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警察没有心理卫生科

　　在中国的公安局，你能看见治安科却看不见心理咨询科。作为国家的执法机关，警察在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同时，自身难以享受到相应的心理补偿。

　　文/周逸

　　陈永仁躺在长椅上，女医师坐在一旁和他交谈，纤细的声音消除了所有的警戒。“告

　　诉你一个秘密，不要告诉别人，其实我是警察。”这是电影《无间道》里的一个经典镜头，也是众多香港警匪战题材电影中常见的场景。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警方就已经设立了心理服务组，通过咨询和电话热线，专门为警察及其家人排解心理障碍。欧美警界在心理服务方面的机制有过之而无不及，“9·11”恐怖事件发生后，纽约市警察局下令全市5.5万名警察接受心理咨询。

　　与这些相对应的是，直到2001年9月中国内地才有了第一例警察在处理突发事件后48小时内强制接受心理服务的记录。2003年全国治安压力最大的广东省才建立了第一个面向公安民警的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而警员在处理警务后进行专门心理干预的机制在国内目前还基本上是空白。

　　“我自己不会去看心理医生，中国人都没有看心理医生的习惯。”饰演陈永仁的香港影星梁朝伟在参加《无间道》宣传活动期间曾这样表示，而这也几乎是中国人的普遍心态。

　　心理失调之惑

　　符气龙是珠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的优秀干警，曾经破获过当时全东南亚最大的假信用卡案。他经办的案件，案值动辄千万，而

　　这宗让他获得个人一等功案件的奖金是1万元。“经济罪犯往往都是有钱、有背景的人，一句话就能翻江倒海。”符气龙说。那些想通过非正常渠道来“解决”问题的人或许会惊讶，拒绝他们的警官从来没有参加过相应的心理辅导班，“全靠自觉抵制这种诱惑。”

　　与“诱惑”相比，各类刑事案件给刑警们带来的心理压力却往往很难“自觉抵制”。前有在遗书中写下“亡命工作、无愧于心。留给妻儿之少，来生再报”后饮弹自尽的张争振，继有因为工作累及生活，相约互相射击最终两亡的无名警察们。去年重庆有三个年轻警察因为过度劳累或者心理原因在十天内相继去世，直到今时今日案中案里最后的牺牲者还是警察。一幕幕由痛苦、失望、冤枉而引发的悲剧在上演，一些平常人最多大哭一场了事的缘由，让很多警察选择了结束生命的不归路。他们究竟是钢铁战士，还是内心柔弱的一群？

　　心理研究表明，在所有的应激性职业中，警察心理压力最大、心理障碍最多，属于高风险、高负荷、高强度的“三高 ”人员。广州和上海的两位治安民警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每天能看见的、听见的东西，一般人根本难以想象。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黑的白的正的反的，媒体能报道出来的只不过冰山一角。”而锻炼身体是他们最常用的排解渠道。

　　2001年9月4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一巡警在击毙挟持幼童的歹徒之后48小时内接受心理专家询问，是为全国首例。这个被评断为“心理素质好，事后应急状态与高适基本到位”的狙击手坦陈在任务中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就在同年，深圳警方共发生了5起警察在处置突发事件时开枪的个案，仅一例在事后接受了心理咨询。

　　被冷落的心理咨询热线

　　在种种压力没有渠道排解的情况下，脾气容易火爆、容易嗜酒嗜烟。张先生家住广州某著名国际社区里，他经常跟几位警务人员一起在社区打篮球，但警察球友浑身酒气、穿着Police制服就上场的情形他已经碰上了好几回。“这时候我挺担心他们的。”张先生说，“或者是他们的工作压力太大吧。”

　　2001年前后，全国范围内开始关注警察的心理健康问题，各地陆续建立了面向警察的心理咨询站和心理热线，全国九大警官学院的公安类专业中，也开设了相应的心理学课程。咨询站和热线的辅导人员通常由各个院校的心理系教授兼职。服务的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据了解，生活压力的倾诉要比工作压力多许多。

　　2002年12月，珠海警方成立了国内第一支较为系统的谈判专家队伍。今年上半年，南京警方的首批“谈判专家 ”也正式诞生。“谈判专家”又叫“心理咨询员”，和一般认为的有所不同，除了调解纠纷之外，他们的另一重要任务是为警察进行心理疏导。

　　2004年，公安部对在职民警进行一次心理健康普查，计划以地市级公安机关为单位，建立民警心理健康档案；在新警录用和公安院校招生中增加心理素质测试，有心理疾病和心理障碍的人员原则上不得录用、录取；力争3年内建立一支专业心理健康咨询员队伍。有趣的是，心理咨询热线经常遭遇“沉默”的尴尬。很多警察打入了电话，却难以启齿。在心理学家百般疏导下，最后还是选择挂上电话。“我认为要打心理热线来调节的人不适合干警察这一行。”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察这样说。他所在地区3年前就开设了相关心理服务内容，但即使在“非常郁闷”的时候，他跟身边的同事也只是互相聊聊天来调节心情。

　　缺席的心理咨询科

　　在中国的公安局，你能看见治安科却还看不见心理咨询科。作为国家的执法机关，警察在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同时，自身难以享受到相应的心理补偿。

　　2003年公安部向全国发出通知：“各级公安机关特别是领导同志切实把关心、爱护民警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探索尝试，逐步建立起公安民警心理健康医疗制度，使他们能够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当中。”刚刚起步的心理咨询站和心理热线制度更趋向于对应这个通知的探索式关怀。

　　香港有专门的“压力管理”机制，香港《警察通例》明确规定：凡是警员在执法公务中受到刺激、或受到压力的冲击，如开枪，或击伤、击毙人犯，或身处险境而未受伤害等等，都必须在事后咨询心理医生，以确认是否心理正常，并运用科学方法排解心中的焦虑和障碍。自设立心理服务组以来，香港警队中精神有异常仍持枪执行公务的警察被及时诊断出来，获得了及时援助，自杀率、事故率大幅度降低。而广东省的警务心理热线今年才刚刚开通，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条热线，广东警官学院的很多教授需要轮流去那里提供兼职服务。

　　问题还不仅如此，在心理服务机制失位的背后，是学科化的心理研究缺失和制度化的心理管理失位。作为曾亲身参与过咨询热线服务的教授、北京大学心理系博士生导师钱冰怡认为：目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警察部门都设有专门心理服务机构，以培养和训练警察更好地适应本职工作，高效率地履行其职责，解决因压力导致的各种心理性疾病。国内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钱教授呼吁：“警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意味着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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