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学者为达成历史共识合编教科书

黑龙江省社科院王希亮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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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杂志执行主编荣维木

韩国东亚大学教授尹辉铎

　　新闻会客厅播出节目《中日韩三国学者合编历史读本》，以下为节目内容。

　　会客厅：介绍一下参与编纂的编委，韩国东亚大学的教授尹辉铎，黑龙江省社科院的王希亮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的执行主编荣维木。为什么需要有一本统一的书讲一样的内容，分别在三个国家发行？

　　尹辉铎：在东南亚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就是中日韩这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经常会发生一些很微妙的矛盾和变化，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为了中日韩三国能够互相合作，因此我们中日韩三国学者们聚集一堂，主要目的是让这三个国家的国民，能够对历史达成一个共同的认识。

　　会客厅：到目前为止，三个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很多不一样的内容，要变成统一内容，是不是挺难？

　　王希亮：是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我们的三国的民间学者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在历史观问题上或者在战争观问题上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能不能达到，当初说心里话，我们也没有底，至少我是没有底，但是经过三年的苦斗，终于拿出了这么一个东西，至少我觉得我还是满意的。

　　会客厅：这本书出版了，是一本中学的历史读物。荣先生据您了解，中、日、韩的中学生对历史的看法差别有多大？

　　荣维木：去年在韩国，有过一次中日韩三国中学生的夏令营，三国的孩子在一起，年龄相近，互相之间有亲近感，但彼此对于对方国家的历史了解并不是很深刻。比如说孩子在夏令营的时候，可以在一起玩，也有争论，韩国孩子和日本孩子就说，你们的竹岛就是我们的独岛，是我们的领土。夏令营里，韩方准备了T恤衫，画着东亚的地图，中国地图里把这个台湾这个地方忽略了，没有，中国的孩子马上非常敏锐地，就发现这个问题，就用钢笔、圆珠笔，就在自己的T恤衫上，再把台湾这个地方描上去。我想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彼此对于对方国家的情况和历史，恐怕这个了解是有差异的。

　　不仅三个国家的孩子们在对历史的认知上存在着差异，三个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也有很大的不同。韩国的教科书和中国一样，都是由国家组织编写制定的，而日本的教科书则是由各个出版社自行组织编撰，然后由文部科学省负责审定通过。体现在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表述上，中日韩三国的中学历史课本也不尽相同。

　　比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记述的部分，韩国教科书是这样写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掠夺物质资源还强制征用韩国人，强迫他们在矿山和工厂痛苦地劳动，并实施强行征用制和学徒支援兵制度。

　　中国教科书写道：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用枪炮和刺刀维持殖民统治。他们设立了宪兵、警察、法庭、监狱等镇压中国人民的机构，干尽坏事，任意逮捕中国居民，严刑审讯甚至残酷地杀害。

　　代表日本右翼思想的扶桑社新版教科书是这样写的：日本战争初期的胜利鼓舞了东南亚和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梦想与勇气。

　　日本宣布战争的目的是要自存自卫，把亚洲从欧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在日本文部科学省今年审定通过的8个版本的教科书中，扶桑社的教科书是经过修改最多的一个。但即便如此，审定后的教科书中多处否定历史、美化侵略的说法，仍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和周边国家国民的强烈愤慨。

　　三年前，也正是因为对日本教科书这种篡改历史倾向的不满，中日韩三国民间学者开始联合编撰共同的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尽管三国学者追寻历史真相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但仍免不了在对史实的描述和提法上存在着争议。那么，他们最终如何弥合分歧，达成对历史的共识呢？

　　会客厅：既然要共同编一本书，肯定会碰到很难回避的敏感问题。比如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到底有多少，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遇难人数认定是30万人，但这个数字日本是一直不认的，他们只认东京审判时提出的数字，即六个星期内，屠杀中国老百姓在南京有20万人以上。如果要编一本共同的书，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荣维木：这个问题就是在共同讨论的时候是有争议的，一开始中方比较坚持30万这个数字，因为30万这个数字，在中国来讲，它不仅是一个刻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上的，而且是一个符号，就表明日本在侵略战争期间，非常典型的一种暴行，在史书记载上，就是要用30万这个数字。在编写的过程中，最后就是形成了下面这个三组数字，一个19万，一个15万，一个20万，这个情况我觉得有一些原因，为什么没用30万这个数字？我们知道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这个问题，在日本是非常敏感的。在日本基本可以分成三种观点，一个就是他们被称作大屠杀派，就是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遇难的中国人非常多，在日本一般最高的数字是20万以上，这个数字来源是东京审判。还有少数派，就是说有屠杀事件，但是人数没有这么多，仅几万人、几千人；还有就是像右翼教科书里描述的，虚构派，即没有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

