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贝贝
日本思想史家沟口雄三最近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谈到他对中日关系问题的看法，其中一条涉及中日双方对南京大屠杀问题的态度。日本历史学界经常有人以“数字”的准确性为由，怀疑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甚至抹杀其存在。他们经常要求：请出示确凿的证据。而恰恰在死亡的人数、姓名、死者情况的调查上，中国一直做得很不够，没有一个确切的让人
信服的调查报告证明“30万”数字的准确性。
是否数字的模糊就构成了事实的不存在？那些在大屠杀中仍然健在的幸存者，包括像战后日本老兵的《东史郎日记》，都确凿无疑证实了南京大屠杀的残酷与凶暴。沟口雄三形象地比喻说：一个国家遭到侵略，少女被入侵士兵强暴，事后她控诉说：她被强奸，那个强奸她的士兵有两米多高。战后审判中战败国承认入侵的事实，但拒绝这个被强奸少女的指控，理由是他们的军队没有二米多高的士兵。但事实上，大家都清楚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少女的心理恐惧完全可能产生士兵是巨兽的形象，这是比准确的身高记录更真实的心理与感情记忆。日本历史学界拘泥于“30万”的所谓科学态度，不仅是不承认感情记忆的价值，而且是一种把事件非历史化的共谋行为。
另一方面，沟口也指出，对“数字”的感觉与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有关。日本人精于计算，重视数字，要求精确，而中国人更习惯大而化之，笼统概括。日本对死于长崎、广岛原子弹的死者有精确到个位数的造册，名册上写清死者的姓名、岁数等等，这是一个控诉原子弹的有力证据。相比之下，虽然战争之后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取证工作，但还是很不够。二战后德国在柏林立了一块纪念碑，纪念二战中被屠杀的犹太人，纪念碑上刻满死者的姓名。如果我们也刻一块类似的纪念碑，我们又能写出多少被屠杀的死者的姓名呢？假如我们有两个数值：一个是估计数值(或称感情数值)，另一个是有名有姓、登记造册的数字(或称史实数值)，即使后者的数字远远少于前者，也足以让日本人低头认罪。这个工作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做，因为还有一些遇害者的亲属活着，他们能提供证据，倘若这批人死了，调查工作会更加困难。在这方面，政府的投入很不够。
在对死者的统计工作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对个体生命的不重视。南京大屠杀不仅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更是对人类的犯罪，是人类的耻辱。大屠杀是对人类生命的漠视与侮辱。在这个问题上，仅仅诉诸爱国主义、民族情感是不够的，用我们的爱国主义反对日本的爱国主义，用我们的民族主义反对日本的民族主义，不能走出问题的循环圈。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更宽广的、反暴力的、和平的立场上对日本做出审判，这样，大屠杀不仅是对中国人的犯罪，也是对全人类的犯罪。我们在世界上也将争取到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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