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聚焦中国今天的警察职业

　　“我宣誓：我志愿做一名人民警察。我保证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守纪律，保守秘密；公正执法，清正廉洁；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警察誓词

　　警察这一职业从未像今天这样饱受争议。

　　人民不可能没有警察，但事实是，中国现有人口13亿，却只有警察160万名，中国以平均每万人12名警察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警力，应对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五个犯罪高峰。

　　警力不足、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传统户籍制度的名存实亡、社会转型期利益冲突的加剧、社会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对原有社会体系的认同减弱、新价值观念尚未形成、法制约束力还未能完善、自然环境的恶化和自然灾难的产生……所有这些，都令警察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

　　警察这一职业易于辨认，便于攻击，容易导致敌意，却不容易获得满意。某种程度上，警察成了转型期民众不满情绪的重要出口与代政府受过的替罪羔羊。警民关系交恶，固然有警风粗暴腐败横行之原因，民众素质低下、有法不依或法治意识淡薄亦难辞其咎、不可推诿。

　　不再是《今天我休息》中对警察的理想化描绘，也去除了“好警察坏警察”辩论中的妖魔化趋向，同样要吃饭穿衣生儿育女，同样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警察应该也终要被还原成一种人群、一种职业。(图—马岭/新周刊)

　　文/陈旧"46年前上海的一个星期天，忙碌了一周　　的人们，在充分享受着假日带给他们的快乐,而人民警察马天明值了一夜班后，在第二天休息日里，还在忙碌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六十年代的电影《今天我休息》中马天明的饰演者仲星火这么讲述这部当年使他名噪一时的电影的故事结构。他承认，他的成名，“完全因为观众将对人民警察的深厚感情转移到对我的个人喜爱之上”。

　　“我们现在所做的，只会比那时多，不会比那时少。”今年33岁但已从事警务工作14年的广州经济犯罪侦查民警符气龙说。他现在手里有十几宗案子，每天都要加班，无暇照顾只有2个月大的女儿。有调查显示，中国一线民警平均每天工作11至15个小时，平均3周才能休息一天。“当了一辈子警察，干了两辈子事，得罪了三辈子人。累了身子，误了孩子，苦了妻子”，这是9城市10警种调查中听到最多的抱怨之词。结果仍换来市民的不理解与不尊重——尤其在经历了广州孙志刚案、河北聂树斌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胥敬祥案和成都火车站警匪勾结案之后，警察的职业声望跌入谷底。

　　中国现有人口13亿，却只有警察160万名，平均每万人12名警察的警力配置仅仅是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统计表明，中国正以这样的警力，应对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五个犯罪高峰。而此高峰远非彼高峰。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涌来并持续到现在的第五次犯罪高峰，发案率上升到80年代前半期的8倍！

　　警力不足固然是犯罪率高企的一个重要诱因。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传统户籍制度的名存实亡、社会转型期利益冲突的加剧、社会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对原有制度体系的认同减弱、新价值观念尚未形成、约束力还未能强大、自然环境的恶化和自然灾难的产生等等都令警察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当年《今天我休息》的外景拍摄地上海徐家汇低矮的棚屋已成为鳞次栉比的CBD商圈，正如犯罪学家谢莉·路易丝说的，“犯罪已成为现代化方面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代价之一”。

　　好警察坏警察

　　太原警察打死警察案曝光后，太原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史水鸿说，个人修养不够和一时的激情犯罪导致了好警察打死另一个好警察的悲剧，有网民评论说，好警察都动不动打死人，那坏警察该怎样？

　　“大多数治安问题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治安恶化不能只归咎为某一个部门的工作，或者只归咎为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蔡立辉说。他举例说，警察这一职业在刑事诉讼中承载了太重的正义责任。维护社会安定、实现正义，这确是警察的主要任务，但这并不仅仅是警察的任务。在一些冤假错案中，起诉、审判程序并没有发挥应有功能，可是，板子最终却大都打在了警察身上。

　　警察是否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和被赋予了太高的职业要求？“让人民满意”、“命案必破”的承诺是否理性？在中国大多数地方，提高限期破案率和逮捕率、降低犯罪率仍然是考勤的最重要指标。“单纯从数字上求高,并不会解决实际问题，相反还会掩盖或者引发新的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说。

　　重重压力之下，理性的办案活动最后被种种非理性的数据、限期令和市民呼声所影响，办案者首先要让领导满意，其次是让百姓顺心，至于查明真相，倒可能是等而次之的任务。如此潜规则之下，湖北佘祥林案的发生一点都不奇怪。2005 年1月17日，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吕卓在向外界公布四川省破案率达39%后表示，这个数字“基本上接近真实水平”。