　　会客厅：编这个书的日本学者是属于哪一派？

　　荣维木：应该是在日本被称作大屠杀派的。他承认死难者至少这20万，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与我们共同合作的笠原十九司教授，他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通过研究，他认为是20万(以上)。笠原十九司本人由于提出这样的观点，在日本遭到右翼攻击，最后我们考虑这个数字要不要用30万，中方并没有坚持，但是理解上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南京审判提出了两组数字，一个是集体屠杀，就是19万，就是焚尸灭迹，慈善机构掩埋的是15万人，这两个数字是不是可以相加呢？可以有这种设想，当然了，这两组数字里边可能有部分的会重复，也可能有另外的理解，这样如果说30万也是可以的。

　　会客厅：如果一个中学生问您，到底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是多少呢？

　　王希亮：如果是中学生提出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个书里边已经很清晰地写出了，一个南京审判这个数字和东京审判这个数字，东京审判这个数字要注意，在最初的六周，在最初的六周期间屠杀了20万人以上，那么六周以后呢？这个数字没有统计，就是因为东京审判当时那个环境，当时那个条件，不可能派出大队人马进行调查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情况，六周以后事实上还是有屠杀。

　　会客厅：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一些朝鲜人和东北抗联一起并肩战斗，我们读到的是金日成将军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这本新编的书中有很多人物都参加了，韩国独立军，朝鲜人民军，东北抗联中的朝鲜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尹辉铎：应该说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当时有国统区，在国统区与国民党并肩作战的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其管辖之下还成立了军队，叫韩国光复军；与共产党携手并肩作战的还有朝鲜的团体，主要是朝鲜独立同盟，在它管辖之下的军队叫朝鲜义勇军，在中国的东北还有很多朝鲜人直接参与了抗日战争，与中国人民一起战斗，他们也为抗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与共产党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些领导人，他们后来在抗日战争以后回到朝鲜半岛，主要在北朝鲜成为建立朝鲜政权的主力；与国民党一起作战的这些独立人士后来在光复以后回到朝鲜半岛，成为建立大韩民国的主力军。

　　会客厅：中方的编委怎么想这个问题呢？

　　王希亮：首先应该说不能说和我们过去的我们传统的历史教科书不一样，只能说这个因为是东亚三国合编的这么一个历史读物，所以我们涵盖的内容更丰富，那就是说朝鲜人在抗日斗争中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内容就更丰富一些。

　　荣维木：在中国东北参加抗日的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有这么一些朝鲜人，或者说韩国人，确实，在过去我们的历史读物，特别就是教科书性质的书里面，没有这种描述，而现在有了这个描述，它既然是一个事实，我觉得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讲，它是一个增长知识的事情。

　　会客厅：王教授，您坚持说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把目光瞄向朝鲜和中国，但日方不同意，希望说成首先把目光瞄向朝鲜，然后瞄向中国，但最后书中运用的语句是把目光瞄向了朝鲜和中国台湾，这中间有什么差别吗？

　　王希亮：这个题板的第三是修改稿，第二是日方学者提出的意见，第四是这个书最后的定稿。这个当初因为这个执笔是我搞的，我也没有在意他能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把侵略锋芒指向了朝鲜和中国，当时他讲的，应该首先是朝鲜，然后是中国。从这个历史真实来讲，是它先入侵朝鲜，然后再入侵中国，但是我觉得，用汉语来表示，朝鲜和中国就有个先后，虽然有并列，但是还有先后，我为什么要坚持最后把这个改成第三稿。我就感觉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为什么要侵吞朝鲜，它是以朝鲜作为跳板，它的主要目标还是中国。那么如果我们强调首先把目光瞄向朝鲜，然后瞄向中国，我担心会引起我们青少年的误解，好像是一开始就是为了进攻朝鲜，就为了侵略朝鲜，然后它可能是私欲膨胀，或者是逐渐野心膨胀，又瞄向了中国。所以我当时坚持不愿意用当时日本学者用的首先、然后，我主张用第三。它是瞄向朝鲜，同时也瞄向中国台湾，最后定稿为瞄向海外，这个海外就含糊了，瞄向海外就是比较含糊了，但是读者，我们的青少年一看也都明白，因为后边还有一个不久就对清朝发动了战争。

