是提到最多的国家，他说中国现在面临的就等于十五年前南非的状态，很多人都觉得当时15年前，16年前南非跟泰国艾滋病状态差不多的。也跟现在的中国条件某一些是类似的。但是泰国把艾滋病相对来说，控制的满好了，但是南非现在就，在人口感染率达到百分之二、三十了，中国不需要到这个地方才到毁灭性的一个灾难，很多非洲的国家都已经面临着亡国阶段，而且这百分之二、三十是青壮年，国家最有生产力的年龄段，我们不需要到那个阶段，我们可能%已经是六千五百万的人口了，因为我们有13亿的人口，六千五百万的人口感染艾滋病等于六千万的孤儿，等于六千万的感染者的父母，也就是爷爷奶奶这辈没人照顾，等于照顾很多心理的家庭的心理的负担，不但是经济医疗，这个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我再跟你说南非的情况，南非从0.5%的感染率，到1%的感染率这个国家用的5年的时间，你猜从1%，到20%的感染率需要多长时间，只要7年，我们现在还处于0.5%到1%的这个五年阶段。

　　杜聪：哦，还是很低的感染率不要紧，不要紧。但是流行病学，到了某一个阶段，你就感染率就可以上升的的，从一到二十(百分之)只有7年，我们到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很难再处理了，所以这是很大的危机，所以我希望能动员更多的年轻的一辈，做艾滋病的工作，做卫生组织的工作，这也是希望我们在未来几年能见到的情况。谢谢大家。

　　1：哪位同学有问题。这位。

　　学生1：您好，对您表示敬意，我也没什么提问的，我就是夸夸您，您真是一位大善人，活菩萨，说这么半天没说自己做什么了。就说咱们国家艾滋病的严峻形势，对民族生死攸关，所以我对您表示敬意，您有一个很深的一种忧患意识，没提您做什么但是我们都知道您做什么，谢谢您。

　　学生2：先生您好，我想问，听您这么讲这个问题这么严重了，难道对我们力量学生的话，相对来讲还比较微薄，你有没有试图跟国家的高层任务，让他们担负更大的责任，或者拿出更大的勇气和胆量，乃至力量去把艾滋病这个东西就是说起到有效的治理。谢谢。

　　杜聪：我过去的工作，因为在华中地区是需要很低调的工作，所以我没有太多跟高层领导的接触，我的接触都是在比较县城里的，当然我们也有做预防艾滋病的工作，跟联合国的工作合作，但是我没有因为，因为我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我这样做。可能慢慢的，慢慢的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机会。

　　学生3：杜先生您好，听了您的讲话，首先表现出对您敬意其次我想问的是刚开始从事工作的时候，您做这些事情实际上在我们眼里看来所谓非常有前途，可能非常有发展，从另一方面看来可能也是有一种担负责任的行业，但是跟您现在是不同的，我想知道的是您如何从那样一个金融领域，然后跨到现在这个非政府组织的心态如何转变的。我想在未来的十年十五年之后，在座的同学也是可以当青年领袖的。但是我想可能更多的人是有这种潜力的，但是他们因为某些方面的顾虑或者没有调整过来，就丧失了这样的机会，我希望您在这方面谈一下。

　　杜聪：我也不知道，艾滋病一直以来都是我很关心，受影响的，因为我十几岁的时候，十五岁的时候去美国念中学，当时是去旧金山，当时是80年代初，当时艾滋病刚开始，天天报纸都说有一个怪病。当时我记得还没有艾滋病这个名词，只是说有一个怪病，人莫名奇妙的死亡。跟去年，前年非典差不多，都是人心晃晃的有一个怪病，人莫名奇妙的死亡，所以对我印象很深刻，后来我念中学的，有一个中学老师死于艾滋病，对我个人的一个感触，所以一直以来我在美国都做志愿者等等，一边读书，一边工作，都很关心艾滋病，后来十年前回国，有很多机会到处跑，我很担心重复美国的这场灾难，因为十年前艾滋病还是没有人太关心的问题，所以我才慢慢的做，所以我现在做的工作，在我一边做金融的时候，也一边在成立这个组织。只是我真的是看见了河南，华中地区的情况了，我觉得我真的是要全心全意的投入这个工作，因为这些孩子等不了，其实我当时的意愿是希望多赚几年的钱。当时可能赚钱很好啊，然后在开始救助可能效果会更好，但是当时孩子等不了，现在不救助，过了几年这些孩子已经长大了，已经没有这个意义了，所以我才放弃了很多东西，要马上对他们，所以人生的东西不是我想怎么就怎么。

　　杜聪：但是我也不觉得我怎么伟大，因为我，我觉得如果在座的所有的人都在我当时的处境一样，看见同样的东西，可能有很多很多人都会跟我做出同样的决定的。

　　1：谢谢杜聪先生。好我们今天演讲部的第一部分就结束。请工作人员把演讲台搬下去，搬四把椅子上来，一会儿我们请四位演讲嘉宾到台上来跟同学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交流。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四位嘉宾。

　　徐列：下面我们进入一个自由交流的时间，因为各行各业不一样，我们想找到一个 共同主题，但是这个共同主题呢，青年领袖与我们的时代，这个概念也很宽泛，我先抛砖引玉，本来我们是要请黄光玉先生，他去美国了，所以他不能到会，在我们做黄光玉先生，大家可能看杂志了，黄光玉先生我们也不过多介绍，这么一个人16岁时候到了北京，经过20年奋斗，成了中国首富，4000块钱起家，现在有80亿美金，80亿人民币这样一个人，但是我要说的是，当时我们在坐，为什么选黄光玉呢，这是一个美国梦的中国版，一个16岁的初中生，当时他到北京情况非常悲惨，就是来搞销售的。但是20年后他成了中国首富我们不在乎他钱财的多少，我们在乎的是20年，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怎么样一个中学生能够成为中国的首富，我们觉得在美国，大家说美国不能怎么有很多毛病，有很多缺点但是他有一个，他体制的他机制的完善使一个垃圾××的私生子能够成为美国总统，或美国的首富之类的，但是我们当时也看到了，黄光玉身上就体现了美国梦的中国版