　　警察是否拥有太大的执法权、太少的监督机制和太不规范的责任追究制度？国际范围内，警察的滥用暴力都是令市民不满令执政者头疼的大难题之一。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曾建议行政警察与司法警察应当分立，警察行政职权与警察刑事职权由不同的警察机关行使。他认为，警察行政职权与警察刑事职权由同一个机关行使，就会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孙志刚案就是典型的例子，该案曝光之后，网民一片愤怒，泪水“一夜之间洒满了互联网”。后来该案民警被法办，收容站被撤消，这一事件严重打击了广州警察的士气。孙案处理之后的2004年，广州小额侵财案件升幅超过20%。广州市公安局局长朱穗生不得不承认，“受法律滞后、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这些轻微违法犯罪行为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遏制，警方目前的执法手段也不足以给他们更大的震慑。”

　　警察潜规则

　　提到中国治安，不能不提中国的火车站。在各大城市，这是公安局长最头疼的区域与小偷骗子们最热爱的乐土。更离谱的是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察与小偷长期勾结，伙同盗窃乘客钱财，目前受到查处，约50名警察涉案，其中已有11人被捕，15名小偷被抓。

　　有趣的是，这样一个车站，在此案最猖獗的两年内，四川省纠风办和成铁局的一次调查中，旅客满意率达92.7% ；在成铁局出台整改措施以后，群众满意率达90%以上。这两个数据甚至比案件被查以后的85%还要高。

　　“毫不夸张地说，在成都火车站，这些警察被抓以前的一段时间，警察和小偷已经成功地造就了一个特殊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核心圈层是肆意妄为的小偷，紧密层是收取保护费的警察，最松散无助的边缘层才是每日里成千上万的流动乘客。这是一个稳定而又脆弱的生态圈，因为掌握公权力的警察已经与小偷达成默契，所以稳定。”《燕赵都市报》5月23日署名涂涂的文章评论说。

　　类似警匪勾结的潜规则在警力相对松弛的他城火车站、城中村与城市结合部并不鲜见。山东警察学院法学专家刘霞一针见血地指出：私售“公权力”换取私利，“体制内”的事到“体制外”解决是这些问题出现的实质。

　　在某些城市的城中村，各村自行组建的护村队或治安队等联防性质的保安队伍实际上承担了警察治理公共安全的职能。村治保会主任由村民选举产生，警方没有任免权。在这种公权力行使缺乏有效监督之下的权力真空地带，黑社会性质势力的蓬勃难以避免。

　　警察之累

　　电影《寻枪》里的警察马山丢了枪，第一时间跑去向派出所所长报告，偏巧所长不在，他就对着空椅子汇报丢枪经过。导演陆川说：“这是典型中国当代制度培养出的好警察的样子，谨小慎微、服从纪律。马山是时下承担着较重压力，为生活奔波、焦虑的中国中年男子代表，职业刚好是个警察，因此精神负担更重些。”

　　2004年5月中旬，福建省警方对厦门、三明两市的245名民警进行心理健康测查，发现有半数以上的民警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其中大部分表现为亚健康心理状态。

　　警力不足过度劳累是最主要的原因。上海人口1700万，警察总人数4万名，山东省9100多万人口，全省警力共有8万多，在广州，三元里一个派出所要负责20多万人的治安管理；河北省永年县临关镇派出所辖区有12.6万人口，却只有10名民警；在广西，有88个派出所仅有两名甚至一名警察。

　　其次是压力巨大，主要压力来自上级、公众与舆论。让基层民警最头疼的非警务工作来自传统“条块”管理体制：上级公安机关要求他们对群众“有求必应”，而地方政府只把警察当作看家护院的“治民工具”。新疆某县在调整产业结构时，为实现养奶牛9000头的指标，给公安局下达了养40头牛的任务。

　　来自公众的不信任与不理解显然更令他们痛心：在培养后辈学员的广东警官学院，年轻的小伙子们对于社会上警察的一些负面评价，感觉到委屈。“我看到的警察都挺和善的。”来自湛江的小伙子讲述他自己的经历。有一对夫妻吵架打110 ，他到场之后那对夫妻却说：“我们两夫妻吵架，关你什么事。”工作做不好，别人投诉、领导批评还有家庭的压力。“我觉得警嫂跟军嫂一样伟大。”今年才21岁，还没有女朋友的小伙子这样说道。

　　待遇与付出不成正比。今年1月初，湖南株洲刑警何松林结伙持枪抢劫三陪小姐时被抓获。提审中，何松林多次表示 “待遇太差”。在中国内地，警察经费至今没有列入政府财政预算，警察业务建设和基建经费要向财政专项申请，批不批，批多少的随意性很大，且警察机关实际经费开支远比财政拨款大，资金缺口方面，要靠警察机关自己“创收”来填补。

　　“警察自己收钱养活自己，严格执法、热情服务怎么能保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王太元教授质疑道。

　　不再是《今天我休息》中对警察的理想化描绘，去除了“好警察坏警察”辩论中的妖魔化趋向，警察应该也终要被还原成一种职业、一种人群。也要吃饭穿衣生儿育女，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警察也是人”，37岁的广州法警熊先生说。

　　重要的是警察不再是“叔叔”以后，这个群体在人们心中是否仍然拥有着“维护安全，服务公众”的形象；重要的是在“警察叔叔”成为历史的同时，几乎每一个社会群体的道德形象都在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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