　　会客厅：据说你们当时跟日本学者有争议，你们希望在表述日本天皇的时候，说日王，而他们坚持称为天皇，最后争论的结果怎么样？

　　尹辉铎：在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中，一般不称为天皇，而是称为日王，这体现出韩国人对日本的这种想法和感情。天皇这个词是日本在17世纪的时候开始使用的。天皇实际上有着很深的含义，是指天上最高的神。特别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韩国、对中国，以及对东南亚地区进行了侵略，给亚洲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在我们韩国人的心中，对天皇这个词持否定的一个态度。如果要是用天皇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往往就否定了日本在天皇的领导下对其他国家的这种侵略，对他们残酷的殖民地统治以及所发动的残酷战争，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一种合法的说法。因此我们就像称英国的国王为英王一样，我们管日本的天皇就叫做日王，我觉得这样反而客观一些。但在这本历史读本的韩文版中，我们依旧使用了天皇。因为日本参与的学者要求我们这样用，我们尽量理解对方学者的立场，从宽容的角度来理解他们。

　　会客厅：但这三本书还是有细微的不一样，在中文版上，132页，六五大隧道惨案，发生在重庆的大轰炸由于持续很长时间，结果1200个老百姓在隧道里被闷死了，这里有一张照片。韩国版上也有同样一张照片，只是图片小了一点，排版上有一点差别。而日文版同样章节的内容当中，虽然说到轰炸，但是照片不见了，为什么？

　　荣维木：肯定是技术方面的原因。但我想补充说一下，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的时候，对于图片的引用非常慎重，书后都有图片出处。因为在日本，现在右翼史学家往往就从图片方面挑错，所以这个方面非常慎重。

　　王希亮：慎重再慎重。

　　会客厅：听说你们在编书过程中，几个国家的学者经常争执，为一个问题能开十几次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荣维木：应该是有的。最长的有一天开13个小时的会。我们为什么可以共同做这本书，有一个前提，史观应该一致，但由于是三个国家的学者共同编撰，三个国家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不同，审视历史的角度可能会有差异，一般来讲，无论是韩国的学者，中国的学者，日本的学者，在本国参与和教科书相关著书的话，他的对象是本国的青年读者。而这个读本的读者是面向三国的，这样表现出来就会有一些争执。

　　尹辉铎：我们韩方的执笔者自己也开会，从早到晚聚在一起，连续几天交换意见，非常辛苦。我们韩国男人大部分都要去服兵役，所以我们开玩笑说开会就是军队生活，就像服兵役那样辛苦。

　　会客厅：这本历史教科书的确给学生提供了新的视角，出版之后效果怎么样呢。

　　5月底，这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在韩国和日本先后发行，第一版的印量和中文版一样，都是2万册。其后几周，这本书在两国都出现了热销的场面。在韩国历史类畅销书中，这本书销量排名第一，而在日本，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社长梅田正己先生，则用“像着了火一样”来形容该书热卖的场景。

　　日本出版社社长梅田正己：“比如说从一个小书店来的订书电话吧，说“我们订了20册已经被迅速地抢购一空了，能不能再给我们来50册？”，还有的说“能不能让我们提前预定一部分书？”等等，这样的订购电话连续不断。这是事先没有想到的，我们第一次印刷的2万册书已经卖光了……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这就使得日本的民众很担心日本与中国、韩国等邻国的关系问题。这就是这本书畅销的背景之一。”

　　据了解，韩国、日本很快将加印和再版这本书。这本书的出版，为三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又一个解读历史的途径和视角。

　　日本学生：我和比我年龄更小的学生们，我们期待着树立目标，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挖掘历史的真相，这是我们的作业。

　　韩国中学生1：《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出版，终结了三国之间的历史纷争，希望今后三国能缔结良好的关系。

　　韩国中学生2：我想和日本、中国的朋友一起看。

　　会客厅：据说它在韩国，在日本卖得非常好。

　　尹辉铎：5月26日，我们韩国举行韩语版的首发式。在首发式上，韩国总统卢武铉通过录像进行了祝贺，青瓦台的宣传主席也亲自出席，而且给予很大的鼓励。

　　会客厅：这本书在中国作为课外读本，在韩国和日本是作为历史教科书参考书目，并不是孩子们必读的书目，出版之后会有多大作用呢？

　　尹辉铎：应该说这三个国家的学生要想了解对方国家历史的话，那么他应该找到相应的这三本书。我们这次出了这本共同历史书，我觉得是三国学生了解历史的一个契机。三国国民也应该敞开心扉，考虑对方的立场，经常见面、互相了解。这样的话，就有了达成历史共识的可能性。三国国民通过了解对方国家的历史，增进交流，消除以往的一些误解，就能以更宽容、理解的态度来对待彼此的国家。

　　会客厅：几个国家的历史学家一起达成统一的历史观，其实非常难，最后这本书出了，您是不是特别感慨？

　　王希亮：争论、争议是正常的，争议过程中实际上是三国学者的民族感和历史观冲撞的过程。每个学者最初都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我是中国人，我当然要维护我们的史观，日本人、韩国人都是这样的。经过冲撞才进行升华，初步达成了历史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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