　　徐列：这个中国版就是这么一个出身很一般，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任何资金的人，凭着他20年的打斗然后成了中国首富。我觉得这个就是当时赵老师说的非常好的时代，我们要感恩，这句话让我很多不满足的东西，但是的确有一个非常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中国这样全球化背景下有这样一个人，在他们成功了，我们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们成功的经验，和对社会的认识，今年请的是青年领袖，刚才说的已经很多，我们还是想和大家对话的方式，大家有什么要问的问题，我们和几位聊聊天天，和北大同学对话这么一个形式的东西，大家具体谈可能觉得各行各业有不同的说法，我还是听大家的一些看法。

　　学生1：你好我这个问题主要想请教贾樟科老师，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央视著名的主持人崔永园他开辟了一个栏目叫××传奇，但是他主要讲述的是，主要是中国老电影吧，背後的故事，主要是那些黑白片，尤其是17年电影，那按照他在公众场合所告诉大家的，他对这些情有独钟，可能因为这些电影伴随他长大，另外一个原因，他从这些老电影身上能够找到一些精神寄托，另外一个反应出来他对中国现在电影的现状，电影界的现状其实是有些担忧，或者说有些不满的吧，后来像顾长卫先生他拍摄完《孔雀》以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那个原话我不太记得，大概意思是说他拍《孔雀》是想为中国电影的比较现实或者是比较势力的现状想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我就是想，刚才你也提到了，《世界》的发行过程当中，您也觉得中国电影现状有很多的问题，那这里想请您谈一谈，您个人对中国电影界，电影的问题吧。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使得他能够更好的发展，因为像主办方所说的，您也是时代的青年领袖之一，可能作为所谓的名人或者公共人物的话，可能具有更多的话语权，比起我们这些学生。这是第一个问题的

　　学生1：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跟这个有点相关的。就是我们老一辈的那些老艺术家，现在那些资源或者像台前幕後的那些制作者或者是演员啊，已经慢慢的陆陆续续的离开我们，前一阵子苏里导演也是离开我们，而且就是像曾经被称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现在也处于感觉是很箫条的状态，被改造，我不知道您对这些中国的老电影的资源，逐渐的流失，离开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敢想和看法谢谢。

　　贾樟科：我先说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次我们做发行，我自己才了解到，其实比如说在中国，感觉大家每天很多电影在放，关于电影的话题讨论非常多，但是实际上真正去做发行我了解到情况就是非常困难，比如说现在全国95%的票房是集中在十几个城市30家影院也就是说中国人口这么多，年轻人分布在中国的各个地方，为什么票房集中在这十几个城市，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荧幕是不够的，比如说在我的老家，在山西凤阳原来有三的电影院，现在其中一个电影院是做了买家具，另外一个电影院是做了超市，还有一个电影院是做了证券的市场。

　　贾樟科：那这个县成里是没有一块荧幕的，中国有多少个县城，县城里有多少人口，这个县城联系了多少农村的人口，现在存在这样一个很大的比如说问题，这个问题怎么形成的。比如说在90年代初的时候，电影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比如说新的媒体的崛起比如说网络，特别是卫星电视，那么这个风潮过去之后，让基层电影院都消失了，只留下了，比如说在北京觉得电影很好，去华西，去新美，新东方都很好，小城市到县城这一级荧幕是没有的，现在这些困难都好像是恶性循环一样。就是说对中国电影这种产业的发展，有特别多的迁拌。简单的说就是从荧幕上就这样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始终中国电影还是有体制的问题，因为体制特别是这种审查体制他还不是法律性的保护，所以很多资金很多的投入不敢进入电影界里面，包括我觉得最好的人才也不会进入到电影界里面，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很多导演一直想推动中国电影分级，为什么要分级因为他只有用一个制度，一个法律性的保证，才能保证这个电影的审查，他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比较一个透明的东西。那比如说现在分级制度还没有产生，同时我们出台了一个叫做未成年人保护法，这样在法律上有一个巨大的矛盾。

　　贾樟科：比如说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里，你生产制造，被未成年人看到，有影响未成年人成长这样的影像，比如说有暴力倾向的，或者有灰暗倾向的，或者有色情倾向在里面的话。那么这样的就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是如果同时这个法律本身没有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文化背景里，未成年人都应该有一个保护措施，但是对电影来说应该有一个分级制度来保证，比如说创造者有权利，有自由去拍摄涉及未成年人问题，或者说会影响未成年人的影片，只不过在放映的时候有一个分级，18岁以上观看，还是18岁以下观看，所以现在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在整个体制在转型过程里面，法律文件之间的互相的不协调，不配套，电影总是被排在最后面，一直出台不了这样的政策，中国电影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综合的问题，他涉及到了经济的层面，体制的层面，传统的层面，另外一方面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尽快的让中国的文化，刚才赵老师也在讲，文化也在转型其实我觉得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大是一方面，文化的强大应该虽之而来的，如果仅是经济的强大这个国家不算强大，因为你背後的文化没有跟进，而且他也缺少一个可持续性